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3日讯】一辆小吉普车，一名年轻的军人，把我从西村监狱提了出来。会把我再弄到哪里去，这时无从猜测，只有一点我可以做出判断：不可能让我回家。
两个多月与外界完全隔绝了，街上行人稀稀落落，似乎比过去平静了许多。车子穿过市区，在珠江岸边停了下来。年轻军人叫我扛起行李，跟着他走。顺着岸边那条不宽的柏油路走了一段，就转上一道便桥。我知道桥的那一头，就是广州著名的二沙岛，体育运动员的训练基地。但为什么把我送来这里，一时还不明白。下一分钟可能发生什么事，谁都无法预测。
偌大的二沙岛，树木葱茏，一些灰白色的大房子掩映其间，显得格外幽静。只是到处都竖起了大大小小的‘语录牌’，尤其是操场上特意搭起的新牌楼，毛主席像当中挂，斧头镰刀红旗两边摆，才使这个原来相当清雅的环境，增添了浓烈的政治气氛，给人以巨大的压迫感。
我被带进一座临时搭起的军用帐篷，在指定的位置上，打开自己的铺盖。我还被单独叫到外面训示：上厕所必须报告﹔不许与任何人交谈。我立即意识到，我依然被关在笼子里，只是笼子的外观不同罢了。
帐篷里住满了人，而且都是非常熟悉的面孔：歌舞剧院院长海风，歌舞团、歌剧团、乐团的正副团长，还有三位老资格的艺术家，我在他们中间，最年轻、资历也最浅。虽然‘不许交谈’，但目光交流间传递的信息，局外人是很难理解的。
第二天早晨六时起身，立即跑步到账篷后面集合，开始一天的‘集训’。我初来乍到，既不熟悉环境，又不习惯出操，动作慢了一拍。看着大家已走出帐篷，心里急着跟上去，不留神脚下让帐篷的一条钢丝绳绊注，重重的摔倒在地上，膝盖以下刮掉一层皮，痛得半天爬不起来。
我觉得自己非常丢人！不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何必这样慌里慌张？第一天就在大家面前闹出这样的笑话，还有什么面子？从‘早请安’到吃完早餐，我一直在生自己的气，又没地方发作，憋得实在难受。
正好，张代表来到账篷里，当众指名要我‘汇报思想’。我看了张代表一眼，两个多月不见了，还是那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气，胸中一股压恶之气，不由直冒出来。我沉吟片刻，先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说：‘军代表要审查我，当然可以。但是，你张代表主持开我的斗争会，当众容许一些人对我“武斗”，公然违犯“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我不服！你可以了解一下，我参加了许多政治运动，从来都按党的政策办事，从来没有动过别人一个指头。’张代表的架子有点端不住了，没等我说完，就大声训斥我：‘你大胆！思想反动，居然敢用大字报攻击解放军黄总参谋长！
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彪副主席亲自指挥的，谁反对解放军，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
张代表这段话不长，也很好记，是当下最时髦的‘无限上纲入罪法’。按此‘法则’炮制，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早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苏联共产党在中国的代理机关，谁反对中共，谁就是反对苏联，谁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敌人！’张代表的‘法则’，报刊上千篇一律，毫无惊人之处，倒是他声色俱厉的表情，使我突然想起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大意）：在街上声嘶力竭叫卖的，多半是伪劣商品。
意想不到的是，我不满张代表准许‘武斗’的几句话，在帐篷里引起普遍的共鸣。当时，我从大家的眼睛里发现一点端倪，后来在‘窃窃私语’中，才逐渐知道，在我被关进笼子里这两个多月期间，光孝寺大院在张代表控制下，开了一系列斗争大会，逢会必斗，逢斗必武，逢武必伤。现在帐篷里的这些人，无论男女，都经过‘触及皮肉’的考验。院长海风首当其冲，被打伤了右眼，一直疼痛，视线糢糊。
我偷偷提醒海风，伤了眼睛不能拖，赶快请假去看医生。看管我们帐篷的警卫班，当然是由张代表指定的，班长姓黄，是舞蹈队一个相当优秀的演员，文化水平不高，待人和善。海风向黄班长报告，转请张代表批准，由一名年轻的女军人带着海风去医院看病。
据海风看完病回来说，经医生检查，视网膜脱落，微细血管出血，必须住院治疗。年轻的女军人不敢擅作主张，回来请示张代表，得到批准后，才能住院治疗。当天没有下文。第二天早上，张代表又来到账篷，还是那副神气，当众指着海风说：‘你说说，现在感觉怎样啊？’
