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36)
【大纪元2月23日讯】
十四、公元一九七六
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正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前夜。元月八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恩来总理在文革动乱岁月中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他的逝世顿时使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我的父母也身戴白花和黑色臂章，为失去这样一位好总理而流泪。七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逝世了。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病卧在床，难以视事。“四人帮”及其狐朋狗友们乘机翻云覆雨，倒行逆施，搞了不得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另一方面，人民忍受程度已达到极限，暗暗积聚着力量。反抗封建法西斯暴政的涓涓细流在一九七六年终于汇聚成了汪洋大海：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上，数百万人民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向封建法西斯暴政说“不”，发出了“如果有人……想当‘秦始皇’、‘武则天’……他一定被人民唾弃，摔得粉碎”的怒吼。尽管后来这场运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但是它宣告了离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的结束，离“四人帮”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在这场运动中，铁Z 局的工人阶级冲在了最前列。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首声讨“四人帮”的檄文《扬眉剑出鞘》，就是出自铁Z局建筑处机械厂的青年工人王立山之手。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正在北京探亲的王立山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上贴出了那首令人回肠荡气的千古绝唱《扬眉剑出鞘》：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这首传遍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被亿万中国人民传诵一时的惊世檄文，如同一柄带着呼啸的锋利投枪，精确无误地插入了“四人帮”的要害和心脏，使得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无形可遁，引起他们的阵阵恐惧。“四人帮”把该诗列为“四五”事件中的“001号反革命案件”，可见这首诗在他们心目中具有何等份量。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的深夜，发生了二十世纪全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唐山大地震，整个华北地区都处在强烈的摇动中，连太谷县也受到波及，震感十分强烈。强烈的震动把父母惊醒，他们迅速抱着我和姐姐逃到了户外，然后父亲又返身回屋把那台珍贵的收音机抢救出来。不过，这次震动后就没什么动静了，房子也并没有倒塌下来。不久，太谷县医院里转来了一些地震中的伤员。接着市面上谣言四起，例如“唐山只剩六个活人”，“地裂缝把整个城市都吞了”等等，把大家全弄成了惊弓之鸟。直到五六年以后我上小学时，这些谣言还在我们小学生中间经久不衰，成了我们放学路上谈得最多的话题之一。
唐山大地震时，我已经依稀记事。那一段时间全国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每到傍晚，全县的地震警报就发出“呜，呜”的鸣响，此起彼伏。当时，谁也不敢回屋去睡，大家都拿着被褥、椅子坐在远离高大房屋的旷野。那时虽是夏天，但到了夜里还是感觉颇冷，我父母抱着我，坐在椅子上困守天明。朦胧中我记得邻居家的大哥哥，当时已经二十多岁了，穿着军大衣坐在我的前面，背对着我。不仅是太谷县，当时整个中国黄河以北的人们都露宿街头。后来，我父亲找到了单位一辆报废以后被拆除了座位的吉普车，每天晚上，父亲都把那台收音机用棉被包好放到柜子底下，然后全家人步行几里地到那辆破吉普车里睡觉。
唐山大地震隐隐露出了经历 “文革”洗礼之后，中国人道德沦丧的苗头。地震发生之后，有很多人不是去抢救伤员，而是忙着摘取死人身上的手表；在地震中倒塌的商店中的的物资遭到抢劫，不仅是粮食、衣物，连跟救灾一点关系都没有自行车、缝纫机也被抢走。附近郊区的农民，更是开着拖拉机，成群结队地进城趁火打劫。还有一些人，趁机浑水摸鱼，乘着人们无衣物遮身敝体大肆强奸。经过了几十年的“仇恨教育”，中国人淳朴善良的本色被一点点夺去，变得异常残忍而冷酷。
一九七六年九月，全中国大街小巷，突然间同时响起了哀乐——毛泽东去世了！那一天，我的母亲正领着我和姐姐正在街上往太谷线材厂走，猛然听到哀乐和广播员沉痛的语调。当时，我母亲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怎么，“他老人家”死了？难道……他这样的人也会死？于是她掐了自己一把，才知道这不是在做梦。以后半个月里，街上到处挂满了是白花，到处是戴黑纱的人。当然，我的母亲、父亲也戴了，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没有人敢不戴。
