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最后牺牲的“火炬”烈士(5)
(四)陪杀埸的“五类”
到了九点钟左右，北面巷道的深处传来了一阵阵吆喝声，不一会儿，一群形象沮丧、面色腊黄的人，在民兵吆喝和押解下挤了进来。
为首是一个柱着竹棍的一瘸一跛、头发花白的老者。身上那件满是补丁的衣服上，沾满了油腻。他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一个镜框是用白色的胶布贴好的，另一边干脆只留着半片镜片，他胸前悬挂着一尺见方的木牌，上面用红笔写着“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份子。”从他这身打扮便可看出，他忍受着长年的斗争折磨，有人说他是原盐源县委书记，也有人说他是办公室主任。
紧跟在老者后面是一个长须白髯的老人，他穿着一件补疤叠补疤的中式长衫，颇有点古风装束，我估计他是一个老教书先生，他的脸上倒还干净，但表情木然，看不出忧愁和哀伤，脖子上吊着一块大木牌写着“国民党特务”。可从他那副寒酸像来看，很难将他同电影里的“特务”联系在一起。
再后面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嘴里正不停地自言自语叨唠着什么，两只手不时向空中挥舞，好像在发表演说，也像一个乐队的指挥。她的衣服已被撕成布条，在风中飞舞摆动，有的地方还露出皮肉来，腊黄的脸上带着一种久经折磨而精神失常状态，她的胸前吊的牌子上写着“地主婆×××”，走起路来时，胸前干瘪的乳房摆来摆去。
“地主婆”身后，是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乱蓬蓬的，却被剃去了一半，半边白、半边黑。我知道那叫阴阳头，在那个年代，是专门用来侮辱被批斗者的，以此迫使他们低头认罪，他在队列中始终没有抬头，胸前挂着一块白牌，没有任何字。
在最前面的四名颇具特色的“演员”后面，依次跟着大约五十多名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人群，他们的脸色灰暗，毫无血色。
队伍的后面，还跟着一个大约十三岁的小男孩。那孩子赤着脚，穿着一条像刷把一样的裤子，他的身上虽然没有挂木牌，但他瘦削的脸蛋上，已经不存在孩子的稚气和童真，只透露出一脸茫然和恐惧，让人看了特感同情。
最后入场的，是由两个年过六旬的小脚老太婆领头的人群。照样是衣衫褴褛，补疤累累，两个老太婆一摇一晃的进场，显出一副急欲前行却无法快步的样子。
跟在老太婆身后是几十名衰弱不堪的“病号”，两个套着红袖套的民兵在后面大声驱赶喝叱，但老太婆好像担心被石块绊倒再也爬不起来似的，战战悚悚仍然走不快。
靠西南面的巷道里，也挤出来了一支队伍，大约也有五六十人，胸前也挂着牌子，他们是盐源公社的五类份子代表，那些人的衣着更破烂，样子更像当地的农民。
靠北面的巷道里挤出来的，是盐源各乡镇的被管制份子和五类份子代表。他们衣着褴褛，面容憔悴，看得出这些“代表”平时除了忍受极度贫困外，还要受到民兵和积极分子加给他们的压迫。
他们被押来，是接受教育，还是跟我们一样“陪杀场”？
来参加“陪杀场”的“五类”，有好几百人。一个几万人的小县城，就有这么多黑五类，可见社会被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当坝子里所有白色方框被填满后，已快十一点钟了，白线方框以外的地方，已围满了看热闹的白头帕，“白头帕”与“方框”之间，被几十名民兵站岗阻隔，切成了一条间隔大约一米宽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便是人为划定的专政和被专政的界线。
不过，随着会议的进行，这条分界线很快便被拥挤的人群破坏，被专政者，很快同当地人挤成一体。
一米高的主席台上，坐着七八个主持会议的人，台前站着四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台上台下，倒是界线分明，各自身份也分明。
看看方格填满，大约过了半小时，主席台中央，端坐在那里的一位矮个中年人，手里端着话筒，用嘶哑的声音宣布——“公判大会开始”。
今天的杀人大会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就是免去了全场起立和读毛主度语录的程序，主持人简短的讲了今天大会的宗旨后，便一声令下：“将罪犯押上来！”麦克风里传出了沸腾的口号声，会场上并没人喊口号，声音原来是早就灌制好的录音带上播放出来的。
此时，四十多名腰配短枪的警察，每两人押一个，以几乎以百米赛跑冲剌的速度，将二十多名赴刑者推到主席台前。
全场顿时哑然，我的心也阵阵紧缩，在光天化日下，当着盐源县城的父老乡亲的面，对临刑前的受刑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殴打的酷刑，正在赤裸裸展示着。
二十多名受刑者，每个人被绳子紧紧捆绑，血流满面，不成人形。死刑之前还要承受一次死去活来的折磨，这便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人民的现场“教育”，这种对人性和人类尊严的挑衅，至今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我抬起头来，在三十几张血脸中搜索着刘顺森。当我终于从他的姿势判别出他来时，心狂跳起来，回想去年9月，我在他逃离魔窟前的一天下午，同他道别，嘱他一路珍重，一路平安，却没想到，那一次道别，竟成了我们的永别。
同张锡锟、陈力一样，此刻刘顺森正被两个虎贲反剪着双手，按倒在前台，将他的头几乎按到地上，在绳索捆扎下，他无法伸直脖子，没有抬起头来，看得出他用全部毅力强忍着痛苦。在生命最后一刻，仍保持着大义凛然。并不像相邻赴刑者那样前抑后翻。
我深知刘顺森的个性，他不愿让难友看到他满脸是血，增加难友们永诀的痛苦，既然绳锁喉颈无法喊出壮烈的呼声，还不如干脆就保持沉默。
后来我才听难友介绍，刘顺森被枪杀前，被盐源农牧场医院的周延阳注射了哑针（估计是强力麻醉类药物），使他发不出任何声音。
自古以来，为名节和理想而慷慨就义者，无不抱着“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的精神，刘顺森同张锡锟一样，在审讯中痛斥大陆的独裁专制，留下了“金瓯已缺总须补，为民牺牲敢惜身”的誓言。
好一个“金瓯已缺总须补，为民牺牲敢惜身”的慷慨遗言，这也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叮嘱。
在刑讯时，他平静回答刽子手：“你要问我的同党么？我可以直言告诉你们，六亿中国人民都是我的同党，你们可以杀我，却无法扑灭人民对你们倒行逆施的愤怒。你们可以消灭我，却无法抹去你们犯下的累累罪恶。”
刘顺森在就义前所写的绝命诗，和他写下的许多天才论述，全部被刽子手搜去，他的遭遇证明，根正苗红的出身，只要反对中共的倒行逆施，同样要遭到格杀勿论。
刘顺森等人被押下主席台良久，隐约从远处传来枪声，坐在广场后面看热闹的“白头帕”躁动了起来，我听见传来了嘤嘤的哭声。赴刑者中定有他们的亲属在其中。在我心中，又填了一笔中共对我们所欠的血债，此刻我只能把这一笔笔血债，深深地埋心底，直到几十年后写在这本书中。更等待清算中共独裁那天的到来。(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