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
我借用一位朋友的身份证号码，办了入住手续。我要律师好好休息，明天上午过来接他去省政府。这一夜，我与阿塔都兴奋得没睡好觉，仿佛天一亮，嘎登就会出现在家门口似的。
我反复说：“只要嘎登愿意，将来把他也办出国去。”
阿塔反倒担起心来：
“我哥的生意谁来照顾？阿爸阿妈怎么办？”
吃完早饭，匆匆正要驾车上路，阿塔跟过来了。
“我也要去。”她拉开车门坐进前排的乘客位置，似乎怕我不同意，又补了一句：
“一个人待在家里心慌。”
我不想带上阿塔，眼下气氛火爆，一触即发，谁敢担保国安不会找我麻烦。但又没法让她下车，那就一块儿去吧。
出门时，我拨打律师手机。关机。估计昨晚酒喝多了，还没起床。快到凯宾斯基时，遇到红灯，我停住车，举起手机正要再拨，突然听到有人在敲打我的车窗，咚，咚咚！扭头去看，是一张年轻而陌生的脸。我急于赶路，不打算理睬，但敲击声更猛烈了，他还拚命拉我反锁着的车门。
我勃然大怒，按动电钮放下车窗质问他：“你想干什么？”
“你开车撞了我，撞了我！”他边喊边把手伸进车里，从里面打开了车门。我见无法再开车了，只好关掉引擎，跳下车来。这时绿灯亮了，等在我车后的司机们一个劲儿摁喇叭，以示抗议。我装作没听见，朝那个陌生青年走去，阿塔也下了车，跟在我后面。
“我的车怎么可能撞到你？”我气呼呼地问，与这人脸对脸，鼻尖差不多快碰上了。真是怪，我的车行驶在车道上，加上堵车，车速不快，即使有乱穿马路的行人，也很容易避开。撞没撞人我能不知道？
阿塔担心会打起来，使劲儿拉住我。对方突然抓住我的衣领狂叫：“你撞了我，还敢抵赖！”
阿塔迈上前来帮我，用力想掰开掐住我衣领的手。
“你不能不讲理！”阿塔冲着他喊。
那人不仅不放手，反而抓得更紧，勒得我脖子疼痛，几乎窒息。我对准他的脸膛一拳打过去。他的手松开了，我和他扭成一团。阿塔拉拉这个，扯扯那个，急得直叫：
“别打啦！别打啦！”
围观的人群中有谁在喊：
“警察来了！”
七、八个警察从天而降似的出现了，不由分说就把我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又是问话，又是笔录，还必须关掉手机，折腾到中午才让我和阿塔离开。离开时，警察已经把我的车停在派出所门口。
刚钻进车里，阿塔便凑过来悄声说：“那个说你撞了他的人，是警察。”
我惊声问：“你敢肯定？”阿塔说：“我看见他跟一群警察在后院里有说有笑。”我颓然瘫倒在座椅上，呐呐地说：“这都是国安玩的花招，把你我挡在半路。百分之一百，律师出事了！”
我拨打律师的手机，仍然处于关机状态。阿塔催促赶紧去酒店找人。在凯宾斯基大堂接待处，服务员边查看电脑边说：
“已经退房了。”
“什么时间？”
“两小时以前。”
“谁来退的？”
服务员形容了一遍这人的长相。我和阿塔互相交换了一个惊讶的眼色：不是律师本人！
我拉着阿塔去酒店旁边的一间酒吧，要了两杯热咖啡。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想捋清头绪，做些思考。阿塔安静地喝着咖啡，表情木然，手指却在微颤，可见她的内心有多绝望。
“他们不会把律师怎么样的，顶多就是驱逐出成都。”
我力图缓解阿塔的担忧，话音未落，阿塔呼拉一下站起来：
“那我们去机场，说不定还来得及，拦住他要他别走。”
我断定要空跑一趟。如果是被驱逐，人肯定早走了。退一万步说，就算碰见了，律师身边也会跟着国安。但我又不忍看着阿塔失望，还是去了机场。机场大厅里，人山人海，乱糟糟，闹哄哄，没走几步路，我就想打退堂鼓了。阿塔紧挽住我的胳膊，硬拉着我来到通往安检的入口处。人流不息，阿塔瞪起一双大眼搜索，我耐着性子陪她，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她仍不死心。我呵欠连天，在又给律师打了几个电话依旧是关机后，我宣布：“打道回府吧，不能再傻等啦。”
“要不，你先走。”阿塔死死盯着涌来的乘客说：“我叫计程车回去。”
我挽住阿塔的胳膊，想硬拉她走。
“我不走。”阿塔挣脱了我的手。
“要你走。”
“就不要。”
我心一横，转身独自离开。我自信阿塔最终会跟在我后面。当迈出大厅时，我有意放慢脚步，以使阿塔能跟上来。我朝对面的停车场走去，越走越觉不对，扭头一看：哪见阿塔的影子！
六十二
最终把阿塔劝回家，已是暮色四合，路灯初明，人困车乏。草草吃完晚餐，阿塔称头疼，上床躺着去了。我打开电脑查看邮箱，也就一天多没上网，邮件堆积如山。我飞快浏览着每封邮件的标题，大都来路不明，一律不点开，立即删除。突然这句话跃入眼帘：
