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進來後的一個晚上，我們在露天走廊上聚餐。工業煙霧在白天已從城市的南邊散去，北京真實的地理特徵開始顯露出來：由於缺乏樹木和植被，這個沙漠化的城市晝夜溫差比較大。當太陽消失在鼓樓後的天際時，中午的炎熱已經從屋頂的瓦片散發掉，開始吹來習習的涼風。一隻蝙蝠（在中國被認為是吉祥物，與「福」字諧音）在走廊上飛來飛去；一群流浪貓受到爐台飄出的菜香和一隻發情母貓的吸引，聚集在屋頂上；牛排在烤架上「嘶嘶」作響，妻子擺弄著雞尾酒攪拌器，四周飄散著高級雪茄的香味，屋裏傳來陣陣約翰．麥克考馬克的愛爾蘭思鄉民謠。
列克斯（Rex），我的一位年輕朋友，正在喝酒。他沒事的時候，總喜歡打聽鄰居的隱私。當我問他是否喜歡這個聳立在屋頂上方、像個崗亭般的鼓樓時，他認為用「崗亭」這個詞來描述我們的鄰近再確切不過了；然後，他向前指出了五個清晰可見的軍事設施和院落，距離這裏不太遠。離我們最近的那個院子是屬於一位空軍將軍的，為了安全起見，這些院子沒有掛招牌，或者任何標誌。
在這裏，我們離中國權力的核心不遠，中國領導人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抗爭期間也很清楚地知道這一點。菊爾胡同附近的居民為這次抗爭提供了大量的後勤支援，每天都給抗議者送上食物和其他用品；同時，城市周邊的居民成功地阻止了軍隊一次又一次的行動（當和平請願失敗後，他們用能找到的任何東西築起障礙物以阻止軍隊的攻擊）。最後，中國領導人決定調用來自遙遠西部的少數民族軍隊鎮壓抗爭者－－那些農村小子在遭受北京政府多年的壓迫後，也許會樂於屠殺居住在大城市裏的、在他們眼中是富人階層的漢族人。
領導階層從天安門事件中吸取了教訓，那就是不能只信任其中某一支軍隊，而是要把來自不同軍種的特種兵、憲兵和軍官們組成小分隊，逐一滲透到北京周圍的軍事單位中去（尤其是位於二環路內的軍事單位），藉此保證有足夠的、永遠效忠當局的軍事力量對新出現的「威脅社會穩定」的事件進行鎮壓。
我剛搬進來時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居住在胡同裏，在中國商店裏購物，品嚐道地的菜餚，多麼有趣的事情呀！但是，我後來逐漸感覺到事情並不如我想像的輕鬆。戴著紅袖章的老太太隨時會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消息收集上報；警察會沿著巷子來回走動；我的電話裏總是有滴答聲。列克斯關於軍事設施的說法是正確的。每天清晨，我和妻子都會被駐紮在旁邊的解放軍士兵響亮的操練口號吵醒，那聲音就像石頭直接砸在窗戶上（你的生理時鐘不得不按照他們的習慣來設置，你甚至可以從軍隊的士氣猜出中國目前在國際上的地位，當美國的EP-3偵察機被扣留在海南島時，他們的喊聲充滿了喜悅，如狼般響亮）。我和列克斯對此感到好笑，並把他們稱為「混混」，但我們也明白，這是他們的世界，我們只不過是住在這兒罷了。
胡同的治安狀況非常好，街道打掃得很乾淨。士兵們起得很早，大聲宣示他們的存在，然後開始忙他們的事情。新鮮感過去後，我突然意識到，在每天的貧窮和嚴密控制下存在著某種陰謀，這令我不寒而慄，也使我對自己正在走的路感到懷疑，那是龍安志式的道路。無論龍安志在別人面前表現出多麼大的自主權，他仍然像別著紅袖章的老太太們一樣，是中國中央集權統治下的順民。在工作中，我開始走神；在討論中國事務時我甚至還會脫口而出「警察帝國」的字眼，彷彿患了圖雷特綜合症（編註：Tourette，一種精神疾病，主要表現為反覆抽搐，逐漸發展成吸氣、呼氣和不由自主地發聲，好觸碰他人並說些污言穢語。）為此我受到細微和善意的批評，但他們根本不應感受到打擾。我知道，在商業活動中不能貶低自己想要推銷的產品－－中國。
