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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19日讯】40 病房晤谈
校长告诉我，华东医院有位姓张的人打电话给我，说我的“郭伯伯”住在801病房，要我放学后去看看他。
华东医院并没有我的熟人，又有哪个“郭伯伯”住院呢？这电话是不是打错了？
“电话没打错，那位张同志说得明明白白，他就是找骆驼老师，你这个名字不大会有人重复的。”校长肯定地说，“放学后你到医院去一趟就明白了。”
我来到华东医院，找到801室，轻轻地敲了两下，房门悄悄拉开。开门的是一位中等身材的男人。
“请问这里有位姓郭的病人吗？”
那人微笑着点点头，悄声说：“您是不是骆驼？”
我点头称是，那人便做了手势让我进去，这时，里面的病人高声喊问：“是骆驼来了吗？”
我一面答应着，马上转过屏风，就看见病人高高地靠坐在病床上。我立刻认出来了，这不是川南区党委的首长吗！就是他派我到华东来的。
我十分惊喜，快步上前，拉住他的手说：“原来是郭伯伯啊，真想不到！”
郭伯伯马上向我介绍那位男同志：“这是张秘书，我的助手。”我和张秘书握了手之后，便关切地问郭伯伯患了什么病。
“血压稍微有点高，不要紧的。”郭伯伯不以为然地回答说。
“这点小病难道四川治不了，而要长途跋涉几千里来上海住院？”我很惊讶。
“你郭伯伯已经离开川南几年了。”张秘书回答说，“他现在是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现在来上海考察﹐顺便到医院来检查一下。”
郭伯伯不谈自己的病，确问我：“这一向过得怎样啊？我觉得我们分手仿佛多少年了，怪想你的。”
“来上海的时候，我本来以为会去台湾……”
“不必从头细说了，”郭伯伯打断我，“这些过程我都知道了，你先是在情报局工作，后来调到煤矿设计院﹐现在当了中学老师，对不对？”
“哎呀，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我惊讶地问。
“我自然是通过一定的途径了解的。我现在想了解一下你的家庭情况— 你的小家庭生活。”
我简单地说了说，随后告诉他我已经收到妹妹的两封信和一百美元支票。
他立刻感到兴趣，要我详细讲讲。
他说：“要知道，你妹妹是代表你父亲写的信。你父亲的身份不允许他写信给你。下次你再写信的时候，别忘了带我问声好。你不必提起我的名字，只要说‘二伯伯’﹐他就明白了。”
我点点头，他又说：“我和你父亲是童年时代的同窗好友。长大后，我们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他参加了国民党，我参加了共产党，成了敌人!”说到这里，他笑了，“可是我总希望他能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为革命做点贡献﹐这样对他本人也有好处。你说呢？”
我又点点头。
“至于你，”他接着说，“你已经是个革命者，你背叛了家庭，这很好，但是你不能想到背叛父亲。为了革命事业，你必须同父亲保持联系。从现在起，当你同你父亲打交道时（通信也是打交道），你应该想着你代表着共产党方面。今后所有从台湾来的信，你都得转交给我。我很忙，你以后就交给张秘书好了，行不？”
“行啊，我以后就同张秘书联系。”
“好，就这样说定了。现在你谈谈自己的情况吧，你认为当前的形势怎么样？”他在考我呢。
我沉吟了片刻，觉得对“自己的伯伯”不应有顾虑，于是对“大炼钢铁”，“三面红旗”，“自然灾害”和“人民公社”的种种弊端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当谈到继母的被打和叔叔的被处决时，我按捺不住心情的激动，声调也变了。
郭伯伯认真地听我诉说。待我告一段落时，他才慢慢地说：“你的意见还不少呢，我也听别人说过这些意见。不过我认为你是青年团员，你应该冷静些。”稍停，又说：“最近党中央全会在北京召开了。毛主席和刘少奇宣布‘三年自然灾害’已经过去了。从今年开始，国民经济将有所好转。事实上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包括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因为苏联在逼我们还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本来讲好他们免费提供武器，我们出人，可现在他们翻脸不认账，把所有的武器都作为卖给我们的，逼我们还债。”
“毛主席不是说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吗？为什么在小弟弟陷入困境时反而威逼我们呢？”
“自从苏共第二十大开过后，他们的党就变质了，不再是共产主义者了。在二十二大，他们又更加疯狂地攻击侮辱斯大林，我们中共就同他们进行斗争，这样，国际共产主义就发生了分裂。苏共领导集团是一个修正主义集团，他们已经变成社会帝国主义。他们成了我们的敌人。他们现在也反华，和美帝一样。但是中国人民有坚强的意志，我们在党中共领导下，已经克服了各种困难。我们在继续前进。毛主席号召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你认真读了毛主席著作后，你脑子里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我耐心地听他讲，但是对于这种强烈的政治宣传，我没有多大兴趣，所以我一声不响。
后来话题又转到当前的事情，他说：“以后每当你给父亲写信时，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个革命者，不要受亲人感情的影响。写信是为了革命工作，不是私人通信。至于你和我的关系，尽管你可以喊我‘伯伯’﹐但实际上咱们是同志关系。在人类的称呼中，‘同志’这一称呼是最宝贵最亲密的。‘同志’意味着咱们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在工作上，我们一起流汗，在战斗中，我们一起流血，必要时甚至一起牺牲。你跟张秘书的关系也是这样，明白吗？（我又点点头）至于你的继母，根据你所说，她是被打死的。这不奇怪，她是地主，想必她残酷压迫农民，农民才打她，你作为一个革命者，就不应该埋怨农民了。”
“可是毛驴是个大坏蛋。”我仍愤愤不平。
“如果他真是个坏蛋，那他怎会当上村干部呢？你错了，你应该坚定地站在农民方面。”他的态度变得严肃起来，“而你的叔叔作为一个反革命分子被镇压了，你就更不应该有任何牢骚了。”他是在批评我，我无话可说了。
最后他告诫我：“今天我们的谈话不是私人聊天，而是在谈工作，你必须保密，不能向任何人泄露，包括你们的校长在内，这是党的秘密工作，没有秘密就没有工作。”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下星期我的疗程就完了，我就要回北京，以后你就同张秘书保持联系好了。你现在回去吧，下星期六再来。”
归途中，我感到闷闷不乐，很明显，今后我不能自由地和妹妹通信了。所有从台湾寄来的信都得转交给张秘书！我所有的回信也必须向张秘书报告。至于称呼，我称他“伯伯”，他称我“侄子”，这是虚伪的感情，他说我是他的“同志”，可是我觉得我已经成了人质了。
至于毛驴，我不能同意郭的看法，即使毛驴当了村干部，我仍认为他是个大坏蛋。
回到家，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杜娟，她同意我的看法。她说：“虽然我们今后不能自由写信给台湾亲人了，我们还是幸运的，我们有了郭书记作后台，今后给台湾写信就没有危险了。”
星期六，当我又来到医院时，郭书记交给我一首他写的诗，要我给父亲附去，诗的题目是“忆弟”，内容是：
我昔困风尘，寂寞寒山寺，
天下谁知音，奔波只一弟，
饥饿挥长鞭，好戏终散场，
弟小出经商，我做小孩王，
一别三十载，魂梦不相忘，
梦醒人不见，涕泪沾衣裳，
日昨过大彭，春风仍料峭，
欲借好风吹，桃花尽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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