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29)水仙头

作者:David Law
数十年共产暴政带给老百姓各种苦难,唯有认清共产党邪恶本质,唾弃共产党,才能迎向光明未来,福及子孙。(黄淑贞/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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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水仙头

那件轰动世界的大事发生了十多天之后,才悄悄地在这个小县城内传开,人们都在议论,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下令,撤销深圳边防哨所警戒,任由内地老百姓外出谋生路。这下不得了了,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啊!

刚开始知道这事的人不多,先知先觉的都是坐火车直达深圳。后来事情渐渐在铁路沿线传开了,火车票一下子卖光了,于是有骑单车的、有拖家带口一家大小肩挑背扛走路的。听说最多时在边境聚集了十多万人,准备趁香港方面英军和警力薄弱时冲关。记得那是1962年。

(多年后美国之音VOA的新闻回顾透露,这个事件惊动了联合国,中国大陆出现了人为的大饥荒,以致饿死了很多人,有部分地区出现人吃人的事实也彻底曝光。谁说社会主义社会不会饿死人?最中肯的估计饿死了差不多4,000多万人。于是引起联合国插手,收容了一部分的饥民,并呼吁自由世界的国家伸出援手,结果部分难民得以移居海外。)

听说当时在靠近深圳的公路沿线都是被人们丢掉的单车,还有一些冲关失败后回来的人叙说在香港新界的际遇,因为冲关过境的人太多,香港方面没能力接纳他们,只能派发一些食物把他们送回深圳,而有些香港人带着食物赶到新界,希望能从中找到他们的亲友。

他们几个聚在菜田一角悄悄谈论著这事时,已经是发生事件之后二十多天了,我知道太迟了,已经是机会不再了,但脑海里留下一丝模糊的思绪:是可以想办法离开这里到那边去?

三妹进了青年化工厂,二妺被调职到印刷厂,我实在对种菜这个职业厌恶到了极点,那根本不是我向往的职业。我估计和共产党讨价还价是连门都没有的事,最干脆的就是离职,于是和另外一个人一齐不干了。中间曾经去过砖厂,他们不要人。又去了农机厂,死磨硬泡之下厂长答应了,只欠一封街道办的介绍信。我知道他们(街道办)一定不肯写的,果然,那好吧,我就做一个自由职业者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街上出现了一种单汽缸的汽油动力牵引车,马力不大,噪音却不少,都被利用来拉车运货,在马路、公路上来回穿梭。最经典的莫过于县城的搬运站,他们集中了所有的个体苦力,都收纳进搬运站里,然后向各工厂、商行兜售苦力生意。他们最大的客户是商业局辖下的能源店,向零售店运送木柴或燃煤,或为市建局搬运建材,每次都是五六个,甚至更多虎背熊腰的苦力和牵引车招摇过市。

烟三又来了,说:某某,你要积极报名参军服兵役,改天就去街道委员会报名吧。我心里说:报你他妈的名,外面的世界精彩着呢!那才叫自由世界!我才不会去报什么名,老爸是怎样死的?我是什么身份?你这是来恶心我的吧?

那家伙是在凑人数、交配额,在死磨硬泡、威迫恐吓。几天后我还是在她的“带领”下报了名,心中一直在说千万不要找我去做体检,我真心的希望不会变成事实,因为那是真正的浩劫。

反正天无绝人之路,那个时代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解决青年的就业问题,社会的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联合国和美国对中共的禁运并不是虚有其表的。为了稍微缓和一部分人的就业需求,开始的时候他们容许私人个别的到税务所开具发票,好让那些做散工的人能收到雇主(厂矿、公营单位)的工钱。但是巨大的工作量就压在税务所的身上了,于是他们搞了一个叫劳动服务站,主旨在为税务所代劳,也把那些没工做或没有固定职业的人收拢在一起好统一管理。

人们称呼这些做零散工的人叫“水仙头”,形容他们四处漂泊。我也加入这个群体,没有人为你寻找工作,一切都得靠你自己,反而在要开具发票时会抽取20%的手续费,收费不低吧?有二个技术比较好的家伙开了一间修理店,专门替人制作及修理收音机,倒也一时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由此可见专业技术还是吃得开的。

纯体力工作,过于粗重的工作我们不能胜任;过于简单的工作,还有一大堆大年纪和更年少的人抢着做。我们这一辈年纪不高不低的比较麻烦,找工作的渠道和人脉也没有成年人多。

黄志祥也是一个长年待业的大龄青年,整天窝在一间旧屋的前门廊左右两边的简陋板房里发呆。他的继父是乐器的手工制作者,在家中制作一些二胡、小提琴和吉他之类的乐器,拿到街边贩卖为生。我们时常交换讨论一些偷渡的信息和路线,因为那家伙去过的地方多,见闻也多。

亚生兄弟俩是水上人家,小船破旧到不能用了,只好上岸谋生。住在破败的棚屋里,从事捞鱼虾的行当,收入极不稳定。他哥哥还要养妻活儿,这样的例子在当时比比皆是,劳动服务站一时人满为患。

待续@*

责任编辑:谢秀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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