作為中國認可的朋友，在整個外國人圈子中，我不只一次聽到這樣相似的話：中國正在改變，我們要幫助中國取得進步，你要明白的是，她不僅是在經濟上得到增長，在政治上也正逐步向西方靠攏。當然，除了非政府組織成員，我們當中幾乎沒有人見過村民選舉大會，或者是其他一些櫥窗作秀的玩意。我多次聽說，在北京，派系之爭在進行著。在中國更替領導層之前（據說即將上台的胡錦濤是一個銳意改革者，並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首次和平政權移交，類似的傳言沒完沒了），統治並掌控中國的是江澤民，其次有能力與江抗衡的是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和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鵬。僑居那裏的外國人以私下詛咒李鵬為榮，對江澤民保持一種有分寸的尊敬，而對朱鎔基則大加讚賞。
朱鎔基不僅被認為精於算計、頭腦靈活（根據中國的政治標準），而且還被看作最廉潔的領導人。
唐．聖．皮埃爾（Don St. Pierre），這位脾氣暴躁的前北京吉普總裁曾經用一種恭敬的口氣告訴我（可能在轉述過程中有些添油加醋），朱鎔基如何通過打壓他的中國合資人拯救了他的企業；為什麼朱鎔基是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中國官員；他與朱鎔基一同旅行，一同接見各處地方官員的經歷；朱鎔基對中國官僚的腐敗深惡痛絕，朱鎔基曾經反問道：「對這些人我又能怎麼著呢？」
聽到這裏我沒有表態，我明白，朱鎔基在打擊官僚腐敗上絕不手軟；但同時我也知道，他在支援和擴充警察權力的態度上非常堅決：施行監視行動，鼓勵告密者和加快死刑判決的執行等。從朱鎔基深化經濟改革，進行技術革新和使中國貿易平衡等來看，他表面看來在某種程度上是親美的，但我懷疑他只是瞭解了美國企業的心理。在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中，他學會了如何玩弄美國的政治制度；對即將上台執政的態度強硬的布希總統班子，朱鎔基打的是「經濟牌」，那就是，通過引入歐洲、日本與美國競爭，從而威脅美國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利益占有率，直至促使美國商界同意遊說華府制訂更加有利於中國大陸的台灣政策。
我多次聽到江澤民「親美」的說法，稱他在任內致力於與美國保持睦鄰友好，並建立了戰略性夥伴關係。但美國大使館的軍事防禦分析家非常肯定地告訴我，根據江澤民在軍隊內部的會議談和發言顯示，江與李鵬一樣的反美。在我看來，江澤民與美國的夥伴關係更加具有諷刺意味：他感興趣的是中國與美國平起平坐，藉此在國民心目中提升中國的大國地位，並證明他統治的合法性。
（註：江澤民的一名前幕僚，在華盛頓的賓館裏向我述說了一個關於江澤民試圖在氣勢上壓倒反對派的可笑故事。在江上台後不久，他準備接見一個來自西方的小型商務代表團，那是他第一次接見這類團體。他對於如何給人一種強硬的、有信心的印象感到緊張，這種緊張的情緒也影響到他對該穿什麼樣衣服的考量。來自有前瞻性戰略眼光的上海幫系的江澤民，喜歡穿香港樣式的西服。但是像鄧小平這樣在中國權力至高無上的領導人卻沒有那麼多的講究，不管接見誰，都是一身中山裝。江在這方面顯得優柔寡斷。最後，他選擇了中山裝，但是卻在外面披了一件夾克。）
(待續)
轉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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