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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9日讯】69 国门敞开
在“文革”期间，几乎所有有“海外关系”的人都被认为是“里通外国”，背上“特嫌”的沉重包袱。现在“文革”结束了，人民政府需要外汇了，于是有海外关系的人又吃香了。
我的台湾亲人从我们的信中知道了我们这个小家庭已经“平安”度过了十年文革，很感安慰，父亲又经香港转来信，要我简明告诉他在大陆的亲友中谁死了，谁还活着，信封里又附了一张百元美金的支票。
不久我又意外地接到彩霞姑从美国寄来的信，信中说她已从我父亲的电话中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她很欣慰，同时也附来一张二百元美金的支票。
我成了培思中学最“富”的教师，人人羡慕我有海外关系。我也成了地方政府的座上客。区政府有关部门开茶话会时，我总是引人注目的“头面人物”，因为我不仅有海外关系，而且有双重身份－既是“台属”，又是“侨眷”，我总是受到最热情友好的招待。每当这时，我总免不了要想起：在中国大陆，人的地位变化太快了，也太大了，这真叫“天翻地覆”！
彩霞姑信中还简述了她的经历：三十年前我离开台湾不久﹐她就移民美国，在洛杉矶开了一家餐馆。她生了三个儿子，长子比我小十岁，当了空军飞行员。二儿子还在上大学，新闻系。三儿子上高中。从他们的“全家福”照片上看，姑姑和姑父都不显老，两位老人雍容大方而又老成持重地并坐一起，面带微笑，慈祥可亲，他们背后一排站着三个朝气蓬勃的儿子……
照片是彩色的，这在当时的中国还不多见，当我将照片带到茶话会席间传阅时，又引起不绝的赞叹，给会场增添了欢乐的情趣。
有位女侨眷会相面，她捏着照片对我说：“尊姑母仪态端庄，面容祥和，是一个胸襟非常开阔的人，她一定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这几句准确的评语令我折服，我要求她说下去，她便继续说：“她一定有很好的人缘，同辈和晚辈都欢喜和她接近，也都欢喜为她效劳。”
“我想一定是这样的，”我说，“另外几个人怎样呢？”我指的是姑父和三个表弟。
“这个老头肯定是你的姑父。是个老好人，说句不怕冒犯你的话，他太老实了，老实到窝囊的程度，恐怕连话都不大会说。不过，他肯定是个好丈夫，对妻子百依百顺。对不对？”
“我不清楚。另外三个人呢？”
“你说你的大表弟是个空军？那自然是当中的这一位，他个头最高，两边是他的弟弟。喔，这个空军飞行员气宇轩昂，很了不起的样子，他肯定瞧不起别人，你看那鼻子都翘到天上去了！他一定爱养鸟，因为他自己就是在天上飞的。左边的这一位是你的二表弟？在上大学？这个青年比他哥哥平易近人，不过从面相上看，他有些孤僻，对异性不大感兴趣，一定是个勤奋好学的人，将来会干出一番事业。不过令人担懮的是：他不大关心自己的终身大事，你要写信给你姑母多为他操操心。这右边的一位是你的小表弟，你看他眉清目秀，多漂亮！简直象个小姑娘，现在才上高中？他前途无量，谓予不信，可拭目以待。”
当这位星象家在欢乐气氛中将照片还给我时，我顺便说：“那么你给我相相面如何？”
她勾起眉，认真地瞧了我半天，用一种肃然起敬的口气说：“你嘛，骆驼就是骆驼，吃了苦中苦，定为人上人，你会有一个美好的晚年—满目青山夕照明！”
“这使我很开心。”
这是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正要偕同妻儿出去逛街，忽有人敲门。我开门时看见在面前的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中等身材，稍微有点驼背，嘴唇上留着一抹小胡子，手里提着一个旅行包。这是谁？我怔住了，盯着他看。
“你好，骆驼，”那人先开口，“不认得我了吗？我是胡大海呀！”
