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39)

、有些动物更加平等四
　　
　　　　我母亲转正后不久，就从食堂调到了镀锌车间当生产工人。这在单位里意味着从地位比较低的“伺候人”的炊事员，变成了地位相对较高的生产工人。母亲这个人勤快，到车间干活后总是把一切公共的活，比如打扫卫生之类的活都抢着干了。当时工人几人一班干活，母亲总是干得快而多，还经常替别人干活，所以工人们都特别愿意跟我母亲搭班子干活。

　　　　当时线材厂的厂长是河南人，姓李，有一天李厂长来到车间里，找到了正在干活的母亲，问道：“喂！小老乡，要是让你当会计，你干不干得了啊？”原来，当时线材厂里一共只有三个高中生，一个姓高，是北京下放知青，在厂财务股当会计；另一个姓韩，是厂里的化验员；还有一个是我母亲，其实仅仅是初中一年级文化程度，但在转正时虚报了个高中。当时厂里财务股有两个人：一个高会计生孩子，另一个出纳传染了肺结核，在住院治疗；厂里财务股瘫痪下来。李厂长一看履历表，发现我母亲填的是“高中毕业”，于是就找我母亲。

　　　　虽然我的母亲小小年纪就因“文化大革命” 辍学，从没有学过会计和珠算。但听李厂长一问，母亲立刻感到这是自己的一个机会，心想学珠算会计也没什么难的，于是就坚定地说：“那有什么干不了的？不过李厂长别开玩笑啊。”李厂长一听就乐了，说，那明天就到厂里财务室去上班吧，这个月的报表要赶紧报呢。

　　　　当天下午，我母亲上街买了一个算盘和一本工业企业会计的参考书，找了我父亲的一个朋友王××（【注】王××这个人，以后有专门章节提到），学了一下午，第二天就到厂财务股上班了。当时已经是十七八号，而按照规定，每个月二十五号就要做报表，二十六号就要报到手工业局去。我母亲把一大堆报表拿回家里去，左看看，右看看，再自己琢磨一下，不会的就翻书查，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居然准时把报表报出去了。正在为厂财务瘫痪而发愁的李厂长一看母亲果然非常胜任，大为高兴，于是又问母亲，出纳能不能也挑起来？我母亲回答说，那没问题啊，于是会计出纳一肩挑。之后，李厂长又把统计也交给了我母亲，我母亲照样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母亲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全厂上上下下的肯定。特别是李厂长，逢人就说这个小老乡是个了不起的能人。当时厂里有个总务室，李厂长总是感觉厂里有些开支过大，怀疑总务股长贪污，于是又把总务也给了我母亲。母亲当时一听，笑道：“我现在又是会计，又是出纳，还是统计，现在又管总务，那你就不怕我贪污啊？”李厂长学着毛泽东对华国锋的口吻说：“不怕，你办事，我放心。”就这样，母亲在那一年时间里同时兼任了会计、出纳、统计、总务四摊，一个人干四个人的活，而且干得相当出色。

　　　　母亲到了财务股以后，发现自己以前的掌握的那点知识实在不够用，于是就买了不少书回家学习，我记得比较深刻的有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英语九百句》。当时外婆还住在我们家里，母亲白天上班，下班后经常要加班到七八点钟，吃完晚饭后还继续加班做报表、看书或者是练习珠算，我半夜起床解手时还经常看见母亲一个人挑灯夜读。

　　　　那一段时间，母亲经常往家领“先进工作者” 和“三八红旗手”奖状，可是从来都不挂；厂里发展她入党，也被母亲婉拒了。那时家里只有一辆“二八”型飞鸽自行车，父亲单位离的远就总是父亲骑着它上班，母亲走路到单位。厂领导发现这个情况后，决定公款给她配备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这在厂里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后来，厂里又配给她一个日本产卡西欧的计算器。计算器在现在什么都算不上了，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却是了不起的先进玩意，要一百多块钱，相当于母亲四五个月的工资，其意义绝不亚于现在的一台 “奔腾—四”电脑。我母亲自从出生就一直受到各种歧视、侮辱与压迫，到了七十年代末期，生活第一次向她显示出了美好的一面。

　　　　与“南住宅” 隔着一条大马路，就是一支部队驻地。那部队是个汽车团，墙上写着“解放军爱人民”大标语，解放的“解”字还是简化字，写做“角羊”。那个部队有一个礼堂，经常放映一些战争题材的电影，因此每当有电影放映时，我们小孩子们都想进去看。可是门口有哨兵，不让进。当时我六七岁，虎头虎脑的正是招人喜欢的年纪，经常到部队门口去玩耍，渐渐地跟哨兵们混熟了。那些哨兵也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大男孩，其实也挺爱玩的。到过年的时候，我就弄点鞭炮给那几个哨兵放，或者弄点核桃、柿饼之类的零食装在口袋里给那些哨兵们吃。后来我和那些哨兵们打得火热，每当他们值勤时我都可以在部队里畅行无阻，还让我摸他们的枪，那时我才知道真枪和我们小孩子玩的玩具枪之间有多大的区别。有电影放映时，部队门口站一大帮孩子，哨兵都不让进，惟独我领姐姐一去，哨兵就开个小门，放我们俩进去了，这也算我一生中第一次“走后门”吧。

　　　　后来我就经常去部队家属院里玩，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姓孙的小朋友。我们俩非常要好，经常互相到对方家里做客。小孙的父亲是部队里的一名营级干部，当时三十多岁。我最喜欢到他们家去吃饭了，因为他们家似乎从来没有断过鸡鸭鱼肉。特别是，他们家吃的排骨跟我们家的很不一样：当时太谷县的国营肉店里根本见不到排骨，偶尔只有被剃得干干净净、几乎只带一丁点儿肉的大骨头卖。碰到有这种大骨头，大人就买回家炖汤，那上面的丁点肉根本就不用啃，放在嘴里一含就没了，然后就锤子砸开“敲骨吸髓”。吃过一次的骨头是舍不得丢的，还要再熬一回汤。即便是这样，每当家里吃骨头时我和姐姐都像遇到了盛大节日。可是小孙家的排骨上面全部都是厚厚的肉，味道真是美极了。小孙的妈妈知道我喜欢吃排骨，几乎我每次去他家吃饭，她都给我做排骨。他们家的酒柜里放着很多白瓷瓶的酒，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那种酒叫茅台。小孙还给我吃过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有些苦味的黑色糖果，告诉我这叫酒心巧克力。他们家拥有两套有厨房厕所的房子，一套一居室、一套两居室。和我们这些工人阶级家庭比较起来，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差别，正如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所说的那样：“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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