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至，大地开始裸露出她那茶绿色的胸怀。我骑着白马，驮着一个大包裹，怀抱着一个镶着银子图案的马鞍，去公社送还展览品。春风让北疆高原泥泞起来，阳光使阿勒泰山的冰雪挣脱其凝固的状态在布林津的草原上咆哮着直泻而去。一切都改变了模样，前几天还能跃马过去的沟，现在却被洪水冲刷成又深又宽的急流。我顺着河岸走去，找不到一处能过河的地方。洪水冲决堤岸，而草皮依然复盖如旧，我的坐骑踏在堤岸的草皮上，人和马就坠落下去被卷进了湍急的洪流之中。一瞬间天旋地转，我用力划水，竭尽全力，竟无法靠岸。我在洪水中拼搏，半个多小时后，才在前边河道的岔口处，顺势翻上河岸。
极目四野，孤苦无助。沿着河岸跑去，我找到了我的坐骑。它被搅在一颗红柳树根上，仅露出二个喘着粗气的鼻孔。我抓住缰绳，但怎么也拖不上它。河道实在太深了，马屁股上又驮着湿漉漉的大包裹，唯一的办法是重新下水去， 卸下马鞍后的包裹。现在一切只能依靠自己去战胜降临的这场灾祸。马总算被救上了岸。冰冻的棉裤紧贴着僵硬的腿，牵着同样僵硬的马，一步步向克木齐方向赶去。
天昏暗下来，铅色的天幕慢慢沉降在地平线上，唯有一群黑老鸦盘旋在雪原上仅有的一丛红柳树稍上，并时时发出咕嘎、咕嘎的哀鸣。这景色我在俄罗斯画家阿•萨甫拉索夫《白嘴鸦归巢》的油画中见过。对着同一景象，他表现的是充满活力解冻着的春天，而我体验到的是死亡和充满杀机的末日。风呼啸而过，像一把把锋利的钢刀在剐割着我的脸颊，面部的肌肉抽搐着，笑肌缩紧，上下腭已张得合不拢来。
我见过许多被冻死的人，都是堆着这“永恒微笑”的表情到天国去的。天色更加黝暗，下意识的感知：死神已随同夜色在降临！我要拼搏、我想抗挣，但脑门已真空似的又同时急速旋转着许多千奇百怪的画面；如电影的萤幕，交替显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景色……我像跌入了水墨的洪流，如画桌上墨缸中一只沉浮的甲虫在挣扎；呀！永恒的黑墨裹挟着我，随着墨浪卷入暗黑的遂道……在窒息、沉闷、压抑、寒颤中，我低垂下无力的双手，迸出了最后的气息……恍恍惚惚中……随着一串串气泡在墨海里泛起……浮升着，升浮着，终于露出海面……发现了光亮！不，是火光！不对，是篝火，是生命之火。我看见老乡们从光明之处赶着马牛奔我而来，我有救了！想呐喊，欲吼叫，但僵硬的嘴已不能开闭，随之而来的又是意识上的模糊。朦胧中像是腾空升起，在我重新恢复知觉时已是第二天中午。
我苏醒了，因为是死里逃生，大家都来看我。我的床头堆了些吃的，在慰问品中还有一封春柳已动身来新疆的信，她将在一个星期后到达阿勤泰。一定是丘比特不让我逝去，不然，她万里寻夫的终点竟是我的死亡！于是，上苍仅让我游了一趟地府即起死回生，不愿见证这“天上人间”的凄泣。
66年的红色风暴，横扫神州大地，同样席卷着准噶尔盆地。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走过了场，我们随工作团来到了阿勒泰，并被安置在专署文教科工作。阿勒泰，哈萨克语是”金子”的意思，曾因出产金砂和宝石闻名于世。阿勒泰市座落在阿勒泰山南麓，市中心有克浪河潺潺流过。阿勒泰地区是哈萨克聚居的地方，由于历史的原因，哈萨克民族被分居在中国的阿勒泰、外蒙古的西陲和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形成鼎立的局面。黄浴尘书记决定要让我在这座北疆的重镇建立几座城市雕塑，让阿勒泰的建筑能和苏联的哈萨克斯坦、蒙古乌兰巴托相媲美。因此我被奉命为阿勒泰城创作《英雄骑士》和《哈萨克牧女》的雕塑，耸立在山城的广场上。雕塑的工作室设在阿勒泰电影院的后台。期间，我去函中央美院得到刘开渠先生回信指导，经过了整整三个多月的苦干，我和春柳完成了泥塑创作。翻模前，黄浴尘书记兴高采烈地亲自率领地区各部局官员和军区的首长们前来观赏。
此时的中国，艺术没有作者自我，唯有长官的意旨。我被夸奖了，但我更清楚自己的匠人地位。艺术生产不出面包，艺术终究要沦为政治的附庸而变成权力的工具，这是艺术和权力的谋合。艺术家窥视权势所恩赐的各种头衔为保住既得利益，按权势的旨意生产作品。而艺术家又凭靠权势的青睐，被抬举成傲然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艺术家的成功在于仰人鼻息，迎逢权势，歌功颂德。然而艺术被扼杀了，艺术的灵性泯灭了，留下的仅是功利的躯壳。