“哎呀呀，大海，是你！”我太惊喜了，“你变了！变得教我认不出来了，快快进来！”
进了屋，未等落座，我又说：“你已经根本不像一个庄稼人，也不像一个穷教员了，你怎么发起来的？”
杜鹃也欣喜非常地热情招待客人。我们就热烈地攀谈起来。
从大海的叙述中，我知道了党中央一连三年发出“一号文件”关心农业建设，农村的面貌已经大大改观了。“人民公社”已经取消，现在的基层政权以乡为单位，农民又可以自由耕作了，生产发展一年比一年好。一片兴旺景象。乡镇工业也在蓬勃发展……
“你嫂嫂怎么样啊？”我问。
“嗨，那还用说吗，”大海更兴奋了，“这得先从我哥说起，我哥在朝鲜战场被俘后，送到台湾，先在军队里服务，升得很快，后来升到营长，五十五岁退了休，用退休金买了一间杂货店，生意很好，所以很快就富了起来。这几年给家里汇来不少美金，我嫂嫂成了村里的首富。嘿，有钱能使鬼推磨，一点不假，村干部立刻对她另眼看待了，让她当了村妇联主任，可红啦！”
“她身体好吗？”
“唉，她身体不怎么好，背驼得厉害，人老了，眼也不济了，当了妇联主任，也不能到处访贫问苦，只能坐在家里，发号施令。其实她这个主任也不过是挂名的。”
“那干吗要她挂个虚名呢？”
“还不是为了钱！”他有些不满了，“地方政府需要外汇。妈妈的！咱们中国就有这个特点：用得着你的时候可以把你捧上天，用过了就可以把你打下地，再用再捧，用过再打！你不知什么叫“共产党”吗？这就是共产党！”说到这里，他直摇头。
“那你自己的情况怎么样啊？”我问。
他又提起精神，笑了：“我嘛，从学校退休了。办了个地方工业，组织个建筑队，到处给人盖房子，现在‘百废俱兴’啊。所以我也发了点小财。现在到上海来弄点建材，顺便来看看老朋友，给你带来一件东西。”说着，他打开旅行包，取出一个小包，把那一层又一层的包布打开来，最后露出那管竹笛！
“啊，笛子！”我立刻心跳如鼓，鼻子一酸，眼睛湿润了。
当大海把竹笛递到我手中时，我说：
“我一看见它，就想起我的舅妈、五姨和我的继母！”
“我知道你的心情，所以我想它应该回到你的手中。这才把它带了来，这回你不会拒收了吧？”
“谢谢你，大海，”我很动情，“你还记得不，那次我追到火车站向你讨这笛子，你从车窗伸出头来，向我说了一个‘不’字！”
“是啊，我怎么不记得，那时我对你很不满，觉得你这人怎么这样无情无义，可后来我左思右想，也就原谅你了，其实你那也是身不由己，你是解放军，又在情报部门工作，你又能怎样呢？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重新开始吧！”……
第二天早上，我把竹笛带到学校，向司马芬出示。她很感兴趣，马上试吹一下，说：“太陈旧了，音不正了，你看，这儿有裂缝。”……
我把这笛子的故事讲给她听了。她很感动：“原来它身上沾着这么多的血和泪，怪不得它的音不正，它是在哭泣！”
“它是在控诉封建的礼教！”我说，“所以我憎恨封建主义，为了这，我才参加了革命。”
“可是你没想到正是共产党的土改干部支持你的封建家族把你的继母活活打死的！”
“是吗？”司马芬的话令我迷惑不解。
“共产党闹革命，打的是‘反封建’旗号，可他们实际上都在承袭封建主义的那套玩艺儿。你看，喊‘毛主席万岁’不就是封建主义色彩吗？过去只有封建帝王才称‘万岁’，在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哪有喊领袖万岁的？那些总统的任期都是有限的，可是我们的国家领袖都是终身制。在我们国家等级森严。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具体规定‘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强调的是一个服从精神，这里的‘少数服从多数’，这个提法不过是个虚假的装饰，因为如果这个‘少数’里有位领导，那还得他说了算。全党服从中央，而在中央也是下级服从上级，主席是最高的上级，所以最后全党只服从一个人。你想，全党全国，只有一个毛主席说了算，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家长式统治吗？不是封建主义吗？现在邓小平掌权了，他不让人民喊万岁，好象向‘民主’迈了一步，可他仍旧搞一言堂！”
