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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0日讯】说真话是人的天性，人的权利。人生来第一件事就是学说话。会说话方会思考，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处。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人说话的空间本应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然而，由于政治的原因，人们“说话”却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比如说法轮功修炼者在被迫害中的上访和讲真相，本来是一件合理合法、天经地义的事，可有人硬是颠倒黑白地把他们说成是“闹事”。“觉得好，在家练就行了，别出去‘闹事’”。说此话的有好心人，也有用心险恶者，可听了后都让人感到伤心。一个社会怎么能是非不分至如此地步呢？难怪自古讥笑：人被奴役惯了，就把被奴役当成常事了。
人们把正当的“说话”，为了说明一件事情的行为，理解为“闹事”，这太不公平，是对这个公民－－一个自由人的人格、尊严、法律权利的亵渎，甚至是剥夺。其本质就是人自己否定了自己做人的基本权利。真是悲哀中之悲哀。
上天赋予了人的本能、人的权利，是要人以“说话”来表达情感的。可以说你之喜，说你之怒，说你之悲，也可以说你的恨与爱等等。“说话”，创造了文化，发展了文明。“说话，对人简直太重要了，说则通心，说则交友，说则解危，说则辨别是非真伪。君不见，师说解惑，商说得利，军说化敌。
事实上不让“说话”的人只是想自己说，而禁他人之说。这怎么能行呢？一个森林里只有一个声音是可怖的，一个社会中只有一个声音是凄惨、暴虐的。事实上中华民族发展之滞后其根蒂就在于几千年来总是一个声音在那回荡，整个民族的智慧被压抑着，人们处于“哑巴”的状态，故此多见中国人违心地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祸从口出”就是多少代人从只贪图个人眼前利益、只贪图一时安逸而总结出来的“处世真经”。也正是因为你也不敢说，他也不敢说，大家都不敢说，才“喂”大了当权者的胃口。从而发展到目空一切、肆无忌惮、独裁专制，以至连窃窃私语也要被禁止。古人曾哀叹的“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今犹未改。百姓鸦雀无声，独裁者大肆叫嚣，绝非文明绝非完好，绝非是进步与发展。
言论自由是各国、各民族、各朝、各代中难得的仁人志士、先烈英雄披肝沥胆、抛头洒血、前仆后继争来的，是宪法、法律、国际人权条约中明文规定的公民的合法权利，就目前的一点点街谈巷议也是来之不易的。远的不说，仅从四十年代直到今天就有多少人为之付出过，没有人廉价赐予你的。为了自己个人眼前的一点既得利益和安逸，而出卖自己的发言权是危险的。
为什么不让“说话”？一定是因为当权者自己有丑怕揭露。他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有良心的人怎么能不出来澄清？你把好人说成坏人，人怎么能沉默而不以正视听？你有道理还怕别人与你辩论吗？古代一帝王曾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仇恨之心者，政平讼息也”。由此可见，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关键是公平合理。不讲理就是难以平民心。公理昭彰，是非曲直皆得善断，当然也就无“闹事”的出现。说“闹事”二字者就已经暴露出自心的不安，汤锅沸腾，人坐在锅盖上是压不住的；汤不止，心更燥，做事难免荒唐、丧失理智。更何况法轮功修炼者的“说话”完全是和平理性的呢！
有人说：“只练功，别去参与政治。”什么是政治？我理解政治的本质是：社会中代表各阶层的派别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定行为。它包括各个方面，主要的特征是和政权联系着，人们才把它看作是政治，否则一般是不认为它是政治的。政府对某事处理不公，不合法律，如果老百姓去申诉一下就是参与政治，喊声冤枉就是参与政治，那么，秦香莲、秋菊告状也算是政治了，下岗工人向政府要饭吃也算是参与政治了。动辄向“政治”上拉，是个别人心怀叵测想吓唬住人民、不让人们说真话而惯用的流氓伎俩。其实法轮功修炼者心平气和地去说出自己心里话，是对政府的信任，是履行公民的宪法职责，是真正爱国的行为，不反社会、不反政府，怎么能说是参与政治呢？
还有人说，你们法轮大法不是讲“忍”吗？怎么不忍住非要去说呢？“忍”的内涵很大，在个人修炼中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受到委屈不说，这是“忍”。但这还不是“大忍”，“大忍”是为真理能坦然抛弃自己的一切。大法弟子今天正在如此实践着，是前无古人的壮举。
把法轮大法的“忍”理解为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遭受迫害时不去“说话”，太偏执了，而把大法弟子的去“说话”等同于“闹事”，对不了解内情者来说，是可悲的荒唐，而对别有用心的打压者来说，则是为掩盖其暴行的无耻诡辩与欺世谎言。在真理与谬误的确认中，在大是大非面前，人民就是要说话，而且应该说真话，不说不足以明理，不说会使人真假难辨，不说会使恶人阴谋得逞，不说是对邪恶的屈服、默认和纵容，不说是对真理、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对中华民族不负责任，为了真理和人间正义，大家都应该勇敢地去说出自己该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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