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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0日讯】43 老朋友
虽然我被从政治教师的位子上拉了下来，改做语文教师，但我并不觉得沮丧，因为我爱好文学，我觉得这是让我“归队”了。因此这一天我兴高采烈地走进语文教研组。
一进门，我立刻看见了一位久违的老朋友，使我一阵惊喜：“啊，司马芬！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骆驼，原来你也在这里！”司马芬也惊喜地叫道，“你来这里多久了？”
“我已经来这里七、八年了，你是咋回事？我在这里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你？”
“我昨天刚来。”
我们这两个老朋友马上热烈地攀谈了起来。我很快了解到她的概况：她于十年前回到上海，已经离开了情报部门，先调到工会，不久又调到妇联。“四清”运动开始后，她被当作骨干力量派到农村，搞“扎根串联”，大抓阶级斗争。中央的“二十三条”(即为纠正刘少奇路线而颁发的二十三条新规定)下达后，“工作队”大换班，她就又被调到教育局，现在又为了斗争需要而调到这里来了。她说她从来没有教过书，不知道如何进课堂。她向我出示了教科书和昨晚写的教案。
“别担心，对你来说，上课并不难，”我说，“学生不难对付，等会儿让我先听听你的课再说。”
她先是不愿意让我听课，但紧接着改变了主意，说：“你来听课也好，你可以随时帮助我处理课堂上出现的问题。”
我先进入她上课的教室，找个空位子坐下。司马芬走进教室时，神情似乎有些紧张。她板着面孔走上讲台，举行了固定的礼仪后，开始讲课。她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课文的题目“孔乙己”，然后按照准备好的教案讲起来。实际上她是在一字不漏地背教案。由于背得熟练(足见她是下了不少功夫的)，所以背得很快，全部“讲”完了，看看手表，一共用了二十五分钟，还剩下二十分钟没事可干，她有些尴尬了。我赶快写了一个小条子递给她，告诉她可以布置课堂作业，例如叫学生抄书。于是她的尴尬局面解决了。
司马芬的新住址离我家不远，因此放学后，我们同路回家。路上我们边走边谈。我告诉她，我已经结了婚，并且有了儿子，已经七岁了，进了小学。
她说：“你爱人一定是又聪明又漂亮，对不对？”
我点点头。
当回忆起十年前的那段往事时，我总觉得有些歉意，而这种歉意，我在军委干校见面时也没来得及向她说声“对不起”。
“那又有什么可道歉的，”她大方的说，“你没有错。是我违反了工作纪律，我应该受到处分。”
“他们怎么处分你的？”
“我先在干校受审查，很快查出我不是敌人，就放我到卫生部受训，又回到干校卫生室，这些你在北京已经看到了。后来他们又考虑到我不适合在情报系统工作，所以调我到群众机关去，我就到了工会。我觉得从此自由了，所以我很高兴。”
“现在我们又走到一块儿了，而且比过去更接近了，这真是有缘。”我说。
“是呀，我们又在一块儿了，今后咱们可以互相帮助，你要多辅导我。”她说。
以后，我们确实做到了互相帮助。我常常帮她备课，帮她批改学生的作业。她则讲故事给我听，什么“杜十娘”呀、“苏三起解”呀、“珍珠塔”呀等等，都是些古典戏曲故事，这些故事过去我是不大爱听的，这回听她一讲，倒也觉得相当有趣。这都是在每次回家的路上讲的。
有几次她顺路到我家来坐坐，认识了我的妻子和儿子，过后总是夸奖我的妻子年轻漂亮，也半开玩笑地说：“你有这么漂亮的老婆在家里等着，怪不得每天急着回家。”
自然罗，礼尚往来，我也跟她到她的家中去过几次。她是个单身女子，丈夫出国后只来过一封信。她说：“他现在可能不在人世了，要么另有新欢了，否则怎么不来信呢？”不过她不打算重新结婚，她觉得不结婚生活自由，干什么都没人干涉。
有一天，她又把我带到了她的家中，说要我帮她备课。可是到家后她又发现课本没带回来，我自然要告辞了。
“怎么？不备课就不能陪我多坐一会儿？”她的态度十分友好亲昵。
“那好吧，我就坐几分钟。”我在沙发上坐下﹐习惯地看了看手表。