母亲带着四岁的我参加了太谷县手工业局工会组织的毛泽东追悼会，会场设在离线材厂不远的太谷县果品公司。那次，我第一次见到了电视，记得当时电视上放映的情景是故宫、以及躺在花丛中的毛泽东。我觉得很好奇，很兴奋，拍着小巴掌哈哈地笑，于是母亲狠狠掐了我一把，疼得我又大哭起来，整个会场数我的哭声最响。追悼会场中有几个中、老年妇女就跟死了亲爹一样“呃呃”地嚎啕大哭。其中有一个临时工，是个党员，都五十多岁了还转不了正，哭着哭着，竟然昏了过去。其余大多数人只是低着头，能挤出眼泪的挤眼泪，挤不出来的怕别人说对毛泽东感情不深，就偷偷弄点唾沫沾到脸上，装做流泪的样子。我不哭时，就偷偷四下张望，看到好些人都乘人不备往眼睛上擦唾沫。大人个子高，低着头互相看不见，可瞒不过我这个小孩子。
我父亲所在的铁Z局工人们对毛泽东的感情比地方上明显淡薄多了，当时他们单位领导宣布：“毛主席他老人家……”时，马上就有一个女声“呃，呃”地哭了起来，但是大多数人都低着头不做声，有几个胆大的年轻人还偷偷地四处瞅瞅是谁在 “呃，呃”，于是那“呃，呃”声也没了。
这就是公元一九七六年！人们沉默着，等待着，企盼着……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旬，我们家刚刚从地震棚里搬回来。一天，我父亲在三更半夜仍然像往常一样，搜索着莫斯科电台的广播。突然，一则江青被抓的新闻传入父亲耳中。刚听到这则消息，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惊又喜，心跳也骤然加快，只是不大相信。第二天上班，父亲装做什么事都没发生。一位平时与我父亲关系很好的工友蔡××走到我父亲面前，压低嗓子对他说：“江青被抓起来啦！”我父亲听了，还假装成一副很吃惊的样子。在那个年代里，人们互不信任，说不准出言不慎被谁告发了呢？蔡× ×见父亲不信，急切地说：“真的！昨天我听外国电台说的！”于是我父亲与他相视一笑，各自忙自己的去了。以后的几天里，人们都小心地传递消息，暗暗喜悦着，直到得到官方证实。
一九七六年十月下旬的一天，我和姐姐像往常一样被锁在家里，听到外面远远传来鞭炮声、锣鼓声。那天，我父亲、母亲都回来的很晚，而且母亲是被人搀扶回来的，原来母亲是参加游行时掉到沟里扭伤了脚。“四人帮”被“你办事、我放心”的“英明领袖”给“一举粉碎”了！当时大人们都说，“四人帮”里有个江青最坏。后来，每当我们家吃鸡，父亲都把鸡头砸碎，掏出一个像正在跪着的小人似的鸡脑，说：“这就是江青！”然后，再把那个“江青”放在嘴里，嚼得粉碎。当时我到其他小朋友家玩，遇到吃饭时，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
“四人帮”的倒台，标志着给全国人民带来惨重损失的十年浩劫的鸣锣收场。对于这场所谓的“革命”所带来的有形损失，例如毁了多少寺院，造成多少亿元损失，死了多少革命干部和名人，发展滞后了多少年等等，人们已经谈论了不少；但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所带来最大、影响深远的损失并不是这些有形的损失，而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损失——道德廉耻。
十年“文革”确实触及了人们的灵魂，如同一把铁扫帚一样把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道德成果一扫而光，造成了全民族道德失范的灾难性后果。毛泽东在建立社会主义文化上采取了拔苗助长的手段，不但没有形成他所期待的社会主义新文明新文化，反而造成了原有文化的大破坏与大消亡。毫无疑问，中华文明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礼、义、廉、耻、信、忠、孝、仁、爱、和是其精华，专制与奴性是其糟粕。由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逐渐形成了很多情况下，同一个字面下往往包含了多重含义，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例如“礼”，其中既有礼仪之邦、以礼待人的“善”，也有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的“恶”，而且往往良莠混杂。这就在客观上使得改变这些文化的工作很复杂。毛泽东把文化的改造理解得过于简单化，他显然想回避问题的复杂性，而依靠一把铁扫帚把这些东西一扫而光、从头再来，建立一种“纯洁”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但是，由于文化是一个积累和自然淘汰的过程，这种“立”的努力必然会遭到失败。失败本身并不可怕，问题是为了“立”而“破”掉的，却成功地“破”掉了。人类文化积累是很艰难的，但是破坏掉却不困难，一次饥荒与战争，往往会使人的文化在某些领域倒退几十年。而毛泽东对旧文化的全面出击，起到了全面破坏旧文化的作用。从“文革”开始，人们多年来遵循的一些基本行为准则都被破坏掉了，但预计的取而代之的新文化却难以在人们头脑中扎根。“文化大革命”非但并没有象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培养出整整一代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反而造就了一大批没有文化、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底线的流氓无产者。到了改革开放年代，这些流氓无产者为了迅速发财致富，用最骇人听闻的手段达到目的；同时，他们还把这种“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哲学遗传给下一代。这使得当代中国人普遍存在道德虚无主义，并且与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相结合，进而导致全民性的损人利己、无德无信，使得中国这个“礼仪之邦”沦为一个令人恐惧的“道德荒漠”。俗话说“君子有所不为，小人无所不为”，现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民间坑蒙拐骗无所不为、官场贪污腐败无所不至，这不能不说是全民族性的道德失范的恶果。为了消弭这个恶果，重建道德体系，我们不知道还会付出多少代价，作出多少牺牲。（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