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写杜甫，有一瞬间的犹疑。论诗必提唐代，而读唐诗绝绕不过杜甫这尊泰岳。对于他的感知，从无到有，自少及长，已经慢慢渗透华夏儿女的每一个记忆。子美、诗圣、少陵野老、沉郁顿挫……这些记忆碎片如尘起风阑般袭来，没有任何征兆的，便将人的思维湮没。杜甫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熟悉而陌生，仿佛老家逢年过节必要祭拜的先祖，我们念他，敬他，却从未真正走近他。
所以，他总是孤独冷静地隔在天人之端，看着少年们一遍遍地记诵诗歌，长大了又渐渐把它们简化成一个个象征符号。只是此时，他再没有机会用自己的名字写下忧国忧民的新作。
印象里的杜甫总是眉头深锁，苦吟着现世灾祸的沧桑。他生活在大唐由盛入衰的转折点，见识了车马如龙、灯花如昼的长安都市，也目睹了羁旅行役、饿殍遍野的野径荒村，而他本人，一生怀才不遇、困顿潦倒，再加上多愁多病身，他的作品大多发出沉痛哀挽的悲鸣。《兵车行》也许不是最得意之作，但因其表现的社会现实与悲悯之情，它便有了被细细研读的理由。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咸阳桥又名西渭桥，与长安城门相对，是汉唐时期由京城通往西域、巴蜀的交通要道，因而自古也是送客惜别的地方。“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支《渭城曲》便从伤心弥漫的咸阳桥传世，哀而不伤的抒情只属于含蓄内敛的书生，对于被迫行役的百姓来说，他们只懂得用质朴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情感。兵车隆隆，战马嘶鸣，一队队被抓来的穷苦人，被迫穿戴戎装、背上弓箭，向前线进发。这些青壮劳力，个个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们的出走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不啻为灭顶之灾。所以，这些行人的家属，扶老携幼赶来送行。他们在军队里哭喊着亲人的姓名，死命拽着他们的衣衫，搥胸顿足，哭声震天，希冀拖住远行人的脚步。
这首诗创作于天宝年的中后期，通行说法有二。第一种认为作于天宝十年，杜甫借诗讽刺唐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用兵。《资治通鉴》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征讨南诏，大败，仅以身免。专权的杨国忠假叙战功，又在两京畿、河南河北大募民兵。百姓听闻云南瘴气重，驻扎的士兵十有八九因病亡故，都不愿去送死。杨便派御史在各地强制征兵，戴着枷锁镣铐送往军营。行伍之间，没有兵征天下的豪情，更没有为国效死的慷慨，只有“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另一种观点认为作于天宝中年，杜甫有感唐玄宗用兵吐蕃，百姓多受行役之苦，歌而为诗。
无论是哪一种解读，都可肯定本诗是在杜甫困居京城十年中而作。杜甫出生于奉儒受官的世家，秉承“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风，希望通过仕途实现安邦保民的政治理想。天宝六年，唐玄宗有意诏天下“通一艺者”应试，三十五岁的杜甫求仕长安。而权相李林甫一道“野无遗贤”的奏折，毁掉了所有文士的科举梦。之后杜甫也尝试过谒见权贵，然均无善果。直到天宝十年正月，唐玄宗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在前一年冬天献三“大礼赋”，终于赢得玄宗青睐。但是玄宗似乎接受了优待诗人的教训，对杜甫赞赏有余，却没有实际的封赏，仅得到一个在集贤院“参列选序”的资格，结果又因李林甫主试而失去做官机会。
对玄宗来说，也许是感到文人多半藐视权贵，难以驾驭，他便心灰意懒，无意屈尊亲近了。譬如，他自以为对李白万般礼遇，也曾降辇迎接，亲手调羹，又默许贵妃、宠宦服侍他作诗，最终也没能降伏那个飘忽不羁的灵魂，还招致宫内怨声一片，只得赐金放还。官家是难以走进诗家之心的，有一类诗人以诗作名扬天下，但写作诗文并不是他的终极目标。他们怀着强烈的入世观，不为门楣荣光、后代福荫，只想把平生所学卖与帝王家，身体力行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则。天子却将他们豢养于宫廷，供其治国之余愉悦感官、陶冶性情。定国安邦自有那贤臣良将殚精竭虑，才子们且去填词。
