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黑狗崽子”之家
1924年冬月初一，上海霞飞路（现名淮海中路）宝康里31号，一个资产阶级的“黑狗崽子”呱呱坠地了。在他之前已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二哥从小夭折，男的排行他第三，因此叫“老三”。
父亲是做棉纱生意的商人，只读过旧式的师塾。商号取名为“大川通”，主要是将上海的棉纱运去四川，卖给纺织厂，再将四川的盐和土特产运来上海。
我家原籍是广东嘉应州（今梅县），祖父是有名的中医，很早就移居四川，而成了地道的四川重庆人了。
父亲由于生意的缘故，长期定居上海，讲话的口音是四川上海话：
“好烧，好烧， 付要查烂污。”（快点，快点不要耽误事）
“啥美司，要嘎许多铜钿？”（什么东西，要那么多钱？）
父亲脾气很好，从不发火训斥我们，但对我们的教育却很严格，吃饭时，不得大声喧哗，吃完饭，碗里不得有剩饭粒。他经常给我们朗颂诗句：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和哥哥在街上看见大人们手里拿着或嘴里刁着一个白色的小圆卷，点上火，呼噜呼噜冒出很多白烟，从嘴里进，鼻子里出，有人还能吐出一圈一圈的小烟环，冉冉升空，甚是有趣。当时不知这就是香烟，以为是一种小玩意儿 ，哥俩回家后找到一些白纸，将它卷成小卷点燃后，在楼梯夹道中，也呼噜呼噜地抽起来，并试着吐圆圈。霎时间，满楼道烟雾腾腾，我俩也咳得够呛。
正在两人不知所措的节骨眼儿上，父亲回来了！一开门，见此情景，二话没说，立刻打开门窗，并找到了猫在楼道下的我俩。给了我们一人一下重重的屁股巴掌。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温和的父亲发这么大的火，也是第一次尝到父亲体罚的滋味，有点痛，但不厉害，自己揉揉也就没事了。
晚饭时，我俩认为肯定要受到父亲的训斥，甚至不准吃饭。没想到父亲一字未提，好像母亲也全然不知下午发生的一场烟灾。（父亲没告状）我俩诚惶诚恐如同嚼蜡似地匆匆吃完晚饭，回到各自的床上，一夜尽做恶梦。
过了几天，在饭桌上，我们才听到父亲开口说：
“在生意场上，最得罪朋友和同事的事就是，别人恭恭敬敬地递给你一支烟，你却说我不会抽，虽然是婉言谢绝，自己会不好意思，别人也很尴尬。”
父亲接着说：“烟这个东西，有百害而无一利，抽上了瘾，会很伤身体，咳嗽、吐痰，对肺很不好。高医生（我家的私人医生）有好多病人，就是因为长期抽烟，将肺损坏了，咯血不止，得肺痨（肺癌）死的。我宁愿得罪人，也不能为了应酬抽上这玩意儿。”
我们心里明白，父亲是在说给我们听。我和哥哥都低下了头。正是父亲的这一席话和一顿屁股掌，从此，我与香烟就再也没有缘了。
我们兄弟姐妹的功课平平，尤其是数学，每年都要补考，甚至因此而蹲班留级。父亲不得不为我们聘了两位家庭教师，一位是邓积仁先生，教语文，另一位是严镜余先生，教数学。
他们都是又有学识又和气的老师。每次老师来上课，女佣都要为老师们冲一碗水煮荷包蛋加酒酿。我们在屋里乱扔乒乓球，有时乒乓球会落入老师的碗中，老师从容不迫地将球捞出，用手绢擦擦又还给了我们，一句怨言和指责都没有，还继续吃他们的荷包蛋。
有次，窗外楼下警察的哨声大作，两位老师突然迅速地关上灯，在黑暗中我们吓得不敢出声，哨声逐渐远去，我们开灯一看，老师已不知去向。当时我们全然不知老师为何关灯离去，只感到他们好像是罗宾汉式的神秘人物。
直到1949年后，才听说两位家教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是以家庭教师作为掩护，实际上是在进行地下活动。那天晚上为了我家不被牵连“窝藏共匪”才关灯离去。
我父亲全然不知道他们是中共党员，只知道他们有学问。父亲还资助他们在上海最繁华的大世界游乐场附近，开了一家川菜馆“锦隆餐厅”。人进人出，生意兴隆，这也成了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点。
邓积仁的父亲邓梦修，为了躲避军警的抓捕，逃回四川，途中盘缠拮据，父亲慷慨解囊，为他购买了船票，为此邓老师和他父亲感激涕零。
1949年后，四川进行了大规模的土改运动。我家有田地二百亩，由叔叔经管。由于邓积仁已是当时重庆市中共统战部的部长，他告诫父亲要遵守政府的法令积极配合政府进行土改，减租减息。
父亲主动交出田契，并带头减租减息，还让我弟弟挑起稻毂上缴政府，表示接受土改的诚意。为此，当地的黑板报还表扬了父亲，称他是开明士绅。
土改结束，我家由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一落千丈成为一无所有的平民家庭了。父亲在土改中积极表现，未受一棍一棒之苦，将土地所有权交给了中共。