司马芬的话使我的脑海清亮了一些，我感到有些失望，遂叹口气说：“唉，难道我参加革命错了吗？咱们国家什么时候才会有民主呢？”
“关键在于一党专政，现在全国有八个民主党派，但是民主党派并没有民主，每个党派都必须拥护共产党，都必须拥护社会主义，而没有自己的政纲，这算什么民主！”
司马芬的政治见解把我吸引住了。可是就在这时，潘静英闯进图书馆，问我：“你有个会讲中国话的外国朋友吗？”
“没有呀，怎么回事？”我问。
“刚才有个泰国外宾从和平饭店打电话来找骆驼老师，他说他的名字叫‘那猜’。你好好想想。”
我觉得奇怪而好笑。“‘那猜’，这叫我往哪里猜啊！”
我无意中把她们两人都逗笑了。司马芬说：“你也别猜了，干脆到和平饭店去看看不就明白了吗？”
“对了，他说他住908室。”潘静英补充说。
我匆匆往和平饭店走去，一路上胡思乱猜，始终猜不出是谁，反正到了饭店，敲了908室的门，开门迎候我的是一位仪表堂堂的上校军人！我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对方已经“卡啪”地一个敬礼，用洪亮的嗓门喊到：
“骆老师，您好！”
我还在发怔，他又补充一句：“我是你的学生—孙一根！”
“啊，原来是你！”我惊喜，可是更糊涂了：“你怎么成了泰国人？”
“是的，骆老师，待我好好向您汇报，您请坐！请坐！”
坐定以后，我就听到了这样的故事：1967年孙一根从培思中学毕业后，被分派到云南边境插队落户。一天，他的女朋友被队长强暴了，他一怒之下，杀死了队长。为了逃避惩罚，他和女友便偷越国境逃到泰国去，并以难民身份在泰国定居下来。这对年轻夫妇起初找点临时工混饭吃，后来开了个小饭馆，再后来孙一根被征入伍，并开赴前线剿共。他因作战勇敢，步步提升，一直升到上校团长，现在就参加泰国军事代表团访华了。
“我们是前天早晨到达上海的。”孙一根说，“傍晚，我就换上便衣回到我家去看了，可是我的家已经没有了！房子拆除了，邻人告诉我，因为我‘叛国投敌’，定为‘现行反革命’，我的父母都成了反属，被迫迁到乡下去了。可是现在我是泰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我非常想看看我的家人，我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个要求，中国政府答应为我寻找。在我未见到家人之前，我想起了骆老师，但我又不愿去培思中学，所以先打电话到学校找您，接电话的是潘校长，她还是那个声音。”
“那你怎么不说出你的真实姓名呢？”我问。
“我不愿她知道我是泰国军人，我知道她这个人很左，说不定还会认我‘叛国投敌’呢，她很坏，迫害老师，我不欢喜这个人，所以我邀出您到宾馆来。”
孙一根告诉我，他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现在都上小学了。他的妻子又能干又贤慧，他们的小饭馆也发展成大饭店了。“在资本主义国家，只要你肯干，个人事业发展起来也很快的。”他说。
我也将我的一切告诉了他，他很为我的眼睛惋惜，不过他也认为我能够活到今天也不容易，好在生活还能自理，还可能和台湾的家人团聚，要我好好保重。
他已经从传媒里知道了四人帮倒台和文革结束的消息，他说如今中国的国门已经打开，看来中国还是有希望的。他知道中国已开始发展私人经济。他在积蓄钱款，打算将来到中国投资。不管怎么说，他到底是炎黄子孙，走到哪里也忘不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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