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地狱里的火炬
1974年，林扯高以主管干事的“头衔”，重新回到了农六队，与何庆云一道，对六队的几个重点政治犯进行“严格管理”。
林扯高这一次“卷土重来”，还真有不少“进步”。也许在经过了一阵“折腾”后，他获得了一些经验教训。这次回来，他已将过去那种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嘴脸收敛许多。
他集中精力，将矛头对准“思想犯”，想从这里捞到政治资本，实现他卷土重来的野心。他回到农六队后，变得十分阴沉，而不像过去那样动不动就大呼小叫和大打出手。
他的新“招”，便是收买犯人中的人品卑劣者。像刘资元、王世春、陈贤士这一类想通过告密立功的人，被他收进了网中。戴上一副关心他们前途的假面具，主动找他们谈心，并许诺他们一旦有立功表现，立即整理材料，请功“减刑”。只要他们积极靠拢政府，受奖的可能性会多于马文华、周学祝这一类公开的‘狗’。
第一节：打李分站和三代会
林彪事件后，红卫兵造反运动完成了“打倒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地方上的旧政权已由“革命委员会”接管。而“革委会”却由两个相互对立的“造反”组织组成。
在西昌地区，一个从文革中冲杀出来的群众组织，名曰“打李分站”，是以打倒西南王李井泉而命名的；另一个组织，则是由工人、农民和军代表联合组成的“三代会”。两大派别都打着“誓死保卫毛泽东”的旗号，绝对服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号令”。
无论两派怎么标榜自己，都不会放弃对“权”的争夺。他们因人事安排、物资分配、事件处理、机构调整等展开激烈的争斗，随时可以“大打出手。”
（一）斗
两大对立派别的紧张对峙，其实都是毛泽东幕后操纵的皮影戏，被愚弄和相互残杀的人们，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使全国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在和平年代里，人们不去耕作织造，却在“阶级斗争”的毒焰中，睁大了血红的眼睛，为所谓的“观点”和“路线”，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殊死博斗”，甚至“壮烈”牺牲。夫妇、父子、兄弟概莫能外。
“打李分站”和“三代会”除继续扩大各自的地盘、继续武斗。盐源大街上出现了装备精良的“毛泽东思想宣传车”。为了防止对立的派别捣毁宣传车，这些宣传车还装上了钢甲，宣传设备不光是一个高音喇叭和扩音器，还配有印刷机，沿街随印随发各种传单。
传单除“最新最高指示”外，主要是攻击谩骂对方，或揭露对方核心人物的阴私。
以“战地采访”、“红决”、“女民兵”刊出的文章，不但品味低俗，文理不通，且往往刊出某人的“隐私”，以招揽群众。
有一阵子，某个国家元首送给毛一筐芒果，分散到全国各地展出。于是各地将这枚芒果奉为“圣物”，由“毛泽东思想宣传车”载着这枚芒果，一路上披红挂彩，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地游行。各地派专车组织队伍隆重接送，演出了中国历史上令人作呕的闹剧。
除了“毛泽东思想宣传车”，“打李分站”和“三代会”还动用了飞机，从未见过飞机的盐源人，突然听到空中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钻出茅舍举目仰望。孩子们惊奇的呼叫着：“看飞机！看飞机！”当飞机掠过低空时，从尾巴甩出了一串串传单，凌空而降。
山民在满山遍野搜索这些宣传品，以为是“天书”或神符魔咒，后来，他们接触得多了，也就见惯不惊了。
这些传单也不断出现在农六队的山梁上，经在外居住的同难捡来，传到我们的手中。
我们透过这些传单，获得许多信息。如有关刘结挺、张茜挺的故事，如郭祥林在重庆的种种阴谋等等，才知道他们生活的极端荒淫无耻。
不过这些宣传品，不像官方报纸那样经过层层审查，几乎看不到一点真实东西，这些传单上记述着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变，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睹中华大地上“文革喋血”掠影，对农六队政治犯有特殊价值。
我们能从中分析出大饥荒后的大陆乱象，以及社会内部酝酿的危机。有助判断这种局面还能支撑多久？
我记得有一份传单记录了重庆潘家坪武斗的情况，将参加武斗的派别、学校、学生人数、指挥者、动用的武器种类、双方死亡的人数登载出来。
有一份传单记录了雅安激战。看到“战场实况”的照片，仿佛使人亲临了懵懂青少年横尸街头的惨景。
有一份记述某次造反组织在人民商场揪斗“四川王”李井泉的专题报导，为李井泉陪斗的是省长李大章，批斗会现场是由成都各大院校红卫兵布置的。坐在批斗会场前面的，是些上了年纪的农民老伯。
批斗会开始，红卫兵刚给李井泉戴上高帽子，准备拳脚相加让其“端正态度”时，却惹恼了站在前排的“农民伯伯”，他们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成都本是二李经营多年的老巢，站在会场前排的“农民伯伯”原是二李帐下的走狗。当即警告说：“莫看李井泉这几天走麦城，总有一天，‘西南王’还得官复原职。到那时候，今天在这里斗过他的人有你好果子吃！”
这话果然有效，“农民伯伯”们立即摆出封建家长的威仪，当场训斥主席台上那几个跃武扬威的毛娃子。四川人又多有说话带把子的恶习，辱骂加上唾沫横飞，年轻气盛的红卫兵，岂能容忍这帮“保皇派”侮辱，喝令把这些“保皇份子”扭出会场，于是升格为拳脚较量。
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们事前已有了准备，一声口哨，会场周围几百号人立即一齐拥出，双方大打出手，台上台下乱成一团。
这可急坏了站在高凳子上的李大章，连呼“不要再打了”。殊不知闹剧还没有收场，急忙从北京“飞”过来的中央文革大员，匆匆赶到出事地点。
二李在混乱中，挨了不少的暗拳飞脚，脸部也挂了采，惴惴不安连忙恭听北京的仲裁。
这场混战的罪魁祸首当然是李井泉。光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条罪名，就够这个平时飞扬跋扈的“西南王”吃不了兜着走了。“农民伯伯”虽是“来头不小的人物”，但是李井泉除了乖乖地写检讨认罪外，他还敢作什么？
装正神，唬恶鬼乃毛魔头一生中最得意伎俩，这是中共在大陆舞台上自相倾轧中产生的长项，用来治国怎不一团糟？
读罢这则颇具嘲弄意味的报导，我和张锡锟相对一笑。平时对老百姓作威作福的当权派，不过如此！(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