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府与马尼拉共同把马可仕赶下台
在马可仕宣布自己胜利后的第二天，大量艾奎诺的支持者涌入马尼拉，人数超过一百五十万。他们举行了一场“人民胜利大游行”。在这场大游行中，艾奎诺对她的支持者说，如果马可仕不让步，“我们的行动就要升级。但是我们不要暴力革命……现在我们需要用非暴力抗争为争取正义，这就是说用和平的方式主动地去抵抗邪恶。”这一资讯经由CNN电视台向全世界播放了出去，同时标志着“人民力量”（People Power）运动的开始。这一运动中包括以经济抵制与马可仕有关联的公司，所以运动一开始就影响到了这些公司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过，抗争双方都坚信自己会把对方拖垮。不管怎样，马可仕没有任何妥协的迹象。
军队中有些军官一直对马可仕颇有微辞，因为他在军队中安插的政治裙带在军中作威作福，欺压那些从西点军校（West Point）及其他美国军校毕业的职业军官，腐化了这支曾辉煌一时的正规军队。其中部分军官成立了一个简称为RAM的秘密组织，其全名为“菲律宾军队改革运动”（Reform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Movement）。当时任国防部长的恩利尔（Juan Ponce Enrile）与RAM有一定的联系。这个组织在选举之前就在酝酿一场政变。其成员之一罗幕斯（Fidel Ramos）中将在维尔将军迫于美国压力再次下台之后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在国民大会宣布马可仕赢得选举后，很明显马可仕和维尔将对军队进行肃清，并可能会暗杀RAM成员和逮捕反对派领导人。从各省调来的部队，进一步加强了总统官邸马拉坎南宫（Malacanang Palace）的保安。更糟的是，RAM组织中的四名军官被捕，政变计划因而泄漏。
国防部长恩利尔和罗幕斯将军将他们的部队，包括军队和民警，调遣到比邻的阿基那多（Aguinaldo）军营和克拉姆（Crame）军营。陆续地又有其他的部队和员警向这两个军营集结，各种国际媒体也闻讯赶来并开始对外直播。恩利尔和罗幕斯很快在阿基那多军营举行新闻发布会。恩利尔称良心已不允许他“把总统视为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我相信现有的政府不再受到人民的拥护。”他希望“所有正直的内阁成员、正直的菲律宾人、正直的士兵和军官”能支援他。罗幕斯将军对此回应说，“我们坚决支援柯拉松．艾奎诺。……在我的心目中，她才是菲律宾真正的总统。”他们决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并将矛头指向了马可仕。
拉莫斯和恩利尔都求助于思恩主教。后者则呼吁民众前往这两个军营，阻止马可仕政府对其进行攻击。艾奎诺的弟弟布兹（Butz）在天主教真理广播电台（Catholic Radio Veritas）上呼吁民众跟他一起向这两个军营进发。当天马尼拉的出租汽车、公共汽车和私家车整个晚上都在将人们运往军营，这一场面不由让人想起二战时巴黎的出租汽车将部队运往前线的场景。翌日凌晨，大约有五万人到达军营。马可仕要求叛军放弃“这一愚蠢的行动”并且“投降”。稍后恩利尔将其部队调动到克拉姆军营，合兵一处以利防守。
如所预期，冲突很快地爆发了，忠于马可仕的海军坦克部队开往叛军的阵地。包括修女和学生在内的示威平民响应号召，迎头堵截部队，阻止政府军前往镇压力量相差悬殊的叛军。这些勇士们毫不畏缩地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两方军队之间筑起一道人墙。参与其中的一位耶稣会教士说，“没有一个人因害怕而退缩。”尽管政府军多次试图穿过这道人墙，但是缩在武装车辆里的士兵吓不倒渴望民主的平民。波斯沃斯大使警告马可仕说：美国方面不会容忍他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然而马可仕抵赖说“做为总司令他有权利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秩序。”但是军队最终没有开枪。次国务卿阿姆克斯特后来说，他认为这无疑是马可仕最后一次苟延残喘，因为“他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军队。一旦军队也出现严重分裂，甚至忠于他的军队都不愿为其卖命时，他的统治就真的时日无多了。”阿姆克斯特在给舒兹的一份电报中说，他认为他的警告对马可仕不会有实质的作用——在此类事情上马可仕总是一意孤行的。此时柯拉松．艾奎诺还待在宿雾岛上，叛军方面告诉她最好留在那里，直到叛变结束。
