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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3日讯】
剧家、作家、画家
“首位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入籍法国的中国流亡作家”，是一般大众对高行健的第一印象。
然而，高行健绝不仅于此。他原是中国大陆实验戏剧的开创者，1982年的“绝对信号”一戏演出后，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不料1986年“车站”一剧却被中共冠上“精神污染”、“建国以来毒害最烈的戏剧”之名，隔年就以政治难民的身份流亡法国。他的水墨写意抽象画也是一绝。在法国郊区定居以后的高行健，以贩卖大型水墨画维生，在全球陆续举办过三十多次画展，获得许多好评。此外，高行健对音乐的热烈喜爱与深厚的素养，也使得他的戏剧跨入歌剧的领域。
本月十九号在台湾上演的“八月雪”歌剧，就呈现了镕铸东方京剧与西方歌剧的磅礡气势。对于文艺美学研究甚深的他说：“我的戏剧、画画、写作各占三分之一比例，在生活中时间的分配也的确是如此”。
虽以诺贝尔文学奖享誉全球，高行健实则身拥剧家、作家、画家三种角色。文学虽然不是他的唯一专擅，这座诺贝尔文学奖，却让中国痴等了一百多年。正如高行健的文学生命幼年早蕴，却要等待青年的博学苦读，文革的孤独写作，乃至中国广大土地的行旅经验与苦难的政治流亡，才能创造出一位举世瞩目、别辟蹊径的艺术家来。
幼年逃难如梦般的美好生活
1940年出生于江西，国共内战动荡不安的时代，即使是处于逃难流离中，高行健却意外的有了一个温暖美好的童年生活。他笑说：“我在中国可能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我母亲受的是美国教会的教育，我父亲穿西装打领带，在银行里工作，懂英文”。他是捉住了旧时代优越生活的尾巴，也衔接上现代化的源源新知。高父与高母不但有传统的中国文人素养，家中不乏古书、线装书的收藏，也接受西式与教会教育。母亲当时是抗日剧团的演员，因此常与一群太太唱歌剧、耍西洋花腔唱歌儿。高行健五岁就有登台经验，在敦厚的长者之风、说英文、弹钢琴、礼尚往来、温文儒雅的气氛下长大：“那个环境是那样，因此我们家从小的时候，东方西方传统现代就觉得很自然。”直至如今，谈论起幼年生活，高行健仍感觉那是一个梦般柔软、生活在小说中的美好世界。
择法文系就读的情缘
从小对艺术方面有着极高天分的高行健，中学曾想顺母亲的意放弃文艺，选择数理就读，且立志非北大、清大、交大不读。但是有一天，他在课堂上算数学，解了许久都解不出来，困乏的停下笔时，却为窗外明媚的春光所眩。当时满校园的杨柳花絮点点纷飞，也飘进了教室内。阳光下柳树的新叶如碧绿的缎子一样，闪着透明的光，棉絮在桌上滚成绒毛般的球，轻轻一吹又飞散开来。高行健忽然感觉自己的秉性不适合与枯燥的科学纠缠。那个下午他就钻进了图书馆，随手翻阅杂志，漫无头绪的想为自己的未来找条出路。结果，被一本杂志中所记载，发生在法国一个小酒馆中的故事所感动。那个故事是这样的：
本世纪初，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诗人等，喜欢群聚在一个小酒馆内。有一天，一个年轻穷困的女诗人，把自己的婴孩放在酒吧柜台上，和老板娘说她要出去办点事儿，想不到一去就没有回来。后来，老板娘决定收养那个孩子，从此以后，酒馆的常客也都会在光顾的时候自动地捐出一些钱来，养活那孩子。这个故事使得高行健非常感动，就凭着这个说不清的原因，他决定要学法文。就这样，他进了北京外语学院就读法文，也种下了他日后旅法发展，进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因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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