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力量
这种全球安全情况的根本变化，却几乎不被民主国家的外交界所理解。所谓的专家仍无视刚刚发生的例子，一再掉入老套思想的框框中。比如，他们相信，国防经费的增加和星战计划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种自我安慰的陈旧思维方式，倒是使这些专家省得去认识和预测全球变化，但是这种想法忽略了另一方面：正是政治力量，促使苏联放弃共产主义，而走上了民主的大道。
这种思维模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二○○○年十二月发表的一份报告《全球二○一五年趋势：与非政府专家谈论未来》中也可以看到，这份报告乃立基于内外部专家所谓的“最佳化”思考（注5）。虽然报告中认为中国有可能出现民主，但它主要的资讯却是，在现存的独裁统治国度里，现状恐怕还是难以改变的。这份报告忽视了社会基层大众对改变现行制度的深层力量，更糟的是，这份报告对独裁政权是否走向民主化并没有提供任何分析基础。
对于像沙乌地阿拉伯和埃及这样的国家，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仍然支援、维系、甚至赞扬那些完全腐败的独裁者。然而，沙国和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只关心如何维持统治和中饱私囊，他们长年扼杀民众表达不同政治观点及反对意见的途径。随着民众的不满情绪与贫困日益增加，沙乌地阿拉伯和埃及的社会激进因素也在升高。由于来自基层的威胁变得如此明显，两国政府近年来都在努力安抚那些扭曲回教且不断壮大的煽动政客。两国政府都运用媒体来进行狂热的宣传运动，试图把国内人民的愤怒转嫁到美国头上。二○○一年九一一恐怖袭击时，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结果。这次攻击就是来自沙乌地阿拉伯和埃及，十九个恐怖分子中的十五个是沙乌地阿拉伯人，头目阿塔（Mohamed Atta）是埃及人，事件的一切经费来源是沙乌地阿拉伯；而在联邦调查局的二十二个首要通缉犯中，就有七个是埃及人。
即使沙国和埃及的独裁政权越来越不稳，西方仍然固执而短视地大量增援、并在政治上帮助这些摇摇欲坠的独裁者。这两个政权都被认为是“战略上的盟友”：以沙国而言，美国主要的考量是其在当地的军事基地、沙国重要的战略位置以及巨大的石油储备；以埃及而言，因为它被认为是一个亲西方的、“温和的”阿拉伯世界发言人、苏伊士运河之乡。要从根本上改变对这些关键国家的政策，从而促使其循序渐进地发生变化是需要技巧的，过于急速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损失惨重的结局。例如，如果马上要在沙国推动选举，将会导致一个激进的反西方政府，从而切断了美国的石油供给；而在埃及，回教激进分子正蠢蠢欲动，那里有如一个充满反对期望的火药桶，如果西方的援助骤减，将会立刻使它爆炸。
相反的，如同阿富汗的后神学士政府正在进行的一般，政策上的改变可能会更容易造就出一个现代社会的政府。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找到一个取中的办法，来帮助这些受够了独裁和腐败之苦的沙国人民建立起民主的一角。我们可以从向沙国法赫德（Fahd）政权施压来着手，促使它开始民主改革，也可以从加速伊拉克和伊朗的民主化来进行。两伊是主要的石油生产国，两国石油产量的增加能够降低全世界对沙国石油的依赖，而两伊的民主化也将会改变中东地区人民的心理气氛，促使沙乌地阿拉伯的改革者更大胆地迈向现代民主。无论如何，我们急需针对该地区展开新的策略，因为现有的传统策略已无法再维系了。从二○○二年底，布希政府开始较为积极地在该地区促进民主，但仍显胆怯；至于欧洲及其他民主国家则更是谨慎。
在现代社会中，众人仍旧无法把握到权力的本质。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而造成了权力的转移。举例来看，匈牙利、波兰和捷克从华沙公约成员国，变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民主国家。同时，维持民主国家强大的国防力量，则是确保和平与驱逐独裁者的绝对前提。因此，所有支持民主传播的国家，都应该力推健全的国防预算。然而军事开支主要随着政治原因而变化，而来自回教极端主义等方面的威胁，主要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德国员警报告了他们在二○○二年七月三日所逮捕的一群摩洛哥、埃及、阿富汗和德国人：“这群人致力于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宗教国度，并且不接受民主宪政的体制。”（注6）另外一个我们所面对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共产中国。正如罗斯．特瑞（Ross Terrill）教授所描述的一般：“共产国家将美国视为敌人来确保其政权的正当性。”（注7）
