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舅慢慢地说：“陆兄，在国外，大家都想你，就是想来看看你。
唐舅又说：“你说哪个党，哪个党都比共产党强！都腐败地烂透了，当官的还在说：在共产党领导下，才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什么都挂着‘人民’的招牌，可人民的最基本权力是选举权。在大陆，甭说平民百姓，就说你这政协常委，选过国家首脑人吗？美国记者曾问江泽民：‘中国为什么不搞普选呢？’江回答：‘中国人素质低。’中国人的素质还不如一些小国家的民众？人家老百姓都有权直接选举国家总统。中共已统治半个多世纪了，待到何时才能还给人民这个权力？！”
乔舅问我：“善良的中国人，至今都没有选举权！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吧？”
我说：“是的，人们都习惯了，都觉得选举国家领导人，不是平民百姓的事。”
华姨谦和地说：“我这心里着急，说得可能不当，陆兄担待！这个观念一下子全转变过来也不容易，得有个过程。这些年灌的党文化，真都把人坑害苦了！‘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还在唱，善良忠厚的老实人，还等待它改正错误，盼望它变好呢！”
“好了！该咱们‘喉舌’的了！”
团长又是以喜爱、玩笑的方式点我的名。
我还正听得入神，忘了自己还需要发言。做采访多了，都习惯多听；主宾分明，尽量多让人家客人讲话；在几位前辈面前，更应虚心听听，况且都是我很少听到的高见，有别于现在当官人的套话，都入情入理，说到了人心里。看来他们在来大陆之前，可能都看过《九评共产党》。可惜自己还没有看过，当记者的本应该博学、兼听则明才是。一时让我讲话，还没有想一想，又不能来那些官话。华姨看出我一时语塞，拍了拍我的肩膀，立刻有一种温暖亲切的感觉。
既然老者实在，小辈也就说点实心话：“前辈的真挚、友善，晚辈感动！陆伯伯可是个大好人，一生清清白白，是老实的善良人。我出生在不该出生的六一年，当时父亲划成右派，陆伯母是中右，一起被下放到农村，都是‘下放户’。三年灾害，饿死三千多万人。那个村子的人，一个一个地走了。真出现了人吃人……那年月，没几个出生的，就算生下来了，也没几个活下来的。我生下来就瘦得皮包骨，大人都强活着，妈妈哪还有奶呀。过去说‘嚼奶布子’，就是嚼饭包上纱布、挤饭水，可哪里有饭呢？我出生几天都没吃上东西，饿得哭都哭不出声音了，眼看着就不行了。当时，陆伯伯又回到城里上班了，他用自己节省下来的粮票买代乳粉，才救活了我这条小命。那时人人都饿得要死，我的父母不忍心这么做呀！伯父、伯母说：‘我家没女孩，就做我们的干女儿吧！’后来，我父亲走了，陆伯母也走了。这些年来，我一直把陆伯伯当成自己的亲生父亲，可老是习惯称呼，从来也没真叫过，老想叫就是叫不出来，实感愧疚！……
“今天，当着二位舅父和姨妈的面，让我郑重其事地叫一声：‘爸爸！您的心地善良，苦熬苦业了一辈子，您的大恩大德我终生不忘！……’”同时深鞠一躬，并扑过去和干爸紧紧拥抱。
我满脸是泪，再也说不下去了，陆伯伯竟也哭出声来。华姨双手握紧我的手，我又顺势依偎在华姨的怀中，仿佛她就是陆干妈。
过了一会，华姨拍拍我的胸脯说:“好啦！晓灵继续讲。”
我擦了擦泪水接着说：“原来，我只是把这些当做苦难的童年，仿佛是进身的资本，我是在苦水中成长的。顶多也就认为这都是历史了，没想过‘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苦难？今天前辈们的开导，问个‘为什么’？才得以清醒！”
华姨微笑着说：“还是小灵领悟得快！问题是直至现在，还有我们的同胞在受难！都多问几个‘为什么’就好了！”
我说：“中国人走过来的历史，每一段，都是一部分同胞受难，另一部分同胞观看，没感觉！不问‘为什么’，习以为常了!”
乔舅说：“大陆中国人的悲哀就在于此!”
我还是按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在中国新闻是不自由的，多少个媒体也得一个腔调。哦！多问几个‘为什么’？没有再多想，这就是中国大陆老百姓善良，当顺民当惯了，这也是当记者的可悲！但是，我力争做个自然主义者，多反映一些人性的、现实的东西。”
唐舅笑着说：“在中共统治下，很难做到。”
我紧接着说：“假的、违心的，我尽可以不写！”
乔舅点着头说：“嗯！在中共的枷锁下，能这样也就难能可贵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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