由于“朝中有人”，父亲拿到统战部邓积仁开的介绍信，回到上海在绸布店谋得一个管理布票的职位，工资不高，但生活，医疗和退休都有了保障。
母亲的家族都在重庆，外公早已去世，外婆、舅舅以及表兄妹，只在抗战期间见过面。母亲跟随父亲长期住在上海，母亲给我的印象是不断地生孩子，整天躺在床上，吃人参；喝银耳、燕窝汤。
她前后生了十二个孩子，存活率仅二分之一，四女二男。大姐就读于复旦大学商学院，秉承父业；大哥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二姐、两个妹妹和我都上小学。
母亲生育频繁，体弱多病而缺奶，我们都是由奶妈哺养大的。我的奶妈比其他几位奶妈的年龄大，因此都叫她大奶妈，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包子，是我们的厨师；另一个叫小包子，是打杂，干零活的。
大姐、大哥可以做新衣服，弟弟妹妹们都是拣哥哥姐姐们的旧衣服穿，顶多是在过年时套上一件新的罩衫。我奶妈因我老是穿哥哥的旧衣服，经常叹息：“可怜我老三啊！”
奶妈时不时用自己的钱，偷偷给我买我喜欢吃的零食，因此我从小就觉得奶妈比妈妈还亲。
我们都有奶妈，因此不给我们喝牛奶，这一点我能理解，可是不给孩子们吃水果，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是为什么。以我家优裕的生活条件，给孩子们吃水果，应该说并不是一种奢侈的消费。
每天父亲下班回家，晚饭后，丁嫂（伺候父亲的女佣）总要为父亲削一盘鲜梨，上面还插上牙签。
听着父亲吃梨时，嘴里叭嗒叭嗒那种享受美味水果的声音，真令我们这些望梨又止不了渴的孩子们馋涎欲滴，但又不敢上前向父亲讨梨吃。
我弟弟才四岁，大概实在是经不起父亲那叭嗒叭嗒吃梨声的诱惑，勇敢地趋步上前，走到父亲面前说：
“阿爸，这个梨好吃得很吧！？”
父亲看着小儿子想尝梨的可怜巴巴的样子，用牙签戳了一块梨给弟弟。弟弟美滋滋地一边吃一边也叭嗒叭嗒地走开了。我们这些哥哥姐姐们，只能在一旁看着，将口水往肚里咽了。
母亲很少和我们交谈，她生那么多的孩子，已自顾不暇，我们又有奶妈照顾，只是在过年时，儿女们穿戴整齐，到母亲大人的床前，下跪磕一个头，给母亲拜年，母亲赏给每个孩子一块袁大头（刻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这就是我们和母亲之间一年一度的交流。
只有一件事，令我终身难忘。
我当时就读于上海市通惠小学，我家住在郊区真茹，我必须住校。每到周末，我都要去父亲的银行（父亲已由棉纱商人转任川盐银行驻上海分行经理）向父亲索取乘郊区火车的车费。
学生车票是八角，父亲给我一块银圆，每周我都有两角钱的剩余，这笔钱是我的私房钱，我可以去买弹弓、玻璃球，还有我喜欢吃的拷扁橄榄和排骨年糕。
这天，我拿着父亲给我的那块银圆，来到火车站售票口，售票员敲了敲银圆，咣的一声将银圆扔出了柜台：“哑巴！”意思是灌了铅的假银圆。我傻眼了，不知如何是好，又不好说这是我开银行的父亲给我的银圆。我只好收起假银圆，坐在车站出口处，等我的哥哥。
哥哥是初中生，比我晚三个小时下课，我由三点一直等到六点才看见哥哥赶来。他不解地问我为什么还在车站，我说售票员说我这银圆是假的，哥哥拿出他的银圆对敲了一下，果然我那块银圆一点叮当的回音都没有，确实是一块哑巴。好在哥哥身上还有多余的钱，正好够我们哥俩的车票钱。
回到家中，已是掌灯开饭的时候了。母亲听说我因拿了假银圆，在车站等哥哥三个小时才一起回来，她一句话也没提。晚饭后，当父亲正在享用他那每晚必吃的鲜梨时，母亲发话了：
“云阶，我不明白，你这个做银行经理的人，难道还分不清银圆的真假？另外，给老三的车费就不能多给一块？要不是老二身上还有多余的钱，他们恐怕就要在车站上过夜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母亲为我的事指责父亲，她的声音很微弱，但字字在理。父亲只得唯唯诺诺，但嘴里却嘟嘟囔囔地说：
“这银圆不是银行进的钱，是我在外面买东西时找给我的。”
（不分真假）父亲在银行里掌管全行银钱往来，但从不摸钱，数钱的事是由我舅舅和其他职员经手，父亲对银圆，也和我们一样，真假不分。
自此以后，每逢周末我去银行向父亲要车费，父亲还真听了母亲的话，多给了我一块银圆。一块假银圆竟换来了两块袁大头，除去车费，每周我的私房钱积存一圆二角，我太富有了，亲爱的母亲，谢谢您的关心。@（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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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