最近的历史已经证明，外交家们有一种观点极其愚蠢。他们坚信，积极提倡民主和人权听起来很好，但其与保护自身的“国家利益”、“稳定”及“安全”不但无关，甚至是冲突的。就像在东欧和中欧发生的那些国家转型一般，让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让中东主要国家成为民主国家，对全球的和平与安全将有深远而有益的影响，这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显然，除了亲身经历过的人们，其他人并不这么认为。属于“欧洲新生代”的波兰外交部长最近表示：“民主是在中东实现和平必不可少的条件。”（注8）以下的这些等式，将更能帮助那些“老欧洲”们认识这个事实：
●发扬和悍卫民主，就等于是在维护国家安全。
●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势力越强大，我们能影响世界的力量就越大。若独裁国家的势力越强大，我们能影响世界的力量就越小。
身在民主国度，我们首先需要让自己从过往的观念包袱中跳脱出来。在这个全球民主国家占大多数、显然具备进一步根本改变的潜力、具备完成全球民主化潜力的大环境中，我们需要对权力、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需要明白，世界并非依据文化、宗教或经济来划分的，划分的标准就是民主与独裁。
这对于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是真正来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人。卸任后的前总统柯林顿在香港发表关于中国和民主的演说，谈到了今后的五十年，却只字未提世界需要中国成为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对于中国国内那些希望中国能像台湾或其他先进国家一样民主化、希望民主领导中国的人们来说，这传达了一个错误的讯息。而布希总统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演讲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布希强调了民主所带给美国的强大国力，赞扬了中国政治制度中一些适度的改革，比如不记名投票和乡镇层级的竞选制度，还提到他盼望着这样的民主选举能扩大到国家层级。但即使是布希总统，也没有能够充分而坦诚地谈及中国的民主未来，并为此切实安排一个方案，来帮助中国达到目标。
缺乏创造性和新的思考，也往往使我们自己陷入纷扰。当某些独裁者的极端暴行被披露于世时，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想做出回应。但是很多回应方案，不是不适当就是有损我们推行开放和民主变革这一更高目的。决策者只能选择一些无法打动人的方案：军事行动、经济制裁、孤立，或是完全不采取行动。军事行动对于拥有核武的独裁者具有局限性；经济制裁也没能给缅甸和古巴带来民主；在非洲，我们事实上毫无建树。很清楚地，我们不仅需要在策略上大胆创新，我们也需要更好的手段。这些手段大多是使用非暴力抗争、罢工和联合抵制，以及过去被称为消极抵抗的方式。在独裁国家的内部，民主力量需要在最前线战斗，全力促使国家开放、协助抵抗阻碍势力、对抗独裁者。有时候，民主化的手段也需要一些军事支援，以增加非暴力方案的效力。我们需要不断扩大声势，以促使独裁者下台，或是将他们驱逐。
发扬民主：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
试想一下，如果现有的民主国家都终止支援所谓“友好”的独裁者，并不再容忍“不友好”的独裁者，全球民主化将能得到多大的推进！那么，把这个不支援、不接受（独裁者）的新政策和广泛帮助并鼓励本土民主运动的努力结合起来，就绝对可以在一个世代的时间里，把世界最后的独裁者清除掉。
独裁统治国家境外的民主人士，第一步是应该去鼓励那些在独裁统治国家内部的民主人士；阐明没有独裁者的美好世界愿景，说明它所带来的和平、繁荣和自由等好处；并确立一个驱逐所有独裁者的最后期限。正如前文提到的，二○二五年是一个合理的时间。下一步是在此愿景和最后期限的基础上，形成广泛的国际舆论共识，并开始建立必要的组织机构、方式和资源。
这种策略性典范转移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把发扬民主提升为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首要任务。再怎么无限制的国防开支或是贸易往来，都不如让中国、巴基斯坦和阿拉伯世界成为民主阵营的一部分更能根本改变民主国家的安全和福利。要形成对这种战略的舆论共识，就需要大量的教育、说服、领导和组织。尽管不会轻易或迅速达成共识，但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为此努力。