杜甫遇到的玄宗已不如早期那般贤明睿智，奸臣国贼正权倾朝野。他失望悲愤之余，没有过多地哀怜自身际遇，反而把目光转向水深火热的底层百姓。他们较之于他，没有太多学识，无缘直面贵戚，更深刻地体验着世道衰败的艰难。张养浩曾感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这从兴到亡的失落时代，百姓的苦难亦是有增无减。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也许此时的杜甫伫立长安城外，望着漫天烟尘，思索何去何从，但眼前行役之人的凄惨景象震惊了他。他仿佛当代的记者，慧眼独具，审视周遭的突发事件。他以一个路人的身份询问那哀嚎的行者，直接引发其中一人的悲慨倾诉。这场人间惨象的直接触发点是“点行频”，玄宗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地方官府受命频繁征兵。有的人十五岁就被派去戍守黄河北，熬到四十岁了还要去西部边疆屯田。他走的时候尚不会用头巾包头，回乡时白发满头还要被迫去戍边。当今的圣上励精图治却又好大喜功，轻视百姓的生命，纵使边疆血流成河，也执意补充兵力维持战争，他与古时的汉武帝又有什么区别？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兵车行》是杜甫自创的乐府新题，但其风格仍是延续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叙事传统。既然开边意未已自武皇便以有之，汉乐府中亦不乏战争作品。《十五从军征》的歌谣道尽老兵还家满目疮痍的凄苦景象：“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在老家，昔日的慈母严父不在堂上，妻儿久不传音书，早已不知存亡。用野谷、葵叶来做饭，做好了都没有亲友与他一同享用。再走出大门看看邻里四周，家家户户都是这般枯寂衰败的景象，怎生忍得住控诉的泪水？
然而，这位远征的老兵在离家前却不是这样的景象，在战场九死一生的他尚做着报效祖国、荣归故里的美梦。而杜甫遇到的这一队队民兵及其亲属，没有梦可以做，没有信念得以支撑，抱着生离死别无望诀别。
行人拉着杜甫的手，犹自哭诉着这些年的辛酸。战事频仍，乡里只有老弱妇孺留守，男耕女织、鸡犬相闻的和睦生活不再。千家万户草木丛生，萧瑟凄凉，田地只靠年轻妇女辛苦耕作。即便如此，庄稼也长得东倒西歪，不成行列，年年的收成靠什么保障？况且朝廷们不重视百姓的生活安定，逼迫他们去战场就像驱赶鸡狗这类牲畜一般。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看杜甫正当壮年，斯文有礼却又不像是官场中人，行人有心解答他的疑问，但这满腔的冤屈怨愤又岂是他所能化解？若是不留神触怒权贵，身家性命连同九族岂不都要跟着遭殃？可是这些话此时不能一吐为快，以后还有宣泄的机会吗？战争之怨恨又何止是生死无常那么飘渺呢，家中已人丁凋零，无法保障温饱。朝廷索要租税的诏令更是步步紧逼，百姓又从哪里凑来银钱补上这亏空呢？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大丈夫的境遇却不如弱女子。家里生了女儿，她尚能嫁到邻家，父母亲是不是还能见几面，若是生了男子，只能被强征入伍，最终埋骨于沙场野草之间。这些征人岂知，《新婚别》中的少女在新婚之夜就要和丈夫永诀，从此河边无名姓的白骨，也许就是她深闺梦里的良人；《石壕吏》中年老体衰的婆婆，为了保护孙子、儿媳和老伴儿，主动要求随军生火做饭，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如何抵受下一轮的战火考验。可知，无论男女老幼，在战争面前，都是同样的苦难重重。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杜甫作此诗，尚在安史之乱之前，而天下已显露出国破家亡的征兆。天宝四年，玄宗册立玉环为贵妃，眼见的是“回眸一笑百媚生”，耳听的是“玉楼宴罢醉和春”，沉溺于春宵苦短，从此不早朝，哪里能顾得上文治武功，民间疾苦，任由奸相欺上瞒下，只手遮天去了。而杜甫，从诗人的眼光出发，看得更远更深。那塞外青海边，早不复碧野旷远、牛羊闲步的壮丽悠然，变成一座座死城。累累白骨弃在道旁无人殓葬，伴着阴雨绵绵、阴风呜咽的森然凄冷。仿佛有数不尽的孤魂野鬼，在上空游荡哭泣，诉说着身死无人收、不得返故里的悲苦绝望。
明皇有过而山河失色，黔首死战而谁为其鸣？《兵车行》自人哭始，以鬼泣终，人怨天怒以至极。儒曰爱人，墨言非攻，骚人曾怨君上之浩荡，哀布衣之多艰，至于烽火过境，辛酸尤甚。子美遇狼烟之世，目之所及，千家飘零，万户含冤，焉能无恨哉？故承乐府而咏时事，兼风、雅而展铺叙，激越深沉，怨刺不已。感黍离而忧民兮，叹肠内之焦焚，诗中圣贤，史中弹歌，古今唯杜一人矣！＃
附：《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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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