海风说：‘感觉痛，很痛。’
张代表又问：‘还有呢？’
海风说：‘医生说，视网膜脱落，要住院治疗。’
张代表打断海风的话：‘没问你医生怎么说，问你自己的感觉。’
海风有点嗫嚅地说：‘眼睛痛得厉害，有黑影，好像乌云，遮挡着眼睛，看不清楚。’
张代表忽然大喝一声‘反动！’然后再厉声训斥：‘什么乌云？你说什么乌云遮挡？现在是红太阳当空，光芒万丈，形势一片大好，你却说乌云遮挡，你看你有多么反动！’
海风治疗眼睛的事，就这样泡汤了。不让治病，还把他单独隔离，关在旁边一间小草房里，写检查，交代自己的反动思想，叫做‘触及灵魂’，连三顿饭也不准出来吃。一个月以后，又被押到粤北山区一个劳改茶场去，无限期的劳役，本来应该可以治好的眼睛，就这样耽误了。
这一事件虽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但对我思想的触动，犹如乌云密布的时候，突然出现的闪电，是那样的耀眼，而且，跟着而来的滚滚雷声，惊天动地。我想到，南宋丞相秦禬首创的‘莫须有’哲学，为后来许许多多难以想象的冤狱，提供了不容辩白的‘理论依据’。当下，这份‘哲学遗产’，更以‘革命的名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有一天，张代表又主持批斗大会，把我们帐篷里的人，全部押到会场，接受群众批斗。这倒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批斗会，五六个早有准备的‘批判者’，轮番上台宣读各自的批判稿，无非是‘背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堕落到修正主义的泥坑’，‘坚决扫除封、资、修’，‘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没有什么人被揪上台去，我们只被指定在一旁肃立恭听。批斗会在一片口号声中结束，回到账篷里，我有点想不透，没有具体目标，泛泛而批，不过造些声势而已，还有什么深层的意义？
第二天早上，张代表又到账篷里来，还是那副神气，开口就说：‘昨天深夜，胡振表要求见我，当面向我交代，他是个假党员。这就说明，胡振表昨天在批判大会上，听了群众的批判，的确受到震动，受到教育，才改变立场，端正态度，连夜要求坦白自己的罪行。很好嘛，这种态度，我们是欢迎的。我在这里重申，只要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就可以争取宽大处理。’
‘胡振表交代自己是假党员’？！的确使我大吃一惊。
我认识胡振表，十年以上。据我所知，他是解放前秘密参加共产党的，解放后一直在广州文艺团体担任领导职务。经过那么多政治运动，无论他的上级还是他领导下的群众，对他都有一个基本看法：理论水平不高，工作非常卖力，为人相当诚实。如果他真是‘假党员’，多年的伪装而又不露破绽，简直不可思议。军代表进入光孝寺大院以后，有些人出于某种原因，要想打倒他而又找不到‘现成的材料’，于是就从当时到处‘抓叛徒’得到启发，加上中央文革的旗手江青同志公开指出：‘抗日演剧队，是国民党的别动队’，转而从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入手，以他曾经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七战区抗日演剧队队员为由，要把胡振表打成‘叛徒’。张代表主持过好几次对胡振表的斗争会，重点就集中在所谓‘叛徒’问题上。胡振表一直不肯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叛徒’，多次‘触及皮肉’的斗争，使他既感伤痛又很无奈。
我不知道胡振表出于什么考虑，半夜三更去找张代表交代自己是‘假党员’。我不能胡乱猜测，只能根据胡直接向张坦白自己是假党员这样是事实，作出自己认为合理的判断。我想，除非张代表已经掌握了胡振表‘假党员’的充份证据，不然，按照办政治专案的规则，不可能半夜私下坦白，一早就公开宣布。进一步分析，叛徒当然涉及‘出卖革命利益、甚至同志生命’的严重罪行，而假党员则涉及‘动机、目的、后果及本人的真实身份’，不是可以蒙混过去的。
虽然张代表咄咄逼人，我依然保持冷静的思考。轮到我发言表态的时候，我已胸有成竹。我慢条斯理地说：‘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当老实人，做老实事。胡振表能老老实实交代自己是假党员，如果不是军代表和革命群众的多次教育，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恐怕是不容易做得到的。仅仅这一点，我就应该向胡振表这种老实的态度学习。同时，我也提出一些建议，供胡振表继续交代问题时参考。一，胡振表的假党员，如果发生在解放后，容易理解，入党可以提级升/升官。解放前当个假党员，如果让国民党发现了，是要杀头的。因此，胡振表为什么要冒杀头的危险，冒充共产党员，什么动机，什么目的，必须交代清楚。二，当初有人介绍你入党，当然要对党负责，解放后你也介绍他人入党，你也要对党负责，现在你说自己这个党员是假的，你将如何面对这些在政治上对你如此信任的同志？’
