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进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在露天走廊上聚餐。工业烟雾在白天已从城市的南边散去，北京真实的地理特征开始显露出来：由于缺乏树木和植被，这个沙漠化的城市昼夜温差比较大。当太阳消失在鼓楼后的天际时，中午的炎热已经从屋顶的瓦片散发掉，开始吹来习习的凉风。一只蝙蝠（在中国被认为是吉祥物，与“福”字谐音）在走廊上飞来飞去；一群流浪猫受到炉台飘出的菜香和一只发情母猫的吸引，聚集在屋顶上；牛排在烤架上“嘶嘶”作响，妻子摆弄着鸡尾酒搅拌器，四周飘散着高级雪茄的香味，屋里传来阵阵约翰．麦克考马克的爱尔兰思乡民谣。
列克斯（Rex），我的一位年轻朋友，正在喝酒。他没事的时候，总喜欢打听邻居的隐私。当我问他是否喜欢这个耸立在屋顶上方、像个岗亭般的鼓楼时，他认为用“岗亭”这个词来描述我们的邻近再确切不过了；然后，他向前指出了五个清晰可见的军事设施和院落，距离这里不太远。离我们最近的那个院子是属于一位空军将军的，为了安全起见，这些院子没有挂招牌，或者任何标志。
在这里，我们离中国权力的核心不远，中国领导人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抗争期间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菊尔胡同附近的居民为这次抗争提供了大量的后勤支援，每天都给抗议者送上食物和其他用品；同时，城市周边的居民成功地阻止了军队一次又一次的行动（当和平请愿失败后，他们用能找到的任何东西筑起障碍物以阻止军队的攻击）。最后，中国领导人决定调用来自遥远西部的少数民族军队镇压抗争者－－那些农村小子在遭受北京政府多年的压迫后，也许会乐于屠杀居住在大城市里的、在他们眼中是富人阶层的汉族人。
领导阶层从天安门事件中吸取了教训，那就是不能只信任其中某一支军队，而是要把来自不同军种的特种兵、宪兵和军官们组成小分队，逐一渗透到北京周围的军事单位中去（尤其是位于二环路内的军事单位），借此保证有足够的、永远效忠当局的军事力量对新出现的“威胁社会稳定”的事件进行镇压。
我刚搬进来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居住在胡同里，在中国商店里购物，品尝道地的菜肴，多么有趣的事情呀！但是，我后来逐渐感觉到事情并不如我想像的轻松。戴着红袖章的老太太随时会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消息收集上报；警察会沿着巷子来回走动；我的电话里总是有滴答声。列克斯关于军事设施的说法是正确的。每天清晨，我和妻子都会被驻扎在旁边的解放军士兵响亮的操练口号吵醒，那声音就像石头直接砸在窗户上（你的生理时钟不得不按照他们的习惯来设置，你甚至可以从军队的士气猜出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当美国的EP-3侦察机被扣留在海南岛时，他们的喊声充满了喜悦，如狼般响亮）。我和列克斯对此感到好笑，并把他们称为“混混”，但我们也明白，这是他们的世界，我们只不过是住在这儿罢了。
胡同的治安状况非常好，街道打扫得很干净。士兵们起得很早，大声宣示他们的存在，然后开始忙他们的事情。新鲜感过去后，我突然意识到，在每天的贫穷和严密控制下存在着某种阴谋，这令我不寒而栗，也使我对自己正在走的路感到怀疑，那是龙安志式的道路。无论龙安志在别人面前表现出多么大的自主权，他仍然像别着红袖章的老太太们一样，是中国中央集权统治下的顺民。在工作中，我开始走神；在讨论中国事务时我甚至还会脱口而出“警察帝国”的字眼，仿佛患了图雷特综合症（编注：Tourette，一种精神疾病，主要表现为反复抽搐，逐渐发展成吸气、呼气和不由自主地发声，好触碰他人并说些污言秽语。）为此我受到细微和善意的批评，但他们根本不应感受到打扰。我知道，在商业活动中不能贬低自己想要推销的产品－－中国。
作为中国认可的朋友，在整个外国人圈子中，我不只一次听到这样相似的话：中国正在改变，我们要帮助中国取得进步，你要明白的是，她不仅是在经济上得到增长，在政治上也正逐步向西方靠拢。当然，除了非政府组织成员，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见过村民选举大会，或者是其他一些橱窗作秀的玩意。我多次听说，在北京，派系之争在进行着。在中国更替领导层之前（据说即将上台的胡锦涛是一个锐意改革者，并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和平政权移交，类似的传言没完没了），统治并掌控中国的是江泽民，其次有能力与江抗衡的是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侨居那里的外国人以私下诅咒李鹏为荣，对江泽民保持一种有分寸的尊敬，而对朱镕基则大加赞赏。
朱镕基不仅被认为精于算计、头脑灵活（根据中国的政治标准），而且还被看作最廉洁的领导人。
唐．圣．皮埃尔（Don St. Pierre），这位脾气暴躁的前北京吉普总裁曾经用一种恭敬的口气告诉我（可能在转述过程中有些添油加醋），朱镕基如何通过打压他的中国合资人拯救了他的企业；为什么朱镕基是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中国官员；他与朱镕基一同旅行，一同接见各处地方官员的经历；朱镕基对中国官僚的腐败深恶痛绝，朱镕基曾经反问道：“对这些人我又能怎么着呢？”
听到这里我没有表态，我明白，朱镕基在打击官僚腐败上绝不手软；但同时我也知道，他在支援和扩充警察权力的态度上非常坚决：施行监视行动，鼓励告密者和加快死刑判决的执行等。从朱镕基深化经济改革，进行技术革新和使中国贸易平衡等来看，他表面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是亲美的，但我怀疑他只是了解了美国企业的心理。在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他学会了如何玩弄美国的政治制度；对即将上台执政的态度强硬的布希总统班子，朱镕基打的是“经济牌”，那就是，通过引入欧洲、日本与美国竞争，从而威胁美国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利益占有率，直至促使美国商界同意游说华府制订更加有利于中国大陆的台湾政策。
我多次听到江泽民“亲美”的说法，称他在任内致力于与美国保持睦邻友好，并建立了战略性伙伴关系。但美国大使馆的军事防御分析家非常肯定地告诉我，根据江泽民在军队内部的会议谈和发言显示，江与李鹏一样的反美。在我看来，江泽民与美国的伙伴关系更加具有讽刺意味：他感兴趣的是中国与美国平起平坐，借此在国民心目中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并证明他统治的合法性。
（注：江泽民的一名前幕僚，在华盛顿的宾馆里向我述说了一个关于江泽民试图在气势上压倒反对派的可笑故事。在江上台后不久，他准备接见一个来自西方的小型商务代表团，那是他第一次接见这类团体。他对于如何给人一种强硬的、有信心的印象感到紧张，这种紧张的情绪也影响到他对该穿什么样衣服的考量。来自有前瞻性战略眼光的上海帮系的江泽民，喜欢穿香港样式的西服。但是像邓小平这样在中国权力至高无上的领导人却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不管接见谁，都是一身中山装。江在这方面显得优柔寡断。最后，他选择了中山装，但是却在外面披了一件夹克。）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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