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中国美术报》1989年第一期开始，连载严正学的自传《路漫漫》。该报在编者按中写道：“我们发表它是因为这个无名画家的经历有一种撞击人心的力量，可以让我们思考许多问题。”，浙江美术学院教授朱金楼在读了《路漫漫》文稿后说：“读大作深为您苦难的历程、执著的求索、正直的灵魂、辛辣的文笔所感动。”，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北分会会长，《美术思潮》编委鲁慕迅来信写道：“真诚正直而又有思想的艺术家，才能算得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这样的艺术家决不会有平坦的路，而不平坦的路又往往造就出这样的艺术家，幸运儿往往是浅薄的……”，作家诗人白桦在读了文稿后来信勉励道：“梵高几乎是默默地消失的，但他的画永存下来。徐青藤到死没有离开困境……走自己的路，潦倒之后会是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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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刚开始识字。
忘不了那个寒冷的早晨，小镇街道的墙上刷满了“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标语。一种内心的惶惑：我的姓怎么会和这可怕的文字连在一起……
那一夜，朦胧中我见到许多荷枪的人，翻箱倒柜地抄了我的家，父亲被押着在昏暗的夜色中消失……从此，我就成了“反革命崽子” 。
一九五七年早春，我正是海门中学初一的学生。我们的语文老师施因，是新四军转业的干部•这一夜，由于施因不肯认“罪”的态度触怒了当局，在众目睽暌之下，施被拖到厕所倒插入粪桶。那时我人小，站在最前面。含着泪珠，看着这人生的一幕……施因始终没有屈服，当他最终被拎出来时，只见他黑色的头发上闪耀着黄色的粪便，尿液聚集在他的发际往下滴；粪尿混合液顺着他瘦削的脸额徐徐向下淌，停留在他那咬着牙关紧闭的唇边……
我感到这污秽头颅里的不屈精神，以至几十年后的今天，在色彩学上我仍感到黑色和黄色对比的崇高和伟大。
谁能抑强扶弱呢?一个十多岁少年的内心充满了自责和内疚。终于有一天，在没有旁人的时候，我向地里劳动的他，叫了一声：“施老师!”只见老
师缓慢地抬起了头，深凹的眼眶里充盈着泪水。没有多久，施老师的岳母跳河自尽，老师也被送去外地劳动教养。再没有过多久，我又听到了老师的死讯。一个刚直的灵魂连同他的肉体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孤独又过早地体验到这世态炎凉的我，更感到空虚和渺茫。为了逃避这弱肉强食的世界，我一头埋进了线和色的世界；从此，我迷上了绘画。在这里，我沉重的屈辱和顽强的自尊在心里得到了平衡。
三年很快过去了，在唯成分论的年月，我升不上高中是理所当然的。失学，十五岁的我踏上了社会，尽管我的画技在小城里已小有名气，但又有谁能用我这个“反革命的崽子”呢?
那是三年灾荒的岁月，母亲因父亲的株连下放到院桥农村劳动，我和哥哥能够自救的便是出卖劳力。一天八角八分的苦力钱，换不来斤把大头菜，粮食吃完了，空着肚子还得去拉车。饥不择食，什么糠饼、白蟹刺根、树皮、蕃莳叶都吃完了，连观音土也填肚子充饥。
半年后，我被下放到农村劳动，这是政府为我安排的唯一出路。我尝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体会到世界是由残酷的斗争、单调的劳动和强烈的饥渴组成的。我不是画了许多大跃进的壁画吗?在我画的“卫星上天、高产火箭，以及万斤稻、千斤棉”的壁画下，竞躺下这么多饿殍。现实作了如此辛辣的对比，一个又一个人倒下了，我也患上了浮肿病
……
姐姐给我买了一本《天山南北好地方》的书，内中有许多画家黄胄的插图，这美丽的边陲生活图画激起了我寻找新生活出路和艺术前途的愿望；尽管它离现实哪么遥远，但我还是看到了一线的希望。
一九六一年的共祸，是饿殍万里、哀鸿遍野……那一年的夏天，母亲紧携着我骨瘦如柴的手，塞给我两张糠饼，送我去逃荒。我上了轮船，母亲没有叮咛，也没有嘱咐，唯有眼泪和叹息……我咬紧牙关伫立在船边，泪水盈眶……迷惘地望着天的尽头……我将哪里去？去干什么? 一切茫茫然……
轮船开动了，幽暗的船舱里，我的心象透过这圆形玻璃窗看到的昏黄的天和同样昏黄的水交织而成的图画。无限的惆怅和悲愁袭向心头，人们都眷恋生养他的故乡，然而我却咀咒着要离它而远去。轮船在黑暗中摇晃着前进，在宁波港我换了船，第三天到达了上海。
上海，一个崭新而陌生的世界，高楼耸立，人流不息，然而谁能理解我的孤独和凄怆。