在“人民力量”示威运动期间，担任众院亚洲外交事务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Asia for the Hous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主席的索拉兹议员倡议停止所有对菲律宾政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表示我们站在人民的一方。”他记得当时助理国务卿渥夫维兹（Paul Wolfowitz）和亚洲防务助理国务卿阿梅迪革（Richard Armitage）分别来找过他，都说停止援助可能导致马可仕下台并使NPA（新人民军）从中受益。然而索拉兹更加坚信马可仕与共产主义者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只有在全民选举中获得人民的支援，才能结束这种恶性循环。最后亚洲委员会全数通过停止援助。
美国的政治家们担心菲律宾已经处在大规模流血事件的边缘，于是他们试图采取措施平息菲律宾民众的情绪。白宫发言人史毕克斯发表声明支援拉莫斯和恩利尔的行动，称他们的反叛和民众对他们的支援“更加证实了我们的担忧，即最近的总统选举中执政党方面存在大量的欺骗行为。……菲律宾国内很多人士呼吁非暴力抵抗。我们支援此类呼声，并希望此类呼声受到尊重。同时我们也希望菲律宾全体人民能一起来尽快解决这些问题。”波斯沃斯大使在他二月二十二日发给国务卿的电报中说，这样的声明收效甚微。要想真正奏效，除非雷根总统亲自与马可仕通话，要求其下台。
哈比于二月二十三日返回华府，随即召开了有关此次危机的高层会议。哈比此次见到了马可仕，他说马可仕看上去很糟，而且根本不相信这么多人想让他下台。舒兹希望与会者能步调一致地向雷根表明：立即抛弃马可仕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并且必须由雷根亲自表态。尽管与会者意见有些许分歧，大家还是同意马可仕已经没戏唱了，而美国方面必须设法说服他除了走人别无选择。舒兹指出，美国在过去曾有好多次违逆潮流的行动，包括伊朗王（编注：巴勒维）倒台之时。“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不但站在了错误的一方，而且好像背叛了我们的朋友。”
稍后在白宫形势研究室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者除了总统外就是早些时候在舒兹家开会的那些人。会议期间得知开往军营的部队被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挡住了。接着又有消息说马可仕仍在集结部队，准备翌日凌晨对克拉姆军营发动大规模攻击。叛军求助于美国使馆，希望能得到美国的支援。
哈比做了有关菲律宾形势的报告，最后说“马可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舒兹补充说马可仕的统治已维持不下去了，代表民主的艾奎诺夫人将是最佳的接班人，同时又可避免权力落到NPA（新人民军）手中。“美国政府必须想办法支援寻求变革的民主力量，并且体面地对待马可仕。我们应准备好把他接到美国来。”雷根的幕僚长黎根反对赶马可仕下台，因为他相信政权的真空可能会让共产党徒渔翁得利。然而舒兹随即提醒雷根注意其顾问团在此问题上的一致性：“总统先生，在座的除了黎根之外，没人相信马可仕能继续掌权。这是他咎由自取。”
雷根随后以私人名义给马可仕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不要对反叛者使用暴力；同时警告他如果发生此类攻击，美国将切断对菲律宾的一切军事援助。雷根另外又写了一封信要求马可仕下台。第二天早上白宫发表公众声明，要求忠于马可仕的军队不要对反叛者和示威者动用武力。声明中说，“任何用武力维持现有政府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只有和平地将政权移交给新政府才能解决目前这一危机。”然而波斯沃斯大使向华府反应说，当这两封劝马可仕下台的信函转交给马可仕本人时，他一口回绝了。“马可仕说我们得出的是个荒谬的结论，因为他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他根本不愿听从我们的劝告。”
在马可仕这样固执己见的情况下，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二月二十三日一个攻击直升机中队在执行袭击叛军军营时集体投诚，大大地增强了叛军的防守能力。第二天这个直升机中队主动出击，击毁三架政府军的直升机，并占据了政府控制的一家电视台。另一家电视台随即也落到叛军的手中。与此同时，政府军的地面部队却被平民挡住了去路，他们甚至还给军队提供食物。他们的献身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此时在宿雾岛（Cebu）的艾奎诺夫人，她坚持要回去跟她的支持者们同舟共济。在马拉加南宫做报导的CNN电视台记者看到双方都曾向对方开火。反对派方面呼吁民众前往已占领的电视台阻止政府军将其夺回。艾奎诺希望她的支持者们坚守阵地，保护已经得来的战果。马可仕则在当地电视台上发表讲话，希望外地的支持者拿起武器前来增援，马尼拉已处于内战的边缘。波斯沃斯大使将人民力量的革命称为“CNN第一要闻”，因为这一电视节目不但吸引了大量观众，而且在民众中颇具影响。波斯沃斯称此次“人民力量”的抗争，加上媒体对它的相关报导，引起了美国公众的极大回响。