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遭逢絕境的農汽廠(4)
1985年底，五十六戶人家忙著搬家，在第一輪競爭中沒有分到房子的職工，繼續地圍住分房領導小組的幾個頭，一面吵罵著，一面等到舊房子的再分配。王泉既然已佔了房子便學著李友躲起來了，當然，無論是李友還是王泉，在工廠那一個角落都會聽到滿街對他們的責罵。
他們只能把自己的房門關緊，只當什麼都沒聽見。三十晚上，圍爐吃年飯的農汽廠職工沒有幾家沒在詛咒，他們把無錢過年，無房可遷的罪過。一股腦兒地傾瀉給老同學，以及與他並駕齊驅著農汽廠的同僚們。
然而在我的記憶裡，自回到重慶，沒有比此時更冷的冬天了，當時對於我來說最最重要的便是一塌之地，我沒有老同學的福氣，也不存在他那種有了房子還要圖更好房子的貪婪侈望，看到工廠如此糟，我只求一間乾燥一點的舊房子便心滿意足了。同這個工廠的工人們相比，我可是連舊房都沒有一間啊！
晚上我睡在那充滿霉氣的危房裡，望著頭頂上那已經折斷，隨時都可能垮塌下來的房梁，眼前浮現出全廠爭奪五十六套新房子的那亂勁，想到倘如在這一次舊房大調整中，再不爭得一間舊房子，我就可能流落街頭了。
何況我的這位老同學還在各種會議上一再宣稱，本次分房向知識分子傾斜。第二天，我帶著這個理由到分房領導小組去，請他們在舊房調整中給我考慮一間舊房。得到王泉的答覆令我感到寬慰，他說：「你儘管放心，我們一定會按規定處理好你提出的要求，使你滿意。」
可惜，我完全沒有料到這個答覆，夾雜著奸意。十天以後，在公佈舊房調整名單時，滿有把握的我竟沒有看到我的名字，開始我還不相信我的眼睛，從頭到尾再看了一遍，依然沒有我的名字。周圍的工人看見我焦急的樣子，有人給我打抱不平，他們都因為親眼目睹，每天清晨我馭著兒子上班的那種狼狽像。
於是我第二次跨進了分房領導小組的大門，王泉不在，大概他又避風頭去了，接待大家的是勞人科的崔科長，聽到我的責問以後，他翻著白眼回答道，「你進廠時不是親自寫過不要住房嗎？怎麼，親筆的諾言不算數？」
這一下子我完全明白了，我的住房問題是老同學和馬兵商量好了的整人行為。否則這崔科長怎麼歪曲我進廠時的本意？甚至還專門查了我進廠時的檔案。我回答他：「當時由於李友說，暫時沒有住房給你，等以後有條件時再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這種放棄住房作為進廠先決條件的承諾，永遠不能曲解為在工廠有房時，我也不要。我一個落實政策的人，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你工廠有房時不給我，是承心給我為難吧？再說，你可以把我進廠時填寫的東西拿出來公開嗎？」
這麼一逼，「吹」科長開始那輕蔑態度收斂了，推說道：「我也是執行上面的意思，至於你填的表根本是不可能拿出來公開的，那可是在你進廠隨調的檔案裡存放的。」看來我給市委寫的信，確實給我帶來了麻煩。
我現在才體會到了什麼叫「收拾人」，什麼叫軟打整。比起不動聲色的老同學，比起年輕氣盛的馬兵，我遠遠不是他們的對手。但是事情既已經弄到這一步，我就只能迎戰了。於是我準備立即進城去市政府信訪辦公室找張文澄。
但又一想，落實政策我已經麻煩過他了，他當時毫不猶豫的給我開介紹信，給我調動開綠燈。現在又接而連三地為我個人的住房，再去找他，於情理上顯得過份，雖然同是右派，我不能為個人問題再給他出難題，何況我們素無交往，僅憑都是同一運動的受害者這點同病相憐之情。如此一斟酌，我便躊躇起來。
想到已經和老同學鬧翻，我給市委寫的檢舉材料還捏在馬兵手裡，倒不如把臉撕破，用二車間那王，周兩位女將的辦法，興許還可以奏效。何況在住房問題上我是無房者，再不力爭，我可是真要露宿街頭了。而老同學卻是高檔房的利益佔有者，我撕破臉鬧起來他肯定會心虛。
我決定去找他，然而一連幾天老同學好像駕了土遁，從農用汽車廠消失了。每天辦公室裡見不到他，夜晚去敲他那鐵門，沒有絲毫回應，鄰居說「李廠長從那鐵門的貓眼上就可看清來人，看來他躲起來了。」
我不得不寫了一封掛號信，交到了重慶市政府，一個月以後，區政協主席張××親自來到了農汽廠，對廠裡的住房分配進行「專題調查」。預先他就給廠工會打了一個電話，詢問到我的住房，希望他們妥善的處理。張主席的到廠觸動了工廠的神經，出來擋駕的是工會主席向雲。(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