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骏后来贩卖电石获利很少了，于是他改到江浙一带倒卖粮票度日。
一天他在途经江苏金县，因天气寒冷，身上衣服单簿，晚上他到茶馆喝茶暖身。坐不多久，他睡着了，这时正被隐藏在茶馆的便衣刁金生发觉。他左看右看觉得这人有问题，他叫醒徐骏把他押到派出所，并进行百般审讯。徐骏则一口咬定自己到这里来找熟人寻工作，他们查来查去查不出徐骏的来历，派出所把他当盲流，押送到收容所。
此时所里正关着一个在泥人桥下的小瘪三，这人认识徐骏，他为了立功，向所里举报徐骏曾在北京的一个出版社工作过。收容所根据这一线索，查遍北京各个出版社，后来又到清河农场和新疆农场，才查出徐骏的真实姓名和从新疆逃出来的强劳分子。
于是收容所所把徐骏押回新疆农场，新疆农场认为徐骏是个制造麻烦的人，随手就把他送回清河的茶淀。清河农场认为徐骏东窜西逃给清河丢脸，所以就组织一帮子劳改犯，把他吊在梁上用皮鞭打、打得他鲜血淋淋，大小便也不放他下来，有意让他撒在裤子里，使他身上奇臭难闻。
后来当局指使劳改犯用更残酷的办法折磨他，他们让劳改犯在地上撒满图钉、碎玻璃和骆驼刺，把徐骏鞋子脱掉，让他光着脚，叫劳改犯拖着他绕地走10圈，痛得徐骏倒在地上才止手。
徐骏回到昔日的难友中，他忍着痛请他们挑去脚上的刺，这样残酷的用刑，把徐骏折磨得骨廋如柴不像人样。徐骏索性躺着什么都不干，还经常和劳改队长发脾气，大喊我活腻了，你们还是把我拉出去抢毙吧，就这样又把他关了三年。
到1978年，由于政治形势开始急剧变化，监狱当局放松了对徐骏等人的监管，并把他放回劳教宿舍。在这里他见到了1955年回北大读书的同学谭荣夫、梅天良、羊群明、费金伊和周群明教授，以及他在抗战前认识的上海新闻专科学校老师吕荣，报社记者刘彬兴、戴立新等人，所以在收工后和开会学习前经常聊天，无话不谈。
谭荣夫对徐骏说我们北大共有八百多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并枪毙了8人。而把划为极右派的同学送来这里长期关押改造，等于把我们判无期徒刑，很多人被逼死、饿死在这里，我们每当想到这些同学非常伤心。
接着徐骏问周教授，共产党什么时候把你送到这里来的？周群明叹了一口气说道，我是从欧洲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1958年初学校的反右运动已近尾声，共产党再也骗不出反党言论了，于是毛泽东又想出了一个新的骗人花招“向党交心运动”，我被邀请到政协礼堂听彭真的反右补课报告。他说全国各单位的右派分子利用我党整风机会恶毒攻击共产党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在我党和群众反击下已将他们一网打尽，现在毛主席号召爱国爱党的广大民众，开展一个向党交心真正的整风运动，把过去你们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意见、看法、想法，无论是错还是对，都说出来，说明党克服缺点、错误，改进工作。毛主席要我代表他向你们保证，交心运动与反右不一样，所以决不会打棍子、扣帽子、抓鞭子，如果哪个单位领导敢用这套办法打击报复，党将对这些人严惩不贷。如果你们在座的遇到这事，你们可以来找我，甚至找主席。
我听后信以为真，在学校的座谈会上谈了我过去的一些错误想法，不久却把我打成右派，送到黑龙江兴凯湖改造。1962年，我和没有被饿死的右派一起调回北京，不久单位叫我写申诉材料，说中央有指示，考虑要为我们甄别平反，对此右派们都很高兴，但材料交上石沉大海，久久不给答复。
这时我去找彭真，彭真很客气，请我吃饭，饭后我对他提出，你不能作报告骗人，因为我听了你的报告，讲了过去自己的错误想法被打成右派，到东北劳改，差点饿死在那里；回京后写了申诉材料，但单位不问不闻，现在我要找你评评理，讨个说法。
