策略
坚定的支援和明确的承诺，再佐以一个专责的总体组织来协助推翻最后的四十五个独裁政权，接下来便要讨论策略问题。
好比一句著名蓝调歌曲的歌词所言，地方民主人士士气往往已“长期低落到看起来反像是激昂”的地步了。他们奋斗的前景被截断了，尽管这并不是他们的错。在一九八六年，我看到匈牙利的民运人士除了设法要回他们的护照之外，已几乎没有策略可言。援助民运的工作人员，通常得协助地方的民运人士拓展视野，而不只局限在总是应付十万火急的迫切危机。（不过，外来援手的视野被地方民运人士所拓展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我们必须使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战胜暴君，民主将在独裁者奄奄一息的梦幻破灭后来到。鼓励地方民运人士和国际社会相信他们会赢得胜利，或许是支援民主最重要的要素，同时也是成功的民主策略发展绝对的先决要件。当目光短浅的暴君被惩戒后，我们必须询问地方民运人士想达成的目标，从而帮助他们。
事实上，海外民主促进人士，包括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人员及一些依约承办的工作人员，对那些必须肩负重任的地方民运人士的关注往往反应迟钝。但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是个显着的例外，他在东欧及东欧以外地区率先推展民主社会与民主统治的成就，足以使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的“开放社会机构”（Open Society Institute, OSI）相当成功地把领导当地民运的能力授予地方民运人士，他的观点是民主促进人士必须得“像创投资本家那样去思考”。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允许当地人来运作，再随时加以指导。一个富于经验的民主推动者，应懂得可以奏效的一般策略，且必须把经验之谈传授给地方民运人士。外来的援手（与出资者）也必须意识到他们不可能熟悉地方情势的琐事，而应当协助当地民运人士针对他们的特殊局势制定一连贯的策略。换言之，民主促进人士必须尊重他的地方民运伙伴，听从他们在熟练事务上的意见。只有互相支援与商议，才能成功的指挥这场民主之战。
外来的援手应该特别注意，勿把个别人士视为民主斗士的化身。那些被神圣化的人，往往并非他们所显现的那样。当然，个别人士可做为重要的象征。例如在缅甸，翁山苏姬就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政治价值，这不单只因为她是经民选又被军方罢黜之故。然而把民主的重任由一个受人爱戴的人物承担，就给了独裁者一个单一目标，首脑一旦被铲除，反对势力便将衰颓。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有一个大规模的前线，来动员一个群众不安的社会，起而对抗独裁者与那支援独裁的体系。整体策略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同时民主促进人士应让那“自负又性情激烈的人”明白，国际援助是用在铲除独裁者的行动上，而非用来赞助他们妆点门面和进行内斗的。
资金与地方的投入
缺乏紧密一致的策略，资源的运用便无法完全发挥效力；好的策略未被赋予充足的资金，特别是在危急的时刻，也将注定失败。需要资金时却得不到援助，从而错失良机，这类事太常发生了。正如开放社会机构华盛顿分会原负责人约翰．福克斯（John Fox，为政府中富有经验的民运家）最近告诉我的：“四周之内获得十万美元的资助更胜于一年一百万美元的资助。”（注3）在第一线的民运人士必须能够在时机一到就抓住机会，不能被欠缺资金的瓶颈所耽误。美国和那些希望有效支援民主运动的国家，必须有高效率的流程，以允许迅速的周转来因应有需求的援助。负责推行民主的副国务卿，最好有权快速签署对应方案。驻外大使和大使馆的民主事务官员们，更应有在合理限度内可便宜行事的资金。最为必要的是，要同意地方民运人士对需求的优先选择，而非要求那些需求来符合我们官僚政治的模式。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便是在这种方式的运作下，在辽阔的世界留下不可磨灭的公益团体足迹。
在一九九六到一九九七年的示威运动中，索罗斯在塞尔维亚的民主同仁马蒂克（Veran Matic）和他的团队意识到，一旦地方选举被落实，反对势力（如果不是种族独立的话）便会掌握大部分的市府资产与地方广播电台频道的控制权。马蒂克因此迅速策划了一个涵盖塞尔维亚大多数地区，与网际网路和卫星相连的广播网，在索罗斯应允资助二十万美元后（总资金的四分之一），福克斯偕同马蒂克闪电访问华府，福克斯要求美国政府提供同样二十万美元的资金。有了这些资金，再加上从英国与荷兰获得的等额资助，以及当米洛塞维奇试图关闭这个广播网时，来自欧洲国家坚定的外交支援，在不到六个月内，一个最后拥有三十六个广播站的ANEW新生广播网就开办了。然而，当时美国政府的民主程序表里并未将塞尔维亚放进来，负责欧洲与加拿大事务的前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还在星期天与米洛塞维奇高调地共进早午餐，米氏那时被视为确保该地区稳定的人。美国政府对媒体的支援，包括长期对新闻记者的培训项目，也与当地媒体的实际情况大不相关。
