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篇(14)

【故国神游】岳阳楼头写素志 花洲明月可忘归

作者:宋紫凤

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刻于岳阳楼石屏之上,亦镌为宋士大夫座右之铭,更使后世君子旷百世而相感。(古瑞珍/大纪元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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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庆历年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将岳阳楼修葺一新,又选唐宋诸贤诗赋,或题壁,或刻石。其中最为醒目的当然还是范文正公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过,范公之记并未记岳阳楼之形制、结构、雕梁、画栋,而是备述洞庭之景,诸如霪雨霏霏若何,薄暮冥冥若何,春和景明若何,皓月千里若何,全文三百七十余字,写尽洞庭万千气象,却写不尽范文正公心中的岳阳楼之大观。

说起来,范公大书岳阳楼记时,其实并未如文中所说“登斯楼也”,而是远在邓州,为之千里传神。盖因其人胸中自有大千境,况乃一楼乎,故而信手拈来,直抒胸臆,便可传诵千古。譬如《岳阳楼记》开篇,写“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更何尝不是范公胸次之写照。

回顾有宋一朝,堪称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时代。欲致君尧舜、能积极入世、以气节相尚,几乎是有宋贤士大夫之共同特质,而这一特质之形成则直接与宋朝兴学重教、发明道学有极大有关。众所周知,宋初虽继晚唐五代之余绪,而大抵因中原板荡既久,故而普遍状况是文教粗备、学术未兴。这显然不同于有宋一朝日后文治天下、通儒辈出之状况,而回溯这一转折变化,则不能不说范公于之大有力焉。

正所谓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志,范仲淹少年即有奇节,他两岁丧父,长于继父家,偶然间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即矢志自立门户。而他苦学修身之经历,当令我辈汗颜。史载他先于长白山醴泉僧舍与一同窗苦学三年,每日早起煮米作粥,放凉后,划为四块,早晚各取两块食之,只加数茎断齑,稍佐以盐,如是者三年。后来离家游学南都,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来困怠则以水洗面,至于平日饮食,依旧是粥。有人见其清苦,特备盛馔以享之,范仲淹却担心自己一旦享用美食,再难安于食粥,终究只能望肴馔而停箸,啖冷粥而如故。如此数年,惟潜心于圣人之书,大通于六经之旨,著文立论必本于仁义忠信。

盖有此深厚之修养,所以公之为人皆持重有圣贤风。还是在南都读书的时侯,一次,真宗驾幸,都人空巷往观,而范仲淹却依旧只读圣贤书,不为所动。有人问他为何不去观瞻,他却说“异日再见也不迟”。说这话时,范仲淹只有二十几岁,而能沉稳如此,毫无后进浮薄之气,足见其器识之远大。其后,范公虽未大用于真宗朝,却终于仁宗朝成为一代名臣,而他务求宏远、不急功近利的作风,无论为政、治兵、治水、兴学,皆可见之。

故然,说起范文正公,人多称其庆历新政,抵御西夏、安抚羌人、修海堰、办义庄等等,然而,制度者,朝夕之令也,事业者,一时之盛也,而公之卓然千古又岂在朝夕一时之间乎?而吾所以推重范公者,全在其人之道高德迈,实开有宋一朝之风气,堪为贤士大夫之精神领袖。

天圣五年(1027年),范文正公应宰相晏殊之请,掌教应天府学院,他督学训导有方,勤劳恭敬,以身先之,故而一时四方学者辐凑。此间,范公常于讲经论道外,议论天下之事,慷慨陈词,无所顾避,鼓舞正气,所以,这一批学子中,不仅日后多有以文名扬声于场屋者,还有以忠义立身于朝廷者,更有以道学开拓一代世风者。

譬如被称为发理学之先声的宋初三先生之一——泰山孙明复,当日即受学于范公门下。彼时,孙明复尚为一介白衣秀才,家贫不能奉养老母。范公爱才,常资助四方寒儒,闻听此事后,即于学府中为孙秀才寻了一个学职,月得三千,使其能安心于学业。孙秀才亦不负厚望,专心笃学,不舍昼夜,终成一代之师。

景祐元年(1034年),范文正公知苏州,继续兴学重教。其先,范公得南园之地,占家以为他要买地置业,告之此地将有公卿辈出。范公大喜,就地建学,既成,有人以为太广,范文正公却极有信心地说:“吾恐异时患其隘耳”。此时,当日的孙秀才已名动天下,范文正公修书一封,请他前来吴中讲学。同时又请来另一位与孙复同学于泰山、日后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先生,吴学自是而后,甲于东南。

康定元年(1040年),范文正公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以御西夏李元昊之兵。这一年,另一位日后的理学开山张载前来谒公。此时的张载年仅十八岁,往谒范公极言兵事。范文正知其为远器,于是引导他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遂劝其读《中庸》。后来张载学有所成,开理学之一派,世称张横渠。

然而说起范文正公的这些兴学重教、扶植人才的政绩,竟多是发生于他被贬之时,在苏州如此,在饶州如此,在润州如此,在邓州亦如此。及范公位至参政,条陈十事,所谓庆历新政时,兴学亦是十条之一。其后新政被罢,唯有兴学一事,仍然保留。想来,范公不论际遇变化,始终积极于传道授业,扶树大义,此真范公之大器识、大功绩之所在。而南宋大儒朱熹对范公尤为尊仰,赞其“心量广大高明,可为百世师表”。

当日范公写《岳阳楼记》,大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时候,正值新法被罢,外贬邓州之际。范公在邓州任所,依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办学兴教不稍懈怠。他于邓州建百花洲,修览秀亭,建春风堂,造藏书阁,名之花洲书院。自此,在百花洲的芳洲明月之下,范仲淹与诸生文友们常常“主人高歌客大醉”、“百花洲里夜忘归”,而邓州从此文运大振,文士辈出。

可以说,范文正公虽然庆历新政未告成功,虽然屡因直言获罪外贬,却也恰因其遭逢逆境,却能不为外物所动,持身以正,终为天下之表率,后世之楷模。而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刻于岳阳楼石屏之上,亦镌为宋士大夫座右之铭,更使后世君子旷百世而相感,想来,这不是远比新政之法、海堰之利、御敌之术更为远大的文明不朽之事业吗?@#

责任编辑:李婧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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