萤幕上播放的场面，也对美国和菲律宾官方的决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马可仕终于开始退缩。他于二月二十四日致电美国参议员拉萨尔特说他“愿意谈一下条件”。在陪同拉萨尔特前往白宫见总统的途中，舒兹接到阿姆克斯特的电话，说马可仕家族间接与他取得联系，并表示愿意讨论相关的条件。拉萨尔特跟马可仕通话时肯定地说，如果他愿意下野，美国方面会尽量保证他的人身安全。马可仕显然对这一态度并不满意。“他沉默了很久。……他相当的情绪化。他说第二天会低调地举行一个就职典礼，然后再给我打电话。我直截了当地跟他说不可能两派分权，还跟他说他应该体面地下野。马可仕又是一言不发。”他告诉马可仕不但要走人，而且要走得“干净俐落”。第二天菲律宾举行了两个就职典礼：一个是全体人民欢迎他们选择的领导人艾奎诺夫人担任他们的总统，另一个则标志着失败的独裁者美梦的破灭。后一个典礼备受冷落，就连电视转播的画面都遭到大肆的删减。马可仕很快就登上美军的军机飞往夏威夷，“马可仕时代”彻底完结。
舒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美国承认艾奎诺政府的过程也远非一帆风顺。雷根总统与黎根两人仍然很不情愿接受这民主的成果。当舒兹带着起草的承认声明到白宫时，雷根气爆了，总统也不喜欢声明中谈到艾奎诺和这一民主进程的措辞。舒兹最后替他们的立场总结说，“这些措辞让人感觉好像是我们要抛弃马可仕”。舒兹也很成功地反驳说：“如果我们在艾奎诺这个问题上支支吾吾、闪烁其词的话，我们很可能会把一场民主的胜利变成一场巨大的灾难。……这是菲律宾人民的呼声，这一呼声非常响亮而又明确。”得到允许后，舒兹随即发布了声明，承诺与艾奎诺政府合作，并盛赞她致力于非暴力运动；同时也认为马可仕的执政成果总体来讲“是有建设性的力量”。
在选举之后，鲁格和克兰斯顿（Alan Cranston）两位参议员及坎普（Jack Kemp）和索拉兹两位众议员共同为菲律宾发起一项多国援助计划。有多个国家参与此计划，共同为菲律宾的民主进程筹得约十亿美元的资金。
过渡时期的菲律宾需要艾奎诺夫人及其新的团队做出一些很棘手的决策。当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亚洲事务专家的思佳回忆说，当他一九八六年三月到达马尼拉时，艾奎诺夫人已经准备好“大刀阔斧的放手去干，包括解散议会、自己独揽大权，直到重新进行大选，真正的走向民主。我们所有的人都坚信她将建立一个民主政体，没有任何人怀疑过这一点。可是毕竟她要先暂时性的恢复类似独裁的统治。”但是副总统劳雷尔和国防部长恩利尔都反对这样做，他们认为对旧政府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肃清，会导致国家失去许多出色的行政长官，尤其是一些省长。艾奎诺夫人在电视上发表这一决定之前，曾征求思佳的意见。思佳对她说：“‘你放心，美国政府完完全全支援你。这一点我们说得很清楚。你就是菲律宾的总统。我们相信你要采取的措施是你必须要做的，我们也相信这些措施可以加快菲律宾的民主进程，可以加强你们的国防力量等等。……所以只要是你觉得你必须要做的，你就去做，我们一定支援你。’那个时候我很佩服她。……她坚守自己的立场，只要能真正改善菲律宾的状况，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也许她犯过错误，但是毕竟有些决定真的很难做，而她做到了。”思佳说，“我一直觉得她颇有铁娘子的气度。”
马可仕夫妇连同四十五名随从乘坐一架飞机到达夏威夷，另有一架飞机装满了他们的物品。有关方面开始就他们所带走的财产及他们在美国境内的资产进行司法调查。在几年前索拉兹议员已就马可仕夫妇在美国的财产进行调查，并发现他们在曼哈顿投下约三点五亿美元购买房产。这还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已。这一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落在了倒楣的外交官瑞奇的头上。在第二架飞机所携带的物品中有一大批珠宝，这批珠宝“足以让任何一个博物馆或者任何一个欧洲王室妒羡不已”。瑞奇认为这第二架飞机上的东西根本就不属于他们。因为担心他们的资产卷入法律纠纷，马可仕夫妇无法在任何银行开设户头，因此他们的日常开支都是个问题。伊美黛把她的演技发挥到了极限，尽力扮出一副受害者的可怜相。美国政府曾试图把他们夫妇送到巴拿马去，但是艾奎诺给巴拿马领导人诺里加（Manuel Noriega）施加压力，后者表示不愿接受他们。艾奎诺夫人的考虑是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下更容易追查马可仕侵吞的国家财产。当被问到她那臭名昭彰的大鞋库时，伊美黛一脸无辜地说：“我在塔克洛班宫（Tacloban，菲律宾南部的一个宫殿）存放的鞋更多。”瑞奇觉得“她的反应正是她一贯的作风。有什么大不了的？她的道德观念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对这些事情大惊小怪的。这些鞋算得了什么？”他们的随从们后来基本上都在美国找到了工作，可是这些事情在把他们运出来之前却从未考虑过。马可仕夫妇最后搬入一栋水上住宅，“新闻界都传闻在他们搬进去之后，那座房子变得非常富丽堂皇。可是他们还是假装一无所有。”
