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饱学的“圣祖”康熙帝

作者:魏谷

1699年康熙帝读书像(45岁)(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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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走入清朝,中华古国被铁骑女真统领,出现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堪与前世明君比肩的君王:康熙帝。他尊孔子,研汉学,以仁德治天下,为一百三十余年的康乾盛世奠下坚实的社会基础。他的饱学和好学也为后世赞叹和敬仰。

康熙帝来说,读书是一件乐事,每读书必有所得,能够开茅塞增智慧,因而他因读书而心悦。

他曾经说:“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祚,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

小小年纪的康熙帝,在祖母的“鞠养教诲”下,即已每日刻苦学习,“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

清朝的崛起和立国依靠的是武力,在明朝前期满洲连文字都没有,努尔哈赤时期刚刚创造了文字。所以清朝初期的满洲大臣多为军事贵族,以能战善骑为荣而耻于读书。康熙帝却从年少时代即被中华文化深深吸引,十六岁亲政以后,他更是迫切希望学习儒家学说和治国经验。

康熙十年(1671年),时年十八岁的康熙帝在保和殿隆重举行“经筵礼”,告祭先师孔子,举行“开学典礼”,由翰林院的大儒为他授课。开始时,讲经每隔一天进讲一次。两年后的康熙十二年二月(1673年),康熙帝将之改为每天一讲,“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有裨益,以后寒暑不必辍讲”,从此以后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康熙帝每天到乾清门听政,处理政务后,即到懋勤殿听课,一天也不耽误。“经筵”后来成为清朝皇帝自我学习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

他任命一批通熟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的汉人官员担任经筵讲官,又从翰林院选出10人充当“日讲官”,为他讲解《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兼其它的典籍。讲课的老师,被称为“经筵讲官”,简称“讲官”或者“日讲起居注官”。 “讲官”者,只负责讲课,“日讲起居注官”除了讲课,还负责记录皇帝每天的活动。

康熙帝学习的内容十分广泛,儒家经典及各学派著作,几乎无所不包。历史也是他学习的一门主课,《史记》、《资治通鉴》、《春秋》等,都是必读之书。记述清太祖、太宗的实录,也是他每日必读之书。当代的书籍,他也会要求讲官释义。著名的理学大臣熊赐履是他从小的老师,著有《学统》、《闲道录札记》等书籍,他也要求熊赐履讲解给他听。康熙帝听完课后,“有疑必问”,老师则需有问必答。

在典籍和文学上不断进取的康熙帝,渐渐产生了身边应常有翰林侍值的想法,说:“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

于是四年后的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一月,二十四岁的康熙帝下谕在早年读书处的南斋设立了南书房。南书房就成了皇帝专门读书、日讲官传授文化的专门场所。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七日,翰林院的侍讲学士张英、内阁撰文中书高士奇以南书房侍从身份入侍内廷,南书房成了一个内廷的正式机构。

官员凡被召入南书房侍读,时称“入值南书房”,或称“入侍内廷”。入值南书房的官员均是当时的饱学之士,基本都是汉族官员。

康熙帝的南书房讲官,著名的有很多,其中一个叫高士奇的,与康熙帝的关系颇有意思。

高士奇是浙江钱塘人,家贫无资,肩扛破被旧褥徒步入京乡试。落第后在康熙的满族重臣明珠看门人的家里教馆为生。一日,明珠要写文字,找不到人代笔,看门人推荐高士奇,明珠试其文笔,他一挥而就,明珠大喜将他荐用至内廷,得到康熙帝的赞赏。于是选入翰林院,入值南书房,参与书写密谕及编辑讲章、诗文等事。

康熙帝得到高士奇的帮助才开始知晓学习古文的门迳,他曾说:“初见高士奇得古人诗文,一看就知道其时代,心中奇怪,现在朕也能如此了。高士奇虽无战功,但是他裨辅朕读书治学问功劳也很大。”康熙帝出游也不忘读书,有时由高士奇伴读,君臣二人夜坐舟中,讨论古今兴废之迹,读《尚书》《左传》、谈《周易》、赋诗,兴致很浓,常常谈至下半夜。

康熙帝读书是为了把国家治理得更好,他评《通鉴》,“经书屡经讲读, 朕心业已熟晓。《通鉴》一书,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读《尚书》,他说:“观《尚书》内,古来君臣,无不交相劝勉。如此,何忧天下不治?”

康熙帝跟熊赐履、李光地学习朱熹理学,跟汤斌学习易经,跟沈荃和励杜讷学习书法,张英更是康熙帝年轻时随时请教的好帝师;与此同时,他还努力学习掌握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诸如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医学等。数十年如一日,康熙帝历经了前后几十位顶尖的国学大师的侍陪、传授,以及一些西人大臣的指点,终于成为通晓天文地理的学者型皇帝。

对康熙帝来说,读书是件乐事,所以“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批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国事无论多忙,他都不忘读书。平定吴三桂叛乱时,朝中之事千头万绪,他仍能于繁忙中“孜孜于经史之学”。

康熙帝说:“帝王勤求治理,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功”。起初,康熙帝通过阅读史书总结治国经验,和汉臣们探讨治国之道。 慢慢地,南书房成为康熙帝决定朝廷重大事务的场所。

深厚的儒学基础,令康熙帝以“仁、义、礼、智、信”为本治国,也令他更明了兴文教、重教化的意义。他认为:“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

康熙帝说:“夫天道人道必待人而后兴。”皇帝须代表天意,要做好人,做人也要符合天意,有了好人才有天下的兴旺。刻苦读书使他“明天道,得天助”,终成千古传颂的一代明君。@#

责任编辑:李婧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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