我已回到北京。
我的心脏刹那间仿佛停摆了。
“阿塔！”我一面打开这封邮件一面喊：
“律师来信啦！”
刚用完早餐回到入住的房间，十几个国安已经坐在屋里等候我了。
这是律师来信的第一句话。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侧头对着坐在身边的阿塔说：“我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结果还是被他们找到了。”阿塔没作声，目不转睛盯着律师的邮件。她的头发凌乱不堪，衣服也皱皱巴巴，显然刚才她是和衣而卧，在床上翻来覆去。
我继续往下读：
一上来他们就要我立刻回北京。我试图硬抗。我说我是律师，你们无权阻止我办案。一个年轻国安喝斥我：“你要为分裂分子辩护，就是与分裂分子同罪！”我讽刺他：“你就这水准？”一个戴宽边眼镜的人，像是领导，慢悠悠地开了口：“不走也得走，在这里就要守我们的规矩。”我问：“什么规矩？”他答：“可以跟你讲法，也可以不跟你讲法”。我心想：这次本来就没打算走法律的路子，我是来拼后台的！我提高嗓音说：“你们可能还没听说过北京鼎盛事务所的大名吧？”他冷冷一笑：“名气再大也没有用。”我指了指手腕上的表，同样以冷笑回敬他：“我通过李祕书与副省长约定了现在见面，你们不让我走，要负全部责任！”
这番话够分量、够有震慑力了吧？我用目光扫了一遍在场的国安们，没一个当回事的。“宽边眼镜”甚至露出点讥笑。“副省长？呵呵，也得听我们的。”他的腔调仍是慢悠悠。
这时我掏出手机来，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我还没想好跟谁通话，李祕书？我的老板？或者是你。猛地就见宽边眼镜的脸色一沉，使了个眼色，站在我身旁的人一把抢走了我的手机。“我们来替你保管。”宽边眼镜的眼里射出一道让人不寒而栗的光。“想好没有，走，还是不走？你要坚持不回北京，那我们就找个‘地方’给你住。”
一直保持镇定的我，突然紧张得发抖。我不能不承认我害怕了，那是一种失去人身自由、失去安全感的害怕。于是我答应去机场，尽管没有枪口顶住我的后脊梁。
请你转告阿塔，替我说一声“对不起”。
拉萨暴动后，抓了很多藏人，鼎盛事务所接到过不少要求代理的案子，我们都拒绝了，原因是政府下令，不准为被捕的藏人辩护。这些藏人的遭遇还不算最坏的，据我所知，有的藏人甚至连获得审判的机会都没有，就永远消失了。
嘎登的案子是个例外。虽然我们不能为他提供法律援助，但可以想其它办法。坦率地说，我们之所以接受，除了你肯出大价钱，还在于事务所的老板认为他父亲的亲笔信能够奏效。结果完全出乎意料。看来，此案非同寻常，阿塔必须做最坏的打算。
“我哥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罪！”
阿塔抬起头，悲痛、愤怒，一双大眼直勾勾看着我，仿佛在问：“谁能告诉我？谁？”
我无言以对，正不知该如何相劝，阿塔忽然伸过手来，拽住我的胳膊，由于用力过猛，指尖掐住了我的肉，疼得我直皱眉头。
“你带我去，带我去！”她一迭声地喊：“带我去见你的那个什么‘老友’，我要当面讲给他听，我哥是被冤枉的，遭人诬告、陷害。他会放过我哥的，会的、会的！”
我直摇头：“你的想法也太幼稚了。”
我努力挣脱了她的手，又被她拽住。阿塔撒娇似的又推又拉，我的整个上身也跟着晃荡起来。“只要你带我去，你叫我干什么都行。我非得见到他不可，张哥。”
我不出声，因为没法答应。
阿塔开始抹眼泪了：“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啦！”
“行了、行了，”我只好退让：“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吧。”
阿塔破涕为笑，抓住胳膊的手松开了。
我接着说：“让我来帮你问、帮你说，你呢，就别跟着去了。”
阿塔又急了：“我要去，要去嘛。”
我也急了：“你简直不懂事，他要听说你也去，连我都不会见了。”
显然这句话起了作用，阿塔不再坚持。她眼睛低垂，望着地板，用一种伤感的语气喃喃自语：“热丹说我哥不是真正的藏人，好些人骂我哥是藏奸。就算国安要抓人，也只会抓我呀。哎，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见到我哥呵……”
（待续）@＃
──节录自《有一个藏族女孩叫阿塔》／自由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