据舒兹讲，雷根总统仍对艾奎诺夫人心怀疑虑。在艾奎诺夫人就职一段时间后，舒兹与雷根总统商讨是否邀请艾奎诺夫人赴美访问时，总统说他还是对艾奎诺夫人的执政持“观望态度”。舒兹对总统说：“菲律宾人民可是在等着您宣布支持她的政府。”雷根回答道：“我当然会支持一个合法的政府——等她当选后吧。”舒兹反驳说：“她认为她确实已经当选了。”雷根此后赴亚洲巡回访问时，曾过境菲律宾。然而是舒兹前去会见了艾奎诺夫人。由于雷根政府态度的摇摆不定，艾奎诺夫人起初不太愿意赴美访问。但是舒兹向她保证国会将非常热烈地欢迎她，而且白宫方面也会非常得体地接待她，于是她最终接受了邀请。一九八六年九月菲律宾总统艾奎诺夫人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她的演讲获得如雷的掌声。索拉兹议员趁热打铁，提议给菲律宾提供价值两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一议案被全票通过。陪同艾奎诺夫人进入议会大厅的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多尔（Bob Dole）称之为“美国历史上为演讲所付的最昂贵的酬金”。
艾奎诺夫人任总统期间曾经历数次重大考验，包括几次未遂的政变、与她同甘共苦的其他菲律宾领袖逐渐的不支援她、以及行政上的困难和自然灾害等等。然而她执政期间确实大大的改善了菲律宾的前途。再有，她掌权后坚持彻底清理旧的政体，从而使她得以重新建立民主。前国务卿舒兹在回忆录中写道：“她立志要把一个尚能运作的民主政体转变为一个公众选举的民主政体。这个伟大的目标她达到了。”前大使阿姆克斯特则把艾奎诺夫人视为民众渴望重返民主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性人物”。他说她在赶走马可仕之后“做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她帮助费德尔．罗幕斯当选为下一届总统，阿姆克斯特后来评论说罗幕斯是马可仕下台之后最出色的行政长官。
菲律宾发生的这些事情给我们留下哪些启示呢？菲律宾人民革命的案例有几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它显示了一些美国的政治家俱有伟大的眼光，能看到国家安全、美国利益和外国人民意愿之间的内在联系，虽然这些人不是来自最高阶层。用思佳的话说：“如果你真想在另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强大的防卫系统，那么这个国家必须是一个民主国家。……为了加强美菲两国之间的共同防卫关系，必须为这个国家重新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很多人认为我们关心的只是在苏比克湾和克拉克机场的军事基地，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思佳也说：“我认为抛开这两个基地不说，维护一个民主的菲律宾也是美国对菲政策中一个重要部分，……不只是因为我们跟菲律宾的长期合作关系，……还因为我觉得‘一个国家的安全’和‘人民对其自己事务的参与’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这两个基地从此被关闭了。不过即使美国为了保留这两个基地而继续支援马可仕政府，我们至少还会丢掉克拉克空军基地——因为皮纳土坡火山（Mount Pinatubo）的爆发。而且因为华府对马可仕政权的支援，继任的政府很可能对美国态度很不友好，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甚至还可以假设，如果公众转去支援当时似乎唯一能与独裁者抗衡的武装叛乱，菲律宾的民主更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到来。菲律宾一直是美国的民主盟友，甚至曾允许美军赴棉兰老岛（Mindanao）帮助铲除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恐怖分子。在马可仕执政的末期，他们曾密谋与苏联勾结——这也充分证明了危机中独裁者的绝望和他的不可靠。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早已被抛于脑后。无论如何，苏联从未真正地参与菲律宾事务，一是因为马可仕的政权当时已经摇摇欲坠，二是苏联自己也鞭长莫及。但是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们必须时刻牢记这个教训，那就是：“独裁者是不可靠的。”
菲律宾的例子也证明，当一项政策行不通时，各级的行政部门与国会领袖可以互相合作，推动其继续进展。在这个政策执行过程中有几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才能使各方在拖延许久之后终能达成一致意见，要求马可仕下台。同时几位领导能力卓越的国会议员在不同的时期也发挥过不可或缺的作用。
