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死亡的幽谷(10)关入监狱，押回学校

三、关入监狱，押回学校

我突然被关进监狱，思想上极端痛苦。这到底是为什么？按照党章规定上诉我的冤案有罪？党中央会容忍崔振杰用假材料来诬陷一个好人？这个困惑我是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才清醒过来——我看到刘少奇、贺龙等开国元勋被打成的“反党罪行”，诬陷他们的那种卑鄙的手段，同崔整我的手法非常相似。此时我才知道所谓的“党章”和“宪法”等于个零!

我和李恩章分别关押在两个牢房里。我这个牢房大约10多个平方，挤了10多个人，“床”是用门板打的通铺，上面什么都没有，夜里10多个人和衣挤在上面睡，门后面一个大尿桶，散发出一阵阵令人恶心的臭味。

囚犯们大都是北方人，身穿厚实的棉衣，唯有我这个南方的“囚犯”衣着单薄，冻得浑身发抖，夜里睡觉时，就往别人身上挤。囚犯们看我是个斯文人很可怜我，一位年纪较大的囚犯主动向民警反映说，刚来的那个年轻人冷得受不住了，你们应该想个办法。此时，一位好心的看守借给我了一件旧的军大衣，这才救了我的急。

监狱里的早餐，每人只喝两碗包谷粥，中午每人发一个拳头大的包谷窝窝头，一碗包谷粥，晚饭和午饭一样，这是我生来第一次坐牢房，而且坐的是共产党的牢房。我在这里才真正感受到“自由”二字的可贵，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饥寒交迫”，什么叫“度日如年”。

牢房里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他也是刚进来的，思想包袱极重，愁得不想吃饭。他见我也像个干部的样子，因此我俩尚能沟通。每次开饭时他把他那个窝窝头分一半给我吃，我对他感激不已。

犯人们不时被叫去审问，这段时间，我被提审过两次，每次我都喊冤叫屈，慷慨陈述崔振杰的卑劣行径，此时我已横下心来，即使我的冤案平不了反，我也要把那些卑鄙恶毒见不得人的丑事讲给每一人个听。

审讯员听了我的陈述后，每次都沉默不语（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根本不敢再喊冤，那是后话），以后再也不提审我了。

这里的犯人中，有时有的转走了，有时又有新的犯人进来，看来这里是个临时关押所。

犯人成分很复杂，都是些拘留待审的人，很难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有的人垂头丧气一言不发，有的人焦急万分好像在等待什么，有的满腹牢骚破口大骂。我突然被关进这个牢房里，精神上极端痛苦，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尽管我蒙受着天大的冤屈，但毕竟我是从小跟着共产党长大的对党的感情极深，认定党始终是光荣的，正确的，那时候即使是把我拉出去枪毙，我也要高呼共产党毛主席万岁。

我自己安慰自己，坚信党总有一天会给我平反。我决不相信共产党就是崔振杰这个样子的党，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要经得起党对我的考验，在思想上决不能把自己和牢房里那些人划等号，当我听到有人骂共产党的坏话，感到很刺耳，我本能地从思想上开导身边的“难友”们。

有一天放风时，我在院子里拣了一个铁钉，拿回囚室在墙壁上刻写了“天日昭昭”四个字，我每天都刻划着这四个字，把这四个字刻划得又深又宽。

3月8日，我在北京西城公安分局被关押的第八天。黄昏时分，看守人员突然喊我和李恩章的名字，我们两人跟着看守来到办公室。一看，完全明白了，单位派了王正康、刘承正前来押解我们回重庆。他们办好了一切手续之后，来提取我们两个“犯人”一起回重庆。

当晚九点，我们登上了北京去重庆的火车。

3月11日早上8点10分到达重庆火车站，下车后，立即被押回学校。

我和李恩章赴京告状，轰动了全校，成为了重庆地区“右派”不服罪的一个典型事例。

我们被押回学校后，崔振杰和他的那些打手们兴奋极了，得意洋洋地说：“王开泰和李恩章的案子是党中央同意的。”

崔振杰公开亮出中央纪委拍给单位的“此案不予受理”的电报，对李恩章说：“你历次上诉的材料都原封不动地转到我手里来了。”

另外，当我和李恩章秘密去北京告状后，崔立即把李恩章的爱人王凤鸣拉出来批斗，然后派人把她押送到收容所。当时王凤鸣还是个哺乳婴儿的母亲，收容所有良心的工作人员坚决不同意“收容”王凤鸣，王凤鸣才逃过牢狱之灾。

我们受到了更严厉的监控，在“监督劳动”中等待更悲惨的命运到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