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11月20日讯】45 “牛棚”
运动初期，各单位都揪出了不少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他们都是领导人发动群众揭发出来的“地、富、反、坏、右”及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都被贬称为“牛鬼蛇神”，简称“牛鬼”。为数太多，监狱和“看守所”都挤不下，只好由各单位自己解决，于是给这些人找个小屋关起来，这种小屋便叫“牛棚”。
培思中学的“牛棚”最初只关了我和单权俩人。以我的广交朋友性格，我有了单权这个“友伴”应该不再感到寂寞了，但是我已看清此人的品质，不愿再和他搭讪。 形势发展很快，不到三个星期，“牛鬼”人数已增加到十二人。这样我就感到轻松了许多，因为人一多，受冲击时就分散了目标，每个人都不觉得孤立无援了。
在中国全社会，由于反复学习毛泽东著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几乎每个人的敌情观念都很强烈。一个人一旦被定为“牛鬼”，不但他的同事朋友(哪怕是最好的朋友)都同他划清界限，连他(她)的家人也要同他(她)划清界限，有时还要在“家庭斗争会”上挨斗。那时夫妻之间、父母兄弟姊妹之间都存在一个“阶级界限”问题。子女揭发父母，父母端出子女，夫妻互相揭发，这类事情已是司空见惯。有的“牛鬼”在单位里蹲“牛棚”，回到家里仍然是“牛棚”。
“牛鬼”一被揪出，他首先被撤职，从办公室转入“牛棚”，监督劳动。劳动本身往往并不重，不过是扫扫院子，打扫厕所等。难熬的是精神压力，那种被人鄙视和人格侮辱最为难耐。
学校里的“牛鬼”比其它单位的“牛鬼”更难熬。因为他们过去是受尊敬的老师，而今面对的是十几岁不懂事理的娃娃“红卫兵”，这些“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小将”都有一种争强好胜之心，都想表现出比别人更高的“思想觉悟”，由此他们对待“牛鬼”的态度便一个比一个狠，一个比一个凶残，在他们的一个“红卫兵宣言”中宣称“对这些阶级敌人(牛鬼)要折磨其肉体，摧残其身心，挫伤其精神，侮辱其人格，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要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们以打“牛鬼”为荣，以戏弄“牛鬼”取乐。他们可以随随便便无缘无故地殴打正在劳动的“牛鬼”。他们捉住女“牛鬼”强行剃“阴阳头”，对于拼命挣脱，在地上打滚哭喊的，红卫兵则哈哈大笑。他们有时在“牛棚”里行凶，“牛鬼”被打得大声惨叫，他们则录下音来，闲时放此录音取乐。他们有时逼“牛鬼”吃腐败的食物，强迫“牛鬼”喝尿。他们也有时命令两个“牛鬼”互打耳光……总之，运动初期，中学的红卫兵的残暴行为是世所罕见的。有的教师就活活被捉弄死了 。
我作为培思中学第一个“牛鬼”自然是饱尝了“革命小将”们的铁拳，但可以觉察出，他们有时会“手下留情”。他们就怕我死了，如果我死了，他们就没有阶级斗争的靶子了。同时在遭受折磨时，偶尔听到他们用耳语互相提醒着：“别把他弄死了，留个活口，别弄成杀人灭口……”我心里明白，我这也是沾了“反动家庭”的光。
事实上，我倒也把这次劫难看作是老天给我的磨难，我决心勇敢地承受它，所以在劳动中，我总是干最危险最困难的工作，如红卫兵命令我们拆除校园里的房子，我便毫不迟疑地爬上房顶最高处，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大胆地操作，我想，如果 “天降大任”于我， 就不会让我摔死，如果天无意降大任于我，那么我这个没出息的小人物死了也不足惜。而这时校长看见了，她马上向红卫兵嘀咕几句，红卫兵立即就命令我下来了。
尽管我觉得自己是在所有“牛鬼”中比较“幸运”的一个，可是时间长了，看不到出头之日，也有时会产生“厌世”情绪，觉得卑贱的贱民实在难于忍受下去了， 可是每当这种情绪抬头，我就想到自己的小家庭，我就又恢复了生活的信心。
杜娟最了解我，她对我始终有信心，所以在我们家庭中，没有开过斗争会，儿子也是“红小兵”，也是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但他对我这个“牛鬼”爸爸也没有“划清界限”，他妈妈总是教育他认真对待爸爸，好好想想爸爸到底是坏人还是好人。孩子终于没有被毛泽东思想弄昏头脑，他还是承认我这个爸爸的。
尽管我每天在学校里受到非人的待遇，但一回到家里总能得到宽慰，从而使我增添了生活的信心。每天傍晚，杜娟总是伫立在弄堂口，大街旁，眼巴巴地等着我回来，这不是一般的等待，而是怀着焦急的心情听候命运的安排，不少这样的“牛鬼”家属等来的是亲人(“ 牛 鬼”)遭受不幸的噩耗。所以杜娟只有在看到我的身影时才能放下那颗悬着的心。这时她就快步迎上前来，轻轻里挽着我的胳膊回家去。这时我们 俩人都仿佛久别重逢似的，无比的高兴，使我顿时将一天的困难全抛在了脑后了。紧 接着，她就把完全按照我的口味准备好的晚餐摆到桌上，一边吃，她一边问起我们学校的情况，我则尽量轻描淡写，为的是不让她难过。她也看得出来，往往也不详细过问，只说：“我知道你有坚强的意志，你会挺得住 。不过我想目前这种情况一定不会长久的，这是全民族的灾难，不光是我们一家。所以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你都要坚持下来，让我们这个小家庭团结一致，平安度过难关。我们三人相依为命……只要我 们平安地活下来就是胜利……”