“怎么？又看表！还没坐下就急着回家去搂你的漂亮老婆是吗？” 说着，一拉抽屉，拿出一件正在编结的绒线衫和一个大绒线球，往床上一坐，吐噜吐噜拉出一大堆绒线来，笑着说：
“我今天也不留你多坐，待我结完这些绒线，就放你回去！”
我一看，要结完这些绒线，非得两个钟头不可。
“好家伙！要你‘放’我才能回去，这不是非法拘留吗？！”我半开玩笑说。
“别罗嗦，给我老老实实坐着，听我讲故事！”她不看我，只注意手上的编结动作，又一面说：“今天讲什么呢？哦，‘姐妹易嫁’，这个戏你看过吗？”
“我说，你可不可以讲你参加‘四清’时耳闻目睹的农村阶级斗争的故事？”
“你怎么对阶级斗争特感兴趣？”
“你不知道，我在‘四清’时给‘清’了一下，若不是中央来了个‘二十三条’，我还不知道要受什么处分呢。”
“你出了问题？生活问题？”
“我哪有什么生活问题！他们说我攻击三面红旗。”
“哦，那一定是瞎胡扯。”她停下了手中的活儿，认真地回忆起在农村搞‘四清’的那段经历，“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大家对‘男女关系’问题特感兴趣，有个村干部和一个寡妇有来往，群众揭发出来以后，给他们挂上黑牌子游街，还给女的脖子上挂了两只破鞋。结果，游过街之后，女的就上吊了。还有两个未婚男女青年被人捉了奸，吊起来打。一个支部书记强奸过三个女社员，这三个受害人却不敢控告，群众反映强烈,我一再向她们解释政策，鼓励她们起来向坏人作斗争。她们刚刚觉悟起来，‘二十三条’下达了，学习了‘二十三条’以后，才知道不应该在这些小偷小摸问题上小题大做。”
“一般群众中的小偷小摸算不了什么，可是干部奸污妇女就不是小偷小摸问题，那就是腐化堕落，对不对？”
她笑了：“你还挺能掌握政策呢，”她用一根针搔了搔头皮，“依我看，人都有七情六欲，男女之间﹐一有接触就难免产生欲望。哦，你还记得你那位莫副科长吗？就是十年前情报局的老莫？”
“我记得，他犯了这方面的错误，隔离审查了。”
“后来判为坏分子，开除军籍、党籍，送去劳改了。”
“哦，你听谁说的？”
“四清时，局里派人向我了解情况，我这时已调到妇联。他们怀疑老莫在我那个密点上搞过什么名堂。老莫确实对我产生过那种欲望，我没让他得逞。这件事我没有揭发，我想他已经受了处分，我若是再揭发，那不是落井下石了吗？”
“不过你既然没有让他得逞，使他没有造成犯罪事实，也就没有什么可揭发的。”
她顺下眼，深为惋惜地叹了一口气：”老莫那人真可惜。现在对你说句真心话，我倒挺喜欢他，若不是他是个有妇之夫，我说不定会嫁给他呢。对了，那次他们来调查，顺便告诉了我一些情况，那个大胖子老舒，人们喊他‘大老鼠’的那个人，在肃反时被逮捕了，据说他在香港也是因为玩女人而上了贼船。老孟，你们的处长，正式移送到监狱里去了。还有那位汪精卫的随从副官，原来被怀疑是‘日特’，抓到公安局‘招待’了一个时期，后又放出来平了反，说是搞错了。还有，你记得当初你们秘书科有个小刘吗？那个小姑娘，后来也送去上大学了。那位‘老陈’在肃反时也被怀疑是反革命而遭逮捕，吃了些苦头，后来也说是冤案，平反了。反右时老陈举自己的例子批评有些领导法律观念差，因而被打成右派。还有那位‘坦克手’老肖，外侦队长，你记得他吗？他是个单身汉，吕明死了以后，有人想介绍他娶吕明的遗孀，不知后来成功没有。”
“你怎么了解这么多情况？都是那个外调人员向你吐露的吗？那他不是又泄了密吗？”
“这些事都和我有关，所以也就不算泄密了。这些男人都进过我那个密点。”
“那小刘也是？”
“当然也有这方面的关系，不过关于她的事不好详谈，到此为止吧。”这时她又神秘地瞥了我一眼：“他们也找我问起你的事，你当然是清白的。不过你这个人如果不早早地离开那个局，也很可能没有好下场，你逃不过反右这一关，你信不？”反右时她在上海工会联合会工作，于是又谈了反右运动。这时天色已晚，华灯初放，我忽然想起早上杜娟告诉我去幼儿园接孩子，就赶快告辞了。司马芬仍旧兴趣很浓，但也不能不让我去，依依不舍地说：“谢谢你陪我聊了这么长时间，我真痛快，好久没有这样同老朋友叙旧了。下次再来，在我这里吃晚饭，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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