我们也有一些有力的基础。二○○○年六月，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史无前例地聚集在一起讨论民主，同意成立民主共同体，并一起做为核心小组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参加建立核心小组的国家形成了坚实的领导基础，包括世界上最大和最老牌的民主国家：印度、美国，以及最年轻有活力的民主国家中的波兰、捷克、葡萄牙、南韩、马利、南非、智利和墨西哥。所有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离完全采纳本书所描绘的策略、战术尚有一段距离。就连这十个创立核心小组的民主国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担心被指“干涉他国内政”。例如，印度曾不断声明，不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当然了，她经常干预邻国的事务。然而她并没有成为公开倡导民主的带头人。
印度崇敬由甘地开创并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认为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应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如果一个英国人献身于保卫印度的自由、抵抗暴政并服务于这片国土，”他说，“我将如同对待一个印度人一样地欢迎他。”（注9）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Solidarity movement）、捷克的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南韩的金大中（Kim Dae Jung）以及南非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都有着共同的理念。和那些积极参与美国民权运动的美国人民一样，他们都明白，这种非暴力的冲突，用甘地的话来说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策略的重点之一是支援人们以非暴力抗争来获取自由，那么在这十个核心民主国家中达到共识，并最终在所有的民主国家中达到共识是可能的。
如果不仅仅是由职业外交官推动，资深的民主政治家们也能够参与的话，那么这种可能就更容易实现了。举个例子，对于印度在民主共同体中担当领导角色这一点，印度总理瓦巴依（Atal Bihari Vajpayee）可比外交部的官员们要游刃有余得多了。同样的现象在华盛顿首府也存在：国会议员们总是领先于国务院、五角大厦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距离本土民主进程最接近的人，更能理解那些在其他国家为建立相似的体制而奋斗的人们。选举产生的政治家们，往往更接近、更能够回应他们的选民对其他国家的民主斗士普遍的同情。而外交官们则更接近、也更能回应其他的政府——其中有些是独裁政府。民主选举的政治家们明白，只有民众选举产生的政府才是合法的。然而外交官们却趋向于认为，存在的政府就是合法的，哪怕它的当权是完全背离其人民意志的。
因而，真正的推动力必须是来自选举产生的政治家或由其任命的官员，以及非政府组织。动员民主国家和民主人士也有一部分是非政府组织（NGO）的任务，往往以“民主共同体”及“世界民主运动”的民主论坛形式出现。来自民主社会非政府组织的支持者，将全世界非暴力抗争的力量汇集在一起。“世界民主运动”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九九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受到了印度领导人的温馨欢迎和支持。“非政府组织民主论坛”第一次会议，接着在二○○○年于华沙举行，也为秘鲁的异见人士托雷多（Alejandro Toledo）提供了一个寻求支援反对秘鲁总统藤森（Alberto Fujimori）的机会。然而，美国国务院迫于秘鲁藤森政府的压力，公开反对邀请托雷多去华沙，并威胁此论坛的美方筹办者“自由之家”取消其以后的举办权（注10）。然而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在一次非暴力运动中，托雷多和秘鲁的其他民主人士设法驱逐了藤森，托雷多被选举为秘鲁总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