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死亡的幽谷(12)火烧埂劳改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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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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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火烧埂劳改营

中川钢铁厂离乐山城西南40公里路程,地处峨眉山支脉的三峨山麓中的大渡河畔,离近代名人郭沫若的故乡沙弯镇3华里。中川钢铁厂散落在周围几十华里的山区里,是四川省乐山专署公安局办的一个劳改和劳教合为一体的劳改营。

这里有5,000(也有说一万)余劳改和劳教人员,分编了若干车间,车间下面又分编了若干劳改队,这些劳改队散居在远近的一些山头、山腰间,只有厂部附近是块山间小平原,有一条直通沙弯镇的大道。

我们的任务是大炼钢铁,劳改营的人被分为采矿、冶炼、运输、基建、烧砖瓦、种菜等不同的工种。队长由公安人员担任,还有少数劳改刑满释放后的就业人员,协助队长工作,本来这是个很大的劳改营,“大跃进”开始后,这里便挂出了“乐山专署中川钢铁厂”的牌子。据说,西面离这里百里远的峨边县,也有这样大的一个劳改营。

我从1959年4月24日被押送到这里劳动教养,到1960年9月5日解除劳教,为期一年零四个月零九天。这时候,全国正处在极“左”路线愈演愈烈的时期,“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等等狂热的运动层出不穷。紧接着,又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批老百姓饿死的年代。

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的劳改营,将是何等情况的呢?

我们先到厂部,只见到处张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改恶从善,唯一出路”等触目惊心的巨幅标语。还看到一些由持枪民警押着的犯人,这些犯人正在担运矿石,气氛恐怖可怕,这对我精神上是一个极大的威慑。此时此刻我的神经高度紧张,感到恐怖极了,认为我这辈子完了。

我们被分配到火烧埂采矿四队,四队离厂部八、九里路,要翻越一座大山。

此时,已是黄昏,细雨不停地落,大家背着行李,拖着疲劳、饥饿的身子,跟着带队的公安人员,沿着泥泞崎岖的山间小路,摸索着爬上了火烧埂山顶。到达住地,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举目四望,这火烧埂是万山丛中的一个山岗,远近山峦层层叠叠,在这茫茫群山里,人烟稀少,满目荒凉。我好像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顿时,触景伤情,想到历代那些得罪了权贵,被发配到荒凉不毛之地的历史人物。我只有仰天长叹无可奈何。

在山上背风的地方,修建了几排临时茅草棚。棚子中间,有一条人行道,两边搭了两排长长的大通铺,上面铺了些稻草,我们就睡在这四面透风,还漏雨的草棚里。夜里,人挤人地睡在这两排大通铺上,外面阵阵山风夹杂着野兽的叫声。室内两盏油灯,阴森森的,灯光黯淡,常夜不熄,一个大尿桶就放在门背后,臭气熏天。

我们的任务是露天开采铁矿,后来,改为运输矿石到化铁炉。

全队大约有300余人,都是从成都、重庆两地送来的劳教分子,另外,有两三名劳改刑满就业人员,协助公安干部做些具体管理工作,如:管伙食、生产、工具等。在编班时,刘队长(刘丙仁)指定我为一班的班长,我那个班大部分人员是从重庆来的,有40余人,共分三个小组,并选出组长,指定我当班长的原因是刘队长事先知道我的历史身世,因为我原是共产党的南下干部,有一定的领导经验和信任度。劳改单位有个特点,就是除队长是公安人员外,班组都是利用劳改人员管理劳改人员,我成了被利用者。

劳教人员之间的称呼一律称“同学”,见队长讲话时,要立正,规规矩矩地洗耳恭听,要绝对服从。每天早晚两次全体集合,由队长点名训话,个人活动范围在警戒线内,严禁超越,否则以逃跑论处,哨兵就可以开枪射击。吃饭按工种定量,每月36斤粮(矿工是最苦最危险的工种)。

刚开始,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7点,共劳动12个小时,包括中午吃饭在内,不久以后,每人都发了劳教服穿在身上,以示区别与众不同的罪犯身份,这是对我人格的极大侮辱,在一个好人身上披上一张“罪犯”的画皮,叫人心里何等的痛苦难受!但既然落到这般地步了,也只能忍受。反抗是徒劳的,只有死路一条;逃跑也行不通,那些被抓回来的逃跑犯人,在全体劳教分子的面前,被吊在树上,由犯人来鞭打犯人,那凄惨的哀叫声,令人心惊胆战,即使侥幸逃出警戒线,改名换姓,也是徒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汪洋大海里,谁敢收留你?此外,没有户口和粮食关系,根本无法生存。比如,另一个队的一个劳教犯逃跑后,被山里的农民剥光全身衣服,只穿条短裤,五花大绑捆着送回来……

在此绝境中,只有想办法改变自己的处境最现实,要做到这一点,唯有咬紧牙关拼命劳动,同时,老老实实地认罪服法。这样,才能争取早日解除劳教,离开这个鬼地方,“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当时,“回到人民队伍”是最打动囚徒们心灵的口号。

为了活命,为了我的后半生,我横下一条心,要从绝境中闯出一条生路来,“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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