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中）
何其业和刘苏身在海外，有时也从那边的媒体知道一点卫老师的消息，便问最近境遇如何？
卫老师想想说，要和55年比呢，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尽管有人也不喜欢我，但不会再弄到监狱里去了，最多找点小麻烦而已。付出了代价，世道毕竟不同了。当年，他们是真理的化身，是道德的化身，是人民大众的化身。当时，连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现在呢，他们尽管嘴巴上也这么说，但是毕竟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倒是我，比他们要理直气壮一些。大家都看见了历史，也看见了现实，要讲道理，他们不一定讲得过我，所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最好。反正知道，我活不过他们。
何其业说，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长久。
卫老师说，是啊，道理是这样。但是时间也很厉害。中国人历来健忘。
大家说了许多，又悲观起来。
毛子说，百年动乱，老百姓要求很低，安安稳稳，有饭吃，有衣穿，仅此，足矣。
卫老师说，老百姓这样，可以理解。知识分子这样，不可饶恕。
话题沉重，大家就不想再说下去。一直没怎么多说话的何其业便说到那架钢琴。
达摩一进来，就发现客厅里最大的变化是多了一架钢琴。
卫老师说，去年买的，送给夫人的生日礼物。
赵姨说，说是送给我啊，其实是让我给他当乐师呢。
卫老师说，我后来才知道，夫人年轻的时候弹得一手好琴，你们说，如此近水楼台，哪能不先得月？再说，这个岁数，弹弹琴，怡情养性，活动手指，可以长寿呢!
于是大家便让赵姨弹琴。
赵姨弹了几段小品，听那优美的旋律从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太太手里流淌出来，特别让人感动，大家就拚命给她鼓掌。赵姨不好意思了，说手指头还没找回来呢，大伙唱歌吧，我给你们伴奏。其实啊，这琴买回来，就是给你们卫老师伴奏用呢。他要啥我就得弹啥，比卡拉OK还听话。
相交多年，大家从未听说卫老师能唱歌，于是起哄要卫老师唱。
卫老师说，唱吧，其实我一直在唱，当年关着，就在心里将那些歌一遍一遍地唱，要不然我早就死掉了。出来了，那种孤寂比关着更深重，依然不停地在心里唱，不然也会死掉了。好，给大家唱一首俄罗斯歌曲《在贝加尔湖草原上》，不知道这张已经用了八十年的肺，能不能给我争口气。
说完，赵姨的过门就响起来了。卫老师很准确地接上过门，唱起来。他的音准，节奏都很好，乐感也很好，声音有些沙哑，便有了一种与歌曲意境相符的苍凉：
在贝加尔湖荒凉的草原在群山里埋藏着黄金
流浪汉背着粮袋慢慢走他诅咒那命运的不幸
他身上那破烂的衣衫缝着许多大小补丁
他头上还戴着一顶破帽身穿监狱的灰色长衣
为真理曾受尽磨难在黑夜里逃出监牢
他行走得筋疲力尽贝加尔湖展现在眼前
流浪汉他走到了湖滨乘上渔船开始航行
他独自在忧愁地歌唱歌唱着祖国的苦难
那微风在轻轻地说道流浪汉你逃跑也枉然
苦命人已不痛苦人世间他无依无靠
流浪汉他渡过贝加尔湖年老的母亲迎接着他
啊你好啊亲爱的母亲父兄们可过得安宁？
你父亲早长眠在地下一’g黄土掩埋着他
你兄弟已锁上了铁镣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这首歌几乎就是给卫老师写的。这么多的歌词，他居然一个磕巴都没打就这么一直唱下来。想他当初是如何一遍一遍地唱过它。只是那曲子又宽阔又沉重，那用了八十年的肺真有些吃不住劲了，到了后来，何其业几个含含混混呜呜啊啊便跟着一起合唱，见有人加入，卫老师便又起劲了，越唱越有力量。
唱完后，连赵姨也激动得给他鼓起掌来。
卫老师长叹一声，哦，长歌当哭，长歌当哭啊。
