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的忏悔 愤怒的控诉

陈沅森:一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 (13)

——现身说法揭露中共以“反革命罪”屠杀千万同胞的秘辛
陈沅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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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分道扬镳,脱“狗”复人

“搞臭自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岳麓印刷厂工作三年多,在左家垅一带,除认识陈亚陆之外,我没有再交上一位“新朋友”。

记得当时左家垅药店新来一位营业员,是个高考落榜生,古典文学根底很好。我每次给父亲检中药,在店堂里与他聊几句,吐属文雅,印象不错。但随后在路上相遇,他总是彬彬有礼地点头微笑,却不停步寒暄,更不用说相约深谈了。看得出来,他得到了某种警报。

还有几位师院艺术系的大学生,也是打了两次交道后,中断往来……我不知道背后指指戳戳的人有多少,但肯定有不少人对我敬而远之。

我自己也特别注意,不与人往深处谈。有时候遇到谈文学的场合,只听不说,不表现自己。要是原先,听到谈文学,便迫不及待地插进去背诵几段经典古诗文,发挥一通拾人牙慧的“高见”,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然后洋洋得意,飘飘然……有一次在某个场合,遇到一位瘦高个青年,听说是翻译家傅雷的小儿子,我马上回避了。

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新的情报,刘股长也感觉变化很大,认为是陈亚陆、李良等案件,暴露了我的身份。因此,准备给我换一个环境,调入岳麓公园工作。当他征询我的意见时,我沉思良久——

实际上,去岳麓公园,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之一。职工宿舍在爱晚亭一带,古木森森,鸟语花香,环境幽雅。岳麓书院的藏书,麓山寺的碑刻,文物古迹,黄兴、蔡锷等名人墓庐,亟待整修整理,我去了,大有用武之地。光是一块像密码一样的“禹王碑”古蝌蚪文,就够你求索半辈子……但我能去吗?换到靠近湖南大学的新环境,那里是学富五车的教授们散步的地方,天真幼稚的大学生如过江之鲫,让他们一一落入公安设置的罗网,杀了我都不干。

在刘股长面前从没有说过“不”字的我,终于鼓足勇气怯怯地摇了摇头。

刘股长许诺我可以选择国营工作单位,曾闪过一念,如果真能自由选择,我想去湖大或师院的图书馆,那里有读不尽的藏书。一是担心捆绑得太紧,二是上述理由,我根本没有提过。
我想,要彻底摆脱公安的控制,只有自立,不依靠他们安排工作。于是,趁“文革”武斗前逃离岳印之后,便没有再回头。武斗期间,停发三个月工资,回厂工作的通通补发;不回厂的,一律不补。——我只能无奈地接受后者。

“文革”中,由于动乱造成国家、集体经济极端困难,虽然表面上仍旧大喊极左口号,但实际政策已稍稍放松,允许街道里弄、农村生产队办小型工厂自救。这些多如牛毛的工厂建立后,缺业务、缺原材料、缺设备……也缺少技术工人。于是,毛泽东把人卡死在固定位置上的“刚性社会”,在他还没有死之前,就开始松动。只要身怀一技,便可任意流动,在流动中提高技术,在流动中自己涨自己的工资。

目睹技术工人吃香,我便下决心学习机械操作技术。

刚下决心,就认识了祖宗三代贫农的易富强厂长,他在捞刀河办了一家机械厂,需要一位管理员兼保安,工资低,工作琐碎,时间长,且没有节假日。别人不愿去,我去了。图啥?图的是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学技术。

那时我已结婚,年近而立,有一种“非学好不可”的紧迫感,便拼命干。常常是机床空下来,我便上去,帮厂里义务加工零件,藉以锻炼自己的技术。记得母亲打电话来,告诉我怀孕足月的妻子“发着了”,我在车床上已连续干了36个小时,兴犹未尽。赶忙回家送妻子进医院产科,不久女儿便呱呱坠地。

除了操手艺之外,我还夜以继日地阅读各种工艺学、绘图设计、机械零件……因此,技术长进很快,在城乡小厂跳来跳去,几年后达到“八级钳工”水准。“改革开放”后在复刊的《机械工人》杂志上陆续发表论文6篇…… [注25]

“一技养身”之后带着老婆、孩子满天飞,甚至远走高飞到离长沙城五、六百里的南县三仙湖镇,终于脱离了“狗”身份,恢复成堂堂正正的人,这时,长沙公安对我也就“没奈何”了。

我仍然小心谨慎地“断线不断音”,每次回长沙,总是去看望刘妈妈,主动向刘科长汇报乡下工厂的情况。我猜测长沙公安到三仙湖进行了调查,但无所谓,我与工人打成一片,一身油抹水光的工作服,已经彻底世俗化。我一没有收音机(避免怀疑收听敌台),二没有反动书刊,天天在车间里绘图设计,答疑解难,高技术,高工资,受到广泛的尊敬,无懈可击。再者,乡下人淳朴,没有那么多鬼点子,对真正有知识、有本领的“长沙大师傅”敬爱有加,生怕又被别处挖走,绝不会讲我半句坏话。

我为什么猜测公安进行了调查呢?

因为有一次到刘科长家,闲聊时他说:“三仙湖有蛮多长沙人啊。”

我回答:“是的,有许多长沙师傅。”

“你认识何XX吗?”——他问的是何其善同学的大弟弟,我女儿的英语老师。

“教委分配他在三仙湖中学教英语。”我回答。

“为什么每天听美国之音?”

“可能是为了训练英语听力,三仙湖的人都听美国之音。”

刘科长不做声了,广大群众公开用大分贝收听美国之音(乡下干扰波较弱),法不犯众。如果60年代长期“收听敌台”,是当然的“反革命”。——“大家都听”,我可不能听,我要自律。

上面这段对话,使我猜测长沙公安到过三仙湖,通过当地派出所了解所有流浪到那里的长沙人的表现。

那时候,公安的控制能力明显减弱,鞭长莫及了。原先捆绑得死死的人群,包括一些有技术特长的“四类分子”,纷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像游击队员一样散落到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去了。除非“大案”、“要案”的通缉犯,谁来找你呢。

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不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还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特别是公安系统中的政保部门,不管你是什么情况进去的,其“潜规则”是只进不出。只要在里面混过,决不允许你把秘密带出来。我想,像我这样全身而退的,不说唯一,有也不多。

岁月在不同方向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冥冥之中神已经安排好命运,但在具体过程中,个人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待续)

[注25] 《机械工人》是机械工业部主办指导全国工人提高操作技术、总结操作经验的月刊,分“冷加工”和“热加工”两种。1978至1982年,我以“陈工钳”笔名先后发表“老师傅谈经验”论文6篇。(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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