当地方民运人士要为其示威和活动筹措资金时，一般都遭遇了官僚作风，陷于摇尾乞怜的窘境。要发起一个重要的行动，不单单只需仰赖无所不在的国外培训，尽管一些事例已证明这种培训是有益的。这类行动最重要之处在于产生遍及各地的冲击，即使是一个由公民起而对抗政权、引人注目的非暴力行动。这种行动需要有足够的现金来购买行动电话、电脑、印刷设备、租用办公室、支付交通费用、租用音响器材、播音系统与货车，同时还需备有所谓的可流通周转的款项。
亲临现场是确保纳税人的钱会用在推翻独裁者之预设目标上的一大要素，这部分任务是由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和驻外使节们所达成的。譬如：派遣观察员，他们的所见所闻不但可帮助确立资金的用途与协调策略，对如何运用援助也能起到监督批评的作用。通常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初创基金被认定前景乐观后，政府会随之给予较长期的支援。开放社会机构有好几次就是以这种方式在东欧运作。遗憾的是，驻外使馆和“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往往是实际支援推翻独裁者的最大阻力。
另一个我们必须克服的认识障碍是，不情愿给予政党援助。除了瑞典和其他一些政党基金会曾提供若干援助外，对民主政党的直接援助是十分不足的。因这种援助并不总恰当（但什么形式的援助才算恰当？），舆论似乎也已根深柢固地认为它绝不恰当，但这推论显然绝非事实。不看实际情况就固执地认为援助政党是个坏主意，也是碍于官僚体系影响实效的另一例。鼓励政党联盟通常是个好办法，但这种鼓励必须出自一种评估，确定这么做对陷入问题的政权，能提供最有影响力的对手。协助政党的决定，也不应以援助是否超越了想像中的干涉内政的界线来评定。当政党对独裁政权构成最佳组织的反对势力时，民主国家就必须能够协助政党。“市民社会”固然很好，但民主国家最终还是需要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以及工会和独立的媒体。因此，在推翻独裁者这一阶段上帮助这些关键主力，对推翻独裁者的较长期计划与急迫性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支援与被支援双方都必须明白，一旦独裁者倒台，双方就不能再有这种特殊关系了。
在支援民主的阵营中，太多的资金被那些协助拨款的国家，或他们所雇用的顾问搁置着。这种现象在依约承办的组织中尤为显着，这些组织仰赖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拨款与类似的资助而生存。在多数情况下，这样子使得所资助的每一块钱的功效被削减了，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许多顾问，特别是那些短期的合约顾问，本着“一体适用”的心态着手处理事情，未能对被指派的支援工作有适切的体认。另一方面是，处理这种事情的机会成本相当高，特别是考虑到美元在世界多数地区所能发挥的极大效用。因此，分配给协助海外民主活动的款项仅有极少数可直接用来支付地方的优先事项。虽说目前这种方式在分类账上的责任依据可能看起来清楚些，但却已被证实是有效支援国外民主人士的一大障碍。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必须彻底改变目前的做法。在八○年代美国国际开发署成为注目焦点时，也仅是勉强从事一些针对民主的工作。从那以后，该机构设法把一般性发展工作贴上“民主”计划的标签，借此来弄点钱，而前文提到的用于促进民主的七亿美元款项，其用途定义又相当广泛。尽管美国国际开发署已承办一些地区性的创新而有成效的专案计划，且已培养一些一流的专家，但在关于推翻四十五个独裁国家的前线上却大都缺席，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多数这些国家中没有驻派使节。因此，领导与管理美国政府给予独裁国家的民运人士之资助必须要来自其他机构，且只有透过一个全新的、具体规划与有组织的运作，任务才能被正确执行。当今的布希政府也已认识到，有必要在美国国际开发署之外再设立一个机构，来管理新“千禧年挑战客户”的奖金计划，那是为了资助某些执政表现良好、尊重人权与市场经济之国家而设立的。一个好比是美国的“推翻专制独裁中心”也有必要设立，它可以是本书提议创立的“推动独裁转向民主国际中心”的美国搭档，且最好能先行设立，因要说服其他民主国家参，无疑需要花点时间。(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