他们对马可仕的渎职行为所持的立场完全一致，当他们将这样的报告呈交给总统后，总统的顾问就可以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大选可以大规模地动员普通民众参与；而且对于那些自以为已经控制了民众不满情绪的独裁者来说，大选经常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即使有时大选结果对反对派不利，进行大选也可以暴露民众对现存政体的不满。如果有国外的专业监票人参与，则更加可以阻止或者至少暴露选举中的诈欺行为，同时肯定可以显露出专制欺压与独裁体制中丑陋的死穴。
在行政部门方面，通常来讲，跟独裁者走得最近的人最能看清其腐败的程度。可是另一方面，外交人员总是希望能维持一个良好的双边关系，这便很容易导致“客户偏袒症”（编注：clientitis，指与某人或组织一起工作时间长了之后产生的一种自然的对其偏袒的心理），最后反而变得“当局者迷”。在菲律宾这件事情上，国务院、国防部及美国大使馆的一些人很早就意识到马可仕没戏唱了，必须采取措施把他清理出局。其他的许多人也慢慢意识到了，然而意识到的原因却不尽相同。比如很多高级官员认为海军总司令克罗上将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克罗将军认为美国在菲律宾的两个战略基地受到威胁，而且共产主义正在酝酿着趁机暴动。马可仕已经让美国不堪重负。
有人觉得美国与菲律宾是“世代之交”，继续支持这个独裁政府会导致那里的形势至少几年内不会有什么起色。不管怎样，有一批官员已经认识到马可仕必须下台，这样他们就可以帮助策划这次大选，让那些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最终也同意让马可仕下台，包括雷根总统本人。
那么，美国方面采取了什么措施逼使马可仕下台呢？当时担任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局长阿布拉默茨说“也没做什么”。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是：美国会不会支持一个总是压制人民民主意愿的领导人？由官方或媒体从菲律宾传回的报导使美国就这个问题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当然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也帮助反对派暴露了马可仕政府的阴暗面。阿姆克斯特大使出席艾奎诺的葬礼无疑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讯息——尽管这个讯息美国政府的高层人士不太欣赏。而波斯沃斯大使与“自由选举全民运动”及反对派的联系也是很重要的，包括他给艾奎诺夫人在有关安全问题的咨询。此外，阿布拉默茨和鲁格参议员的外交助手弗雷德里克．布朗（Frederick Brown）更对外交家麦斯托（John Maisto）大使的远见卓识赞叹不已。麦斯托早在其他人之前就已经看清了马可仕的“庐山真面目”：“他只是个独裁者，不但会危害到我们在菲律宾及东亚的长期利益，更加危害到菲律宾的人民。”
好多现在已被普遍使用的监视选举及支援反对派的手段，在当时都还是新生事物。“国家民主基金会”及与其相关的一些主要协会也都是刚刚成立。国际社会对菲律宾选举的监视行动，强而有力地向美国那些顽固的政治家们（包括总统本人）表明，马可仕已无法胜任领导人的职务，也不再是美国的“朋友”。从这次选举后，选举监视已经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矩。过渡中的国家都想经由这一手段而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举办一系列成功的选举，这个国家往往可以一跃而成为“成熟”的民主国家之一，比如一九八九年重返民主世界的波兰和匈牙利。独裁者们为了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有时会自己选择一些“观察家”来监视他们的选举。鲁卡申科和米洛塞维奇都耍过这种手腕。
另外还有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政策经常赶不上现实形势的要求。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们总是无法设想，某个国家如果没有了某个独裁者或者某个君主会是什么样子，一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所以他们经常对事态的发展产生误解，事事处于被动的局面。这也使得他们看不到除了暴力革命之外，还可以帮助发展一些更加和缓的民主途径来解决问题。由菲律宾的例子证明，我们必须在平民中发展一些领导人员和干部。总会有一些不可预见的机会出现，在危难关头总会有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