唱歌有时会像山火一样，一旦燃着，便蓬蓬勃勃烧起来，扑也扑不灭。赵姨呢，不再需要卫老师点出歌名，径自一首首往下弹去。有时刚唱完一段，她便转到另一首，卫老师唱的歌，大家大多也会，不知是为了给老人帮衬一把，还是自己也喉咙痒痒，反正到了后来，每一首都成了合唱，有时候，会留出一两句让卫老师独唱，音域高，用力大的，何其业独唱。反正那境界渐至浓郁，渐至淳厚，有些让人沉迷了。赵姨弹的，卫老师唱的，大多是俄苏歌曲，也有一些西方民歌或中国早期左翼歌曲，如《夜半歌声》，《梅娘曲》，《黄河颂》，还有那首早年进步青年们对共产党充满景仰甚至崇拜的歌《你是灯塔》。
忘情地唱了许多。赵姨突然停下说，不能再唱了，你们卫老师今天晚上要睡不着觉的。
大家发现，卫老师脸色微红，额头上沁出一片细密的汗粒，眼神也有些恍惚。于是大家回到各自的坐位上。喝茶，接着聊天。
达摩说，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问您。又觉得，这样的问题，可能对您来说，有些残酷……
卫老师从刚才歌唱的沉迷中缓过神来，有些惊异地说，嗯？
达摩说，时隔大半个世纪，您现在对您年轻时的追求，奋斗，怎么看？
卫老师意味深长地一笑，说，果然是一个很残酷的问题，但也是一个躲不开的问题。我们一些老头子在一起，也互相问过这个问题，说法很多，也很不一样，有的很理性，有的带着感情色彩，有的是自己思考过后的话，有的呢，只是多年来被植于自己大脑中的套话，自己不自知而已……这样说吧，首先，我把它放到历史的背景中来看，与其说是我选择了革命，不如说是革命选择了我，就像一粒种子，在一个特定的时候从树上落下来，被一阵偶然的风吹到某一处。那一处的土壤，阳光，风雨让它生长起来……这一切，种子自身几乎没有选择，你以为是你自己的选择，实际上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我们那个时候的许多青年，应该说都是这样。五四以来蓬勃于全国的新思想新文化，日本入侵华北后的危急情势，年轻人对于当局的天然的反叛与质疑，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与五四思潮非常吻合的社会主义思潮，在那个时候，共产党的理论主张，政治诉求，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现实性，你们只要看看当年共产党的报纸，刊物，书籍，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有才有德有志的青年男女，会抛弃个人前程，抛弃舒适的生活，甚至抛弃家庭亲情，投身到这样一个事业中来。我刚才唱的那首《热血》，就是三十年代左翼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的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和自由——我可以说，当时左翼的呐喊，共产党的口号，几乎和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口号是一样的，反腐败，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要求社会平等社会公正，救亡图存，振兴中华……那时候的青年，比今天的更单纯，更热血，除了五四的影响，同时还有传统文化中那种士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和牺牲精神。所以，那样的时代，一个优秀青年，去追求革命，追求进步，简直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特别是其中那些衣食无虞家境富足的年轻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我们自己都常常为自己的这种情怀所感动。就像广场上那些年轻大学生一样，为自己的献身精神感动。这一点，我觉得永远是美丽的。但是，我们太年轻，我们太少政治生活的经验，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发现和思考封建主义专制文化对一场大革命的深刻影响，更没有发现和思考俄苏专制的真相和它致命的弱点。因为当时，我们的党还是在野党，是被追剿被压制的党，必须谨小慎微全心全意站在大众一边，站在历史进步一边，才能获得正义感道德感的支撑。