彭真说，我很同情你的不幸，但那次报告是奉主席和总书记之命作的，这是上级差遣概不由已。主席的真实意图是要在全国打出更多的右派而用的计谋，你改造好了还是有前途的。
以后文革开始，共产党给这些写过申诉材料的人算总账，说我们抗拒改造继续向党进攻，说我找彭真是干扰领导，因此处分升级，把我押到清河改造。以后红卫兵到农场造反，不少右派和劳改劳教强劳的人被活活打死，后来狱方怕承担责任，禁止红卫兵进监狱造反，无意地保护了犯人被打死的威胁。
徐骏后来又问昔日在新专的老师吕荣，吕荣说我在1954年文化部召开的斗争批判胡风的大会上，因为公开站出来为胡风辩护，我说胡风发表对文艺问题的一些看法没有错，完全符合宪法言论自由的原则，不应给他扣反革命的帽子。后来他们把我划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成员，不经审判不明不白把我长期关押在清河，妻子在他们挑梭和压力下离婚，又把我唯一心爱的财产一台打字机和大量写作材料烧光砸掉。我没有了家，多少年来一个人孤苦伶仃在这里等死。
随后他指着河对岸一个正在钓鱼的人，吕荣问徐骏还认识吗？徐骏摇摇头，吕荣说他就是昔日在新专授课的潘老师（汉年），在他旁边的胖女人是昔日大银行的千金董慧，现在陪他一起坐牢。
吕荣一提，徐骏想起来了，说道你和潘老师是我在新专学习时最爱听课的二位老师，我很想过河去见见这位启蒙我参加革命的老师，问问他潘杨反革命集团到底是怎么回事。
吕荣摇摇头说道，你看他的周围有好几个便衣在暗中监视着他，要和他接近并非易事。吕荣停顿片刻后又说，不过有一次我趁监视他的人不在，偷偷和他接触交谈过，向他询问和你一样的疑点，他向我作了介绍。
他说，事情发生在1954年，我（潘汉年）率上海人大代表团在北京开全国人大会议，住在北京饭店。会还没有开，他们就把我逮捕，诬陷我抗战时和日本情报机关勾结，破坏抗日，还诬陷我在解放初与上海公安局长杨帆为国民党飞机空袭上海提供情报和目标，因此定性为汉奸和国民党特务，不经审判关押至今。
这时我问老潘，毛泽东诬陷你为汉奸特务 到底是怎么回事？
潘汉年接着说，抗战时我担任华中局情报部长，杨帆与我在情报部一起工作。有一次我到延安开会，在汇报工作时，毛泽东亲口指示，要我设法打通日本情报机关，并和他们合作夹击消灭国民党军。他还说日本人打到中国来，侵占的是国民党领土，实质上是在帮我们夺取国民党地盘，帮我们打败和消灭国民党的政权和军队，为我们夺得政权创造条件，这是我共产党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好事。现在机会终于来到了，你要利用关系不惜一切地做好这件大事，将来革命成功，你将成为开国大功臣。
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通过共产党的特工秘密通道，先与日本驻华总领事岩井英一取得联系，经他的引荐，潘汉年和日军侵华总司令部谋略课长都甲大佐合作，最后又和汪精卫密谈。为达到日伪共三方共同打击国军目的，我们先向日伪提供国民党抗战能力，和我共产党矛盾冲突原因，以及国民党与美英情报人员在沦陷区香港重庆活动等情报。我们还和日伪秘密合作，围剿在沪活动的三青团，江南一带的忠救军游击队。
日伪亲眼看到了共产党的这些诚意，因此达成口头协定，我方不攻击日军的交通运输线，保证日方军队、武器、弹药源源不断畅通无阻地运往前线；日军则答应，在江北划出八个县的沦陷区，供我军在江北建立根据地，扩大武装。
解放后毛泽东怕他的汉奸卖国指示被我泄露，使得他在历史上遗臭万年，所以他用贼喊捉贼、恶人先告状的卑鄙手段，反诬我和杨帆勾结日寇，是汉奸叛徒和特务，长期关押在此。
待续@*
责任编辑：苏筱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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