举目无亲，哪里是我的歇脚的之处呢? 徒步了一天，终于在外滩的草坪上坐下来。过度的疲倦，使我一躺下便昏昏入睡。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夜风和草地的湿气使我清醒过来，我发现我的鞋子被人脱去，身旁换下一双没有后跟的破布鞋。我支撑着爬起来，南京路已失去了白日的繁华，唯有远处的霓虹灯神秘地眨着鬼眼。拖着破鞋我向九江路走去，在邮电大厦的圆柱下，我发现蜷缩在黑暗中的一堆人。我挤进去坐了下来，冲着秽气，我感到群聚的温暖，疲惫不堪地又进入了梦乡……
黎明，城市的喧闹声使我苏醒，这乞丐的国度里仅留我一个人，使我吓了一跳的是我的裤带被割断了，腰袋划开了一个口子，欲去新疆的路费和粮票一洗而空；完了！一切都完了！连同这渺茫的希望！我成了一分不名的人。饥饿、寒冷和这绝顶的倒楣都冲我而来，怎么活下去呢? 我低声哭泣，回家吧，我会饥渴而死；坚持下去，又是寸步难行。“好马不吃回头草！”，饥肠辘辘、头昏目眩的我徘徊在南京路五光十色下，黑暗笼罩着我整个的内心世界。霓虹灯下，我看着自己渐渐拉长又渐渐缩短的影子，顾影自怜，我唱起了拉兹之歌：到处流浪! 到处流浪! 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孤苦伶仃，飘流四方…
…
我不愿回家，又不想饿死。生存下去的强烈欲望，迫使我寻找到谋生的本领。我仿效江湖剪纸艺人的方法，在城隍庙九曲桥豫园前的墙上，挂起了我的人像速写；旁边写着：《人像速写、立等可取》的大字。这是我的第一次画展。立即引来了一大群观众。好奇声中，我的营生竟热闹起来，在那饥馑的1961年，凭着一支炭笔和几页白纸，我求得了生存的食粮。
晚上我躺在中央商场的空铺板上，如没有蚊子的骚扰，我可心满意足了。半夜里，我奇痒难熬，原来流浪人久居的铺板缝里长满臭虫，摸摸身上，贴着铺板的半身全是疙瘩。翻过身来，我又昏昏入睡。朦胧中只觉得头被人用棍棒敲了一下；随之而来是一道强烈的手电筒灯光，直射入我的两眼，一个颇有力量的问话在黑暗中吼出来：“什么地方来的？为什么睡在这里，证件?”我嗫嚅着：“有钱我才不会在这里受罪!钱和证件我都没有。“几只粗暴的手随着手电筒灯光移动在我身上搜摸着，随之帆布书包被翻了个里朝外，抖出一地颜料、笔和调色盒之类的东西。画夹也被打开了，都是些上海的水彩风景画和速写。他们恍然明白，喃喃地道：“是个流浪的小画家。”走了；身后却牵走了长长一串和我同类的人。露天商场里留下孤独的我，黑暗中，我蜷缩得更紧了，想起蚊子、臭虫和员警；想起离家出走以来的种种挫折、磨难和遭遇，我辗转翻侧无法入睡。
徘徊、彷徨、踟蹰不前……我除了画人像谋生，就是赶在黎明和傍晚画水彩和水粉写生画。这个时候，绘画，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此刻，我追求的绘画艺术就是本能地再现和模仿自然，满足于流利的笔触、渗化的色彩对视觉经验的描绘。有这么一个黄昏，我被南京路灯光陶醉，强烈的表现欲望驱使我坐在华侨饭店前的人行道边画起水粉画来。暗兰色的书面纸上用耀动明亮的点和线表观着整个南京东路迷人的夜色。不一会我的身后围起了一大圈人，连交通警察也挤了进来，但破例没有训斥我。当我收起画具赶路的时候，一个旁观的陌生人和我搭话了，他叫欧阳光，卅多岁，是个修理风琴的流浪汉。
相同的命运使我们走在一起。他对我谈上海，讲人生；他说：“人生是场梦，世界是空无的；我们活着，是世界万物存在的根据；我们死了，那么世界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讲着、讲着，他就兴奋起来，一边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唱起了《渔光曲》：“云儿飘在海空，鱼儿长在水中……”然后，又一边抚弄着他唯一的家当，一个装着钳子、螺丝开和簧片的帆布包；一边热烈地谈着他的未来：“他一定会成为音乐家，有一架钢琴、还要有洋房和女人。”
我呢？我只希望用画笔去表现真实的人生。“哦，你应该成为一个画家！”他突然严肃地奉劝我，他要我去报考美术学院；他一板一字地对我说：“只有那个地方，才可以使您的灵性不致湮没。”虽然我几年后才清楚他的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但当时我竟深信不疑。命运到这里让我作了重新的选择，我决定舍弃闯新疆的念头，改弦易辙，去报考美术学院。
一九六二年夏天，我考上了浙江美术学院附中。这是全国最高等的艺术学府之一，好多知名的画家在这里执教，我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兢兢业业地对待一切，我还被选为班长和学生会成员。学院按苏联的一整套方法教授学生，课堂上接受契斯恰可夫索描体系的严格训练；理论上背诵唯物主义辨证法，创作上接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左右一切。（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