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宪政民主是振兴中华的制度保证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易经》
近几百年来，一直以具有数千年辉煌历史而自豪的中华民族象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十分悲惨地落在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后面，以至于被称为“东亚病夫”。由于落后而受尽凌辱，由于贫弱而屡遭欺侮，这种残酷的现实带给每一个中华民族成员的是锥心刺骨的痛楚！因此，振兴中华自然地成为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梦想，许多人不惜为之赴汤蹈火，鞠躬尽瘁，前仆后继，英勇牺牲。
中华民族要振兴，要现代化，这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热切期盼的。问题在于怎样做才能振兴中华？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提出“科教兴国”，强调科学技术和教育在国家进步中的重要性，当然是正确的。我国近代以来的落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学技术和教育的落后，这也是我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八十年多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力主把“赛先生”（科学）请到中国来，以后不断有人倡导“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成效如何，另当别论。但是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仅靠科教是不足以兴国的。因为国家的振兴或曰现代化是一个涵盖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诸方面的整体性变迁过程。发展科教只能有助于解决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如工业化、资讯化、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道德素质等等；但是它不能解决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制度、法律方面的问题。所以“五四”运动还提出要把“德先生”（民主）请到中国来。
在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扩大，尤其是在知识经济和资讯时代更是如此，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民主变得不再重要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 • 森( Amartya Sen ) 指出：民主的诸多益处“不是地区性的”。经研究证实对发展有益的政策，如开放竞争、充分运用国际市场等，没有一项是与更大的民主相违背的。“相当多的证据”显示，带动成长的是较为友善的经济气氛，而非较为严酷的政治体制。他还指出，民主还有其他经济效益，“明显的事实“显示在世界饥荒史上，没有一次严重的饥馑是发生在享有较多新闻自由的独立而民主的国家（中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发生的几次大规模的饥荒都可以作为森教授的证据）。森教授是一位杰出的贫民问题研究者，他的上述言论是1999年2月在印度新德里从事以“民主是一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为主题的研究时发表的。
邓小平曾在1979年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168）。老一代革命家尚且知道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的道理，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更该有进一步的认识吧？那些高居庙堂的国家领导人有必要认真地想一想：回避民主和宪政问题，能够把中国建成真正的现代国家吗？传闻某位核心层幕僚私下里说，民主是儿子辈、孙子辈的事。言下之意是：民主并非我们这一代的任务。这就更加令人费解了！这样一代推一代，子子孙孙推下去，中国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民主呢？
要振兴中华就必须在政治上实行宪政民主。这是因为：
实行宪政民主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
我国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之一就是必须抛弃传统的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今天举国上下都在致力于建设市场经济体系，并已取得显着成果。但是也遇到了体制性的障碍，特别是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和私有财产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市场经济的发育最需要的就是公平竞争的环境、规则、秩序和对私有财产权利的保障。那么，靠什么来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私有财产权利呢？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其他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只有靠宪政民主制度和健全的法治。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国家的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制度的变迁与制度的创新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个时期，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进行起着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 • 诺思( D．C．North )1995年3月9日在北京作过一场题为“东欧的经济改革对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借鉴影响“的演讲报告。
他在报告中指出：有效的市场经济的建立，首先需要一个交易成本较低的有效的经济市场；其次需要一个有效的政治市场来界定和执行市场经济的产权安排；第三需要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之间的协调。实际上他提出的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宪政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配套的问题。不搞或缓行政治改革，不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只搞经济改革行不行呢？答案是：不行！因为经济市场只能解决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有效配置问题（实际也要靠相应的制度来保障）；而政治市场则解决“制度”这个稀缺要素的供给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只有经济市场，而没有民主政治、没有宪政和法治的话，要想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无疑于痴人说梦。
1999年7月21日至25日，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斯蒂格利茨先生访问了北京。期间他在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为中国政策制定者们举行的午餐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第三代改革的构想”的发言指出：未来10年中国将面临3项关键性的挑战。1、随着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那种主要依靠出口和国外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的重要性将降低。同时，中国面临着继续改善资源配置和提高生产率的挑战。解决的途径是把国内经济作为增长的发动机。2、中国在应对金融和社会等各种风险和潜在冲击的能力还应加强。解决的途径是减少脆弱性。3、中国面临着潜在的社会和地区差距，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就可能影响社会凝聚力。解决的途径是提高社会凝聚力。与会的一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对斯蒂格利茨的发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认为他提出的两个观点比较新鲜和切中要害：一个是减少脆弱性，一个是维护和加强社会凝聚力。（详见1999年8 月7日《北京晚报》第4版“每日视点”栏目）斯蒂格利茨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发言主要是谈经济问题。但是他谈的主要观点却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本来就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
他看到了我国现在的经济局面的要害是体制问题：即旧的体制还没有消失，新的体制尚未建立，在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弊病。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人们从住房到医疗到上学再到养老等，都得自己掏腰包，往往就会对改革生出疑问：这样的改革是否合理？甚至对正在转换中的体制产生不满，认为它“不三不四”；这就形成了体制的脆弱。其次，斯蒂格利茨认为，一个社会的稳定需要大量新阶层的产生，比如美国有40% 多的人属于收入稳定的阶层，暴富的人少，穷困的人也少。而中国还没有产生出这样一块社会阶层，在这种环境下的人们心里很容易变得浮躁，反映到整个社会就会造成脆弱。程晓农主编的《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政经走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书中写道：“经济全球化对各国政府的稳定性是一个挑战。
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加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深，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就越少，而这会削弱政府能力，使政府无法兑现以往长期坚持的对民众的福利承诺，从而动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造成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如果政府不能继续象它保证过的那样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又不能有效地制止官员的贪污腐败，还继续剥夺民众的政治权利，那么，这个政府就可能面临严重的社会不满，其统治将变得非常脆弱。”（参见该书P57）
至于社会凝聚力问题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就更为密切，它不仅与社会和地区差距有关，更与政权的道德形象、合法性、人民的普遍信仰以及统治者的权威有关。改革越深入，涉及的个人利益就越多，这时的社会也越容易受冲击。因此，如果想把改革推向前进，就必须提高社会凝聚力。斯蒂格利茨这个“老外”对中国的问题很有见地。但是，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仅靠经济“药方”是肯定不行的，因为它直接与政治方面的改革和建立宪政民主政制相关。如不同时致力于建立宪政民主政制的话，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景是十分令人担忧的！(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