没有料到，我的发言居然语惊四座。在场的人，都是与胡振表共事多年的老战友，尽管关系有深有浅，听了我的发言，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复杂而微妙的表情。胡振表作为当事人，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只是想躲开‘叛徒’的罪名，却没有料到，顶个‘假党员’的名号，又掉进了‘特务’的圈套。他想得太简单了，自己吓坏自己，没法解套，才是目瞪口呆呢！
张代表似乎也感觉到这件事处理得有些轻率，起码是考虑不周，但他不愿意放下架子，坚持着‘一贯正确’的姿态，于是，轻轻咳嗽一声，又弹起他党八股的老调：‘党欢迎任何人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不管问题有多大，只要能彻底坦白，就能得到宽大处理。当然，胡振表的问题，也不能例外，所以，胡振表还必须继续把问题交代清楚。’
一年半已后，在英德茶山劳改场，胡振表当众做检讨，痛骂自己不应该向党说假话，把自己这个有三十多年党龄的真党员，说成是假党员，是党性极差的表现。说到伤心处，还抱头痛哭。他当时的处境，我能理解，对他向张代表说假话，心里也没有责怪的意思。对张代表那种不可一世的德行，似乎也不必过多计较。在那样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下，各式各样的人，都认真扮演自己的角色，人性与兽性，在同样的大环境中，都有充份的表演。
院长海风依然被单独关着，团长胡振表有没有进一步交代自己的问题，不得而知。歌舞团团长梁伦是全院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是不是‘特务’，暂时也没有下文。梁的妻子、著名舞蹈家陈韫仪听说有什么‘历史问题’，揪出来以后一直和这些副团长、老资格艺术家、右派分子等人，一起被列为‘专政对象’，交代自己的问题之外，日常工作就是打扫全院卫生，包括清洗厕所。现在全都关在二沙岛一顶军用帐篷里，未来命运如何，难以判断。大都闷闷不乐，却也不至于悲伤绝望。
二沙岛不光是我们歌舞剧院的几百人，还有省文化局本部及属下的各个单位，省文联和作家、戏剧家、美术家、音乐家协会，珠江电影制片厂，省体育运动委员会，近三千人，全都由军代表统一领导，实行军事管制，与外界隔离。二沙岛的生活好像平静下来，军事帐篷里的生活就显得十分烦闷了。我们并不知道，军代表正在筹划一个‘大动作’。
这时，冬天已悄悄来临，周围一些树木，叶色依然浓绿，也有两三株乔木，开始出现黄叶飘零的景象。萧条的境况，使我落寞的心情更加沉重。最令我想念和不安的是我的妻子。西村监狱见过那一面，就完全断了消息。转移到二沙岛，也不让我给妻子通个信。正是恶劣情绪无法排解的时候，忽然通知我可以回家看一看，令我喜出望外。
陪我回家‘看一看’的是一位老同事，歌舞团创作组一位舞蹈编导何世荣。他为人厚道，艺术上有独立见解，对‘赶时髦’的宣传品，向来兴趣不大，我和他私交不错。但我十分清醒，我被打入‘另册’，失去自由，不许乱说乱动。
回到光孝寺大院，遍地落叶无人打扫，大殿后面那株数百年树龄的菩提树，叶片全掉光了，剩下枯枝残桠，指向忧郁的天空。走到家门口，赫然见有一副‘对联’，无非是‘打倒’‘油炸’等暴力语言，不堪入目。我立即意识到，这副用黑墨汁直接涂写在门墙上的恶联，如同古代官府烙在犯人脸上的印记，精神上的蹂躏远远超过肉体的折磨。我非常痛心，我无辜的妻子和孩子，每天进出家门，都要面对这种残酷的精神蹂躏。
妻子早已炖好一只鸡，频频劝我催我，可我怎么能有心情和胃口。这时我才明白，妻子是知道我今天要回来‘看一看’的，事前炖好的鸡汤，忽然变成行刑前的‘送行酒’。我强忍愤怒和悲哀，一肚子的话，却一个字也吐不出。
小儿子躲在里间不肯出来，我只好走过去，摸一摸他的头，嘱咐他要听妈妈的话。小女儿还是那样，又聋又哑，站在一旁发呆。不管如何，祸及孩子，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妻子告诉我，她们单位正在动员，响应毛主席的最新号召，准备走‘五七’道路。
我不知道‘五七道路’是什么意思，既然是‘最高指示’，必将有一场人们无法预料的大斗争。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生正逢时也好，不逢时也罢，只能听天由命，能奈它何？
7/17/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