可惜的是，一直到建国，我们都没有机会好好从理论上，特别是制度上来思考我们的革命问题，我们的胜利来得太突然，太顺利。延安时期，有人已经发现了一些苗头，但是当时的日本人，国民党人，都帮忙将这个问题掩盖过去。我记得七十年代后期，我重看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有一句一带而过的台词，让我泪流满面，那个装作山民深入匪巢的战士，最后遭到敌人暗算，临死之前，对那个真古兰丹姆说，我们太年轻了……年轻人的悲剧，是最让人肝肠寸断的。也是最无法避免的。后来，我们反思文革，反思反右大跃进，反思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思与我自己切身相关的反胡风运动，反思抢救运动延安整风，一直反思到早年红军时期的反AB团。其中许多，我都是亲自参与过的，是以一种万丈豪情舍身忘我的精神参加的，重新审视这一切，真是焚心煮骨。你们后来人，可以很冷静很客观，置身度外地来做这一切。但是作为一个曾将自己全部热血，爱恋与贞操都奉献其中的人来说，那种痛苦和尴尬是你们无法体验的。这是一种刮骨疗毒的痛苦，这是一种当众脱衣的尴尬。所以，我们这一代中的许多人，宁愿闭上眼睛，不再回望历史，自欺欺人地将余生混过去。当然，也有一些最现实的考虑，我们都老了，都已经失去了自立自理的力量，但一下又死不了，我们除了一点老资格，什么都没有了，在一个一切资源都要靠权利来分配的国家里，你简直就像一个婴儿一样虚弱，住房是别人的，工资靠别人发，光是看病这一点，就会让很多人服服帖帖——想住院吗？想住干部病房而不是和那些脏兮兮乱哄哄的老百姓一起挤大病房吗？想得到好的医疗吗？想吃进口药吗？想让有名的专家给你开刀动手术吗？那就尽量别给我们找麻烦。在生命和尊严之间，中国人向来首选前者。所以，我对夫人说过，如果有一天我生病，需要的治疗超出我们的能力，就让它去好了，不要央求别人。今天你们几位都在，我就把这话再说一遍，到时候千万别让我难堪。
卫老师沉寂了一下，喝了一口水，似乎在寻回刚才的话题，然后就接着说，我记得从前就对你们说过，一直到我被抓进去，我依然真诚地相信这个政权，真诚地相信他们的理论，真诚地相信我自己是有罪的。尽管我委屈，我惶恐，我痛不欲生，但是我还没有往最深处怀疑过什么，更没有怀疑过我自己做过的那些自认为是革命的事是否有需要审视的地方，我记得，在我的交代材料中，我一方面为自己的罪过无情剖析，一方面为又自己努力辩解，我辩解的实事就有，我是如何在大学时就追求进步的，我是如何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的，我是如何参与了建国后一系列思想改造文化批判的，我一一列举了我当时写下的一篇篇文章，以此来证明自己并不是一直就站在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上。
达摩说，您说的这些文章，我曾经在图书馆看到过几篇，我记得有一篇很大的文章，是批《武训传》的。
卫老师说，是的，那篇文章我至今还记得，题目是：从《弗兰茨‧济金根》到《武训传》。批判的理论依据，直接来源于马恩对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济金根》的批判。这种方式，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最常用的，也是最得心应手的，看起来温文尔雅，有理有据，但是骨子里却是最粗暴的教条主义，拉大旗做虎皮，置人于死地。我自己后来吃亏最大的，也在这一点上。几年以后，我看到报纸上几篇批判我的文章，许多就是从我的一类文章直接套去的。达摩你说到的那些文章，是我们几代知识分子永远的伤心地，鬼门关。数十年来，几乎每个人都留下不堪回首的污迹，就像从泥潭中走来，一路留下脏兮兮的脚印。我曾经想过，如果没有1955年，如果我依然一路顺风志得意满，我后来会怎样？
说到这里，卫老师望着大家，似乎想从大家脸上看到一点他们的答案。大家便意味深长地笑。（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