历史到这里又翻开了沉重的一页，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在延续二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革命的真正含义是“打倒皇帝做皇帝！”。因而派性膨胀，山头林立；没有多久，红卫兵分成了两大阵营。身居中央文革的江青喊出了“文攻武卫、针锋相对”的口号，拉开了全国全面武斗的序幕。当时的形势，“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因此，朱春柳离开下乡的生产队来新疆结婚，也就成了大逆不道的“叛逃”，因而受到浙江省海门区党委当权者的百般刁难。我母亲拿着“阿勒泰地区公安局的准迁证和地委介绍信”去交涉，被当场撕毁。中央不是还在喊着“支援边疆、建设边疆”吗？迫于无奈，我也像当时那些深信中央政策的人一样，向国务院投寄上访信件。
上访信被转回到海门区党委，触怒了区党委的当权官员。区党委指使区委支青办公室袁家尚和周勇木，亲临东京大队让队长和会计收来几十位贫下中农的私章，写了封代表当时最革命势力的“贫下中农联名信”，声称《捉拿外逃分子朱春柳的通报》。投寄中央和阿勒泰地委，又在小小的海门城到处传播我们越境叛国，严正学被我边防军击毙，朱春柳关押在阿勒泰地委的谣言，一夜之间，满城风雨。红卫兵、造反派们抄了我母亲的家，烧毁了我在家的藏书和图画，我的母亲受株连遭游街批斗时，春柳母躲避天台；父亲朱干卿因此卧病不起，而惶惶而不可终日。
在这种非常时期，一封代表中国最革命力量的“贫下中农联名信”是能够让你三辈子翻不了身的。阿勒泰地委收到这封来信后，由办公室尚主任向我宣读信件的内容。尽管当时尚主任自身已是“泥菩萨过河”，但好心的主任还是规劝我们相信组织。由于我们坚持要回家平反，加上此时，春柳父亲已气绝死亡，母亲因恐怖中风瘫痪，朱春柳是独养女，所以离开阿勒泰是势在必行。
隆冬季节，大雪封道，去省城乌鲁木齐只能坐飞机，预定了一个月后的机票。我们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七日来到了乌鲁木齐。同一天，石河子事件打响了全国武斗的第一炮。乌市比起阿勒泰要热闹得多，省府被各种造反派组织占领，乌鲁木齐火车站被红卫兵小将接管，购买火车票得由这些学生们批准。枪林弹雨中的石河子传来惊人的消息：许多造反派被铁丝捆绑，严刑毒打后被抛在冰雪中活活冻死，为了抓捕造反派，乌鲁木齐市通往内地的火车、汽车被管制了。我好说歹说，才买到了车票。赶紧上车去，在车站的进口处，一个带江苏口音的姑娘恳求我说：“大哥，求求您帮我把箱子提提吧!我实在走不动了。”我提着她沉重的箱子走完乌市火车站又陡又长的台阶。姑娘不胜感激地又对我说：“大哥，箱子给你吧!你看随便给点钱就行了，我要回南京去。”我指著身后挺着个大肚子的妻子，内疚地告诉她：“我的包袱比您的实在要沉重得多。”
鸟鲁木齐车站的月台上早已挤满了候车的人，实际上买车票是多此一举。列车刚进站台，疯狂的人群拼命往车箱里冲锋，车门堵住了，就从窗口往里爬，打不开车窗的就敲碎玻璃钻进去，人类为了某种私利互相倾轧着，这里是整个时代的缩影。
我们挤在车厢过道里，像被装进“凤尾鱼罐头”，喘不过气来。妻子挺着八个月的大肚子，瘫坐在小旅行包上。令人懊恼的是列车时时停下，终于在吐鲁番车站瘫痪不动了。
南疆的支边青年为了回家，采取了卧轨的“革命行动”，强行上车。在这被扭曲的时代，扭曲的人性支配着一种扭曲的革命行动。我们的车厢被摘下了，绝望的旅客只好下车到站台上找点食物、水和透口空气。夜色降临了，搭不上火车的旅客怏怏进站找寻归宿，吐鲁番车站挤满了逃难的人，两只煤炉的余热招来了众多的旅客，围着它组成了两个放射形的图案。人们的希望就像这已熄灭的煤炉，留下的仅是些苍白的炉灰。
半夜二点钟，人群骚动起来，我们随着人流冲上了车厢。列车终于起动了，摇晃着向前开去，车厢的座位上、座位下、椅背、行李架上、盥洗处过道直至厕所里都挤满了人。没有水和食品供应，就这样煎熬了三日四夜后到达兰州。
下了车，我们已无足够的钱购买火车票，春柳又产期将近，我只好毛遂自荐去推销自己，红色的岁月，我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绘制毛泽东主席的油画像，在个人迷信疯狂到极点的年代，这是个冒险的差使，稍不留神，就会随时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为了生存，一切的一切都顾不得了。
画了两个单位后，我又被兰州民航局邀去画一幅6×4米的标准像。民航大楼是兰州市军事保护单位，我在平台上画画，下边就是招待所，甘肃省委的许多高官显贵正在此避难，我和他们相处一起时，那些以往惯于发号施令的嘴巴，现在却整天价发着喃喃的叹息。
在我筹集到旅费之后，立即又搭上了东去的列车。在这动乱的年代，在同样动乱的列车上，一个新生命，迎着恶运，在她最不应该降临的时刻，呱呱落地，降生到人间，这就是我们的女儿——严颖鸿。 （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