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遭逢绝境的农汽厂(4)
1985年底，五十六户人家忙着搬家，在第一轮竞争中没有分到房子的职工，继续地围住分房领导小组的几个头，一面吵骂着，一面等到旧房子的再分配。王泉既然已占了房子便学着李友躲起来了，当然，无论是李友还是王泉，在工厂那一个角落都会听到满街对他们的责骂。
他们只能把自己的房门关紧，只当什么都没听见。三十晚上，围炉吃年饭的农汽厂职工没有几家没在诅咒，他们把无钱过年，无房可迁的罪过。一股脑儿地倾泻给老同学，以及与他并驾齐驱着农汽厂的同僚们。
然而在我的记忆里，自回到重庆，没有比此时更冷的冬天了，当时对于我来说最最重要的便是一塌之地，我没有老同学的福气，也不存在他那种有了房子还要图更好房子的贪婪侈望，看到工厂如此糟，我只求一间干燥一点的旧房子便心满意足了。同这个工厂的工人们相比，我可是连旧房都没有一间啊！
晚上我睡在那充满霉气的危房里，望着头顶上那已经折断，随时都可能垮塌下来的房梁，眼前浮现出全厂争夺五十六套新房子的那乱劲，想到倘如在这一次旧房大调整中，再不争得一间旧房子，我就可能流落街头了。
何况我的这位老同学还在各种会议上一再宣称，本次分房向知识分子倾斜。第二天，我带着这个理由到分房领导小组去，请他们在旧房调整中给我考虑一间旧房。得到王泉的答复令我感到宽慰，他说：“你尽管放心，我们一定会按规定处理好你提出的要求，使你满意。”
可惜，我完全没有料到这个答复，夹杂着奸意。十天以后，在公布旧房调整名单时，满有把握的我竟没有看到我的名字，开始我还不相信我的眼睛，从头到尾再看了一遍，依然没有我的名字。周围的工人看见我焦急的样子，有人给我打抱不平，他们都因为亲眼目睹，每天清晨我驭着儿子上班的那种狼狈像。
于是我第二次跨进了分房领导小组的大门，王泉不在，大概他又避风头去了，接待大家的是劳人科的崔科长，听到我的责问以后，他翻着白眼回答道，“你进厂时不是亲自写过不要住房吗？怎么，亲笔的诺言不算数？”
这一下子我完全明白了，我的住房问题是老同学和马兵商量好了的整人行为。否则这崔科长怎么歪曲我进厂时的本意？甚至还专门查了我进厂时的档案。我回答他：“当时由于李友说，暂时没有住房给你，等以后有条件时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种放弃住房作为进厂先决条件的承诺，永远不能曲解为在工厂有房时，我也不要。我一个落实政策的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你工厂有房时不给我，是承心给我为难吧？再说，你可以把我进厂时填写的东西拿出来公开吗？”
这么一逼，“吹”科长开始那轻蔑态度收敛了，推说道：“我也是执行上面的意思，至于你填的表根本是不可能拿出来公开的，那可是在你进厂随调的档案里存放的。”看来我给市委写的信，确实给我带来了麻烦。
我现在才体会到了什么叫“收拾人”，什么叫软打整。比起不动声色的老同学，比起年轻气盛的马兵，我远远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事情既已经弄到这一步，我就只能迎战了。于是我准备立即进城去市政府信访办公室找张文澄。
但又一想，落实政策我已经麻烦过他了，他当时毫不犹豫的给我开介绍信，给我调动开绿灯。现在又接而连三地为我个人的住房，再去找他，于情理上显得过分，虽然同是右派，我不能为个人问题再给他出难题，何况我们素无交往，仅凭都是同一运动的受害者这点同病相怜之情。如此一斟酌，我便踌躇起来。
想到已经和老同学闹翻，我给市委写的检举材料还捏在马兵手里，倒不如把脸撕破，用二车间那王，周两位女将的办法，兴许还可以奏效。何况在住房问题上我是无房者，再不力争，我可是真要露宿街头了。而老同学却是高档房的利益占有者，我撕破脸闹起来他肯定会心虚。
我决定去找他，然而一连几天老同学好像驾了土遁，从农用汽车厂消失了。每天办公室里见不到他，夜晚去敲他那铁门，没有丝毫回应，邻居说“李厂长从那铁门的猫眼上就可看清来人，看来他躲起来了。”
我不得不写了一封挂号信，交到了重庆市政府，一个月以后，区政协主席张××亲自来到了农汽厂，对厂里的住房分配进行“专题调查”。预先他就给厂工会打了一个电话，询问到我的住房，希望他们妥善的处理。张主席的到厂触动了工厂的神经，出来挡驾的是工会主席向云。(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