笫四节：柳暗花明(5)
他的威信越增加，越潜藏着危险，改革开放预设了事业者葬身的坟墓。
在引进外籍技工的问题上，便爆发了他同反对者之间的第一次公开较量。当第一个批量越野车将近完工后，他亲自同我一道检查了这些“产品”。结果发现，制作样车出现的几个主要毛病仍然没有改观。连续的跟班观察，使他体会到国有企业，习染多年的旧习，牢牢缠着工厂。他看到工人们并不是干不好，而是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作祟。
“干不干，一月一百半”这是工人的口头禅。“亏损又怎么样，国家还能不拿饭钱给我们？扭亏又怎样，再卖命工资卡上不会给你升一分钱。工资是政策规定死了的东西，扭不扭亏还不都一样。”年纪稍长的工人这么说。“工厂条件就这么差，那能保证出好车呀！”年轻的工人总是这样替自己的粗制滥造作辩护：“李厂长，一个月就只发这么一双手套，我们的手都要冒烟了，眼睛天天流泪，这样恶劣的劳动条件，我们也是人，要不李厂长你也来同我们一道玩两下。”调皮工人的挑衅使他无话可说，他看了看蹬在那里磨磨蹬蹬的工人心里别说有多么焦急。
当他回到办公室看到保定汽车厂为他寄来的“太空”车照片时，想到别人为什么会做出那么好的车身？于是他千里迢迢亲赴保定汽车厂实地考查，考查结果告诉他，保定汽车厂从浙江引进了一批钣金工和油漆工在那里“大显身手”。他们拿的是计件报酬，做一台车得一台车的工钱，要想多拿钱回家，只有靠自己尽量多干活干好活，否则解雇走人。
于是他从那里以高报酬招聘了几名浙江工人，经过实地的操作，从农村里出来经过几年严酷训练摔打的“雇用”工人，无论在技术水平和吃苦耐劳，工效等方面都是本厂工人无法企及的。
在党政工联席会议上，他第一次提出引进外籍工人的主张。同时将那些只会在操作工地上散布消极情绪的人，就地“挂”起来送劳人科“待业培训”，待业期只发给生活费。他的建议一出口，联席会便“沉默”了，既不热烈同意也没有反对意见。
可他没想到第二天就在那简陋食堂，他按平时的规矩，中午去吃饭时，那里已围了一大圈老职工和他们的家属。见到他以后，人们七嘴八舌向他发问，“你准备把工人送到劳人科去究竟怎么处置？”“谁给你的权力把本厂的工人的饭碗拿给外厂工人去吃？你究竟拿了好多钱给外厂的人，他们给你分了几成的回扣？”叫声越来越高，责骂越来越难听。
在经历了这么一场谩骂和声讨后，晚上，他独自睡在床上反思，难道，党政工联席会上，有这种号召力极强的与他貌合神离的“领导”背地与他作对？他们是谁呢？在这种孤掌难鸣的压力下，他不得不把这个本来只需厂长取舍的人事任用权，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职代会召开讨论表决，引进外籍人虽勉强“通过”。但引进来的人报酬，却要与本厂工人拉平。而对本厂子弟送劳人科“挂”起来培训的意见，则被全体与会者否定了。吸引外籍工人的“高报酬”既被取消，应聘来的外籍工人只好打道回府，李伦第一次尝到凭他的直觉和需要办不了任何事。
眼看引进外籍人就要搁浅，他仍不甘心，晚上同几个到他住所来“聊天”的“智囊团”成员交谈，把这个问题提交他们讨论。有人向他竭力主张推行计件工资制，使有能力多做事的人可以得到较高的报酬，这本身是天经地义的，这种合理办法，可以留住从保定召来的工人，他立刻采纳。外籍工人算留下了。
经过一年努力，到了1989年底，产品结构终于改变过来，原来生产的农用车交给了大集体去做，主厂全力以赴加大越野车和小客车的投入。过道上停塞的农用车开始渐渐疏减，年底由财务科公布连续两年的亏损终于止住。
然而财务科放出空气，说这全是把工厂亏损的利息挂起来不计的结果，如果过去亏损仍然算在工厂的头上，那么到了1988年年底，依然亏损上千万。
李伦有何德能，还不是靠政府政策的挽救？李伦心中明白，自己的事业才刚刚开始，要彻底改变这家工厂的面貌，要让农汽厂在政府部门购置专用车的潮流中“存活”下来，还要付出很大努力。
专用车生产已成定局，根据他的提议，农用汽车厂正式更名为重庆专用汽车制造厂。不知内情的媒体，各大报社的记者们，又在中共负责宣传产品的官员指派下，从新来专汽厂对李伦个人进行专访，并且像两年前捧杀李友的老方法，对李伦进行吹捧，要他讲一年多来止住亏损的治厂经验。
不过李伦毕竟比李友聪明得多了，他知道记者的宣传，不过把自己扮演成中共玩弄的木偶，木偶那能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更何况虽然第一仗他打赢了，工厂要真正站起来走出困境，还有一段极其艰难的路。
但是他毕竟是“事业家”，他同他的几个“左右手”商议以后，第二年的第一步，要在全厂所有工种推行计件工资，用按劳动件数付酬替代计时工资。
此外还用划小核算单位到班组，来迫使工厂的每一个库房，每一个班组建立成本意识。同时还要破除工厂的原来用工制度，不拘一格吸收有志为厂兴旺的有志之士，以改造工厂管理层的素质。用建立第三产业消化那些平时不做工，专门发布“快讯”的人员……
一大堆的改革方案，仗着当时邓小平的“体制改革”为依据，他准备一试自己的“身手”。(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