我爱我的妻子和孩子，我不愿轻易离开他们，活着就是胜利，我就胜利地活着。
在杜娟的学校里，运动也是在激烈的进行着，也揪出了不少“牛鬼蛇神” 。由于她的家庭成分是“城市贫民” ，运动就没有碰着她。但是她很忙，要学习各种中央文件和报纸社论，又要应付乱哄哄的“ 红小兵”造反活动。此外，还一天到晚惦记着我。她得尽力控制焦急的心情﹐ 还得照顾我们的小儿子。新望这时已经九岁了，聪明 伶俐，又很懂事。由于他有个“牛鬼”爸爸，他便成了“狗崽子”，常常遭到邻里的嘲骂和欺负。一天，他的一条胳膊被人拧肿了，他也不敢告诉妈妈，深夜他疼得睡不着 ，在被窝里抽泣，惊醒了妈妈,杜娟这才发现孩子受了伤，便紧紧抱着孩子痛哭……从那以后，她再不让孩子一个人呆在家里，每当学校已经放假而杜娟还没下班时，她就把儿子送到附近公园里，让他在那里等候妈妈。孩子很听话。可是有一天，几个中学红卫兵走过来，发现他胸前佩带的毛主席像章有点歪斜，便认为他不尊敬伟大领袖，于是抡起皮带打他，就在这时，他看见妈妈远远地跑过来，于是大声喊了声“妈妈！”妈妈这时也大声回答了。红卫兵见大人来了，才没打他。等杜娟来到跟前，红卫兵大声呵斥这个小学生没戴好像章，杜娟说：“这不怪孩子，是我没注意给他戴好，是我的错，我立即改正！”若不是杜娟及时赶到，我的儿子就要被毒打，并且他们很快会知道他的父亲是“牛鬼蛇神”，那 就麻烦了。所以说在马路上、 大街上也有“牛棚”。
培思中学的红卫兵分成好几个派，每一派都有自己的“司令部”和“司令”， 各个“司令”也都以折磨“牛鬼”来显示自己的“革命精神”。他们闲着没事干就提审“牛鬼”，把提审对象叫到他们的“司令部”百般戏弄，叫他们跪在地上自打耳光， 或用头撞墙，或用砖头砸自己的脚，或者唱“嚎歌”—学 鬼 叫 ……
一天，单权被一个“司令部”叫了去，过很长时间回来时，脸色灰白﹐神情沮丧，叫苦说﹐ 头晕头痛，“他们用拳头捶我的头，我的脑子可能被击伤了！”他说着泪流不止。
我非常同情他，不管过去怎样，现在我们毕竟是“难友”了。我走过去问他要帮忙吗，他摇摇头什么也不说。
另一位难友古正(他也是历史教师)问他：“他们为什么打你，说出理由吗？”
单 权 又 摇 摇 头 ， 苦 笑 着 。
这时年轻的英文教师杨淮发言了：“有的红卫兵也有正义感，他们最恨告状出卖朋友的家伙！”
杨淮也是因为被揭发散布“反动言论”而被打成“牛鬼”的，此人能说会道，有些幽默感，被红卫兵任命为“牛队”的“队长”。红卫兵常常通过他传达命令，他 也会代表“牛鬼”们向红卫兵反映一些情况，他一开口，大家都注意听，这会儿他见单权这副模样，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观点，只听他说下去：“我们今天的身份都是‘牛鬼’，但我们进‘牛棚’的原因是不同的。骆驼是咱们‘牛棚’的元老，咱们的牛鬼‘老前辈’，人家说他是反革命，才送他进来，其实他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为了参加 革命，连家也不要了。古老师进‘牛棚’是因为他讲了历史的真话，他在课堂上讲了国民党抗日的事。我嘛，我因为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里混过，因此说我是历史反革命。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人解放后都是勤勤恳恳工作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不应该被揪出来，可现在我们都被关进来，咱们成了难友。我在想，不管人家怎么看我们，我们自己要争气，我们不能再为了个人的一时安危而出卖‘棚友’，我们不应该在红卫兵司令部胡乱咬人，我希望单权接受教训。”
“那当然，”单权说，“我自己已经是‘牛鬼’了，红卫兵不再信任我，我还能出卖‘棚友’吗？”
“你是因为出卖骆驼才当了‘牛鬼’的，否则你也是个红色革命派。”说这话的是一位英文女教师。
单权的脸红了，他嘟哝着说“我对不起骆驼老师，不过我还是认为骆驼画的、写的文章都是不对的，作为一名政治教师，我是应该……”
“到今天你还认为你对？”杨淮愤怒了。
“不不，我错了，”单权退缩了，“我再也不会干那种蠢事了。”
“只要改正错误，咱们还可以做好朋友。”我说。
“那你单权必须真正改邪归正，不能阳奉阴违，红卫兵对我说过你前天又在向他们告密，把咱们‘牛棚’里的情况反映给他们，他们今天揍你就是对你的惩罚！”
单权低下头，整个“牛棚”陷入一片寂静，谁也不再说什么了，可每个人的脑海里都翻起了波澜……
本书获作者授权转载，欲购者请联系澳洲罗小姐：sluo@epochtimes.co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