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5日讯】我生长在中国南方广州郊区一个小镇。一九六八年秋，我还未满十八岁，在镇上一间荇器编织工场工作。一天，镇革委要我们其中的几个青年去开会。到了开会的地点，已有几时个青年在会场。不久，镇革委的人讲话了，冗长、空洞，乃是共干讲话的作风，因此我初时并没有留意讲话内容，只想着个人的私事。后来会场起了些骚动，我发现人们都在低声谈话，面色异样。一问之下，才明白了开会是要我们下乡务农。人们都面面相觑，之后就是漫长的沉默，没有人表态。镇革委的人只好无奈地宣布明天继续开会。
第二天上午，人们按时到达会场。只见办公台上铺着一大张红纸，上写“光荣榜”。镇革委的人也不再多说什么，只叫人们在纸上签名。随即便有三几个人爽快的签了名，就此而已。之后无论镇革委的人怎样劝说，也不再有人签名。中午十二点了，镇革委的人宣布包括我在内的其中一些人留下。小镇上的人我都认识，我注意到留下来的人都是红朝所称的黑七类的子女。
当可以先走的人刚走完，一个镇革委的人突然走向一推抄家没收回来的古旧家具旁，抽出一条木椅脚，在手上拍着，向我们走近，要我们逐一表态，要说明不签名的原因。轮到我说的时候，我说家里只有一个母亲，离开了便没人照顾……。我话未讲完，只见镇革委的人猛的一下用力把椅脚敲向办公台。当乓的一声传入耳鼓时候，我的心也跟着突突的振荡。镇革委的人铁青着脸，咆哮着：“人民政府给你们光明出路，你们还留恋反动家庭吗……。”
我的玩伴小马，只有十六岁，他的手正搭在我的肩上，不停的抖。我脑里闪过传闻中几个在被勒索交出钱财过程中被活活打死的地主；闪过亲眼目睹工人武斗；广州城内吊在电线杆上，及横在路边死的莫名其妙的尸体；闪过自四清运动后给予逃避斗争罪名而管制后又不断被斗的母亲。我恐惧乱棍落在身上，也恐母亲因我而遭更激烈的斗争，终于屈辱地在“光荣榜”上签了名。
对付黑七类以外的青年，红朝又另有策略。那就是将其父母停职，不发给工资，直至同意下乡。
金秋十月的一天上午，天朗气清，我们出发了。镇革委会的墙上贴着光荣榜，高音喇叭在广播，声传数里：“我们镇首批革命知识青年，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热诚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热烈欢送……。”
一些人在敲锣打鼓，场面看似非常热闹。一群小学生走上来，给各下乡青年在胸前戴上一朵血红的大纸花。
我和小马及一些还没机会上过中学的人，忽然变成了知识青年，而且还是革命的，并热诚地去接受再教育。
我真想放声大哭，笑红朝的荒谬！
然而，又不禁悲从中来，我想痛哭，哭十多年来在挣扎中苟存的生命；哭面对的茫茫前路；哭一直相依为命、体弱多病的母亲将单独生活，不断被争斗、被奴役。但最后，强忍了眼泪。我并非刚强，是怕招致残酷的斗争。
有几个年纪较大，拒不签名的黑七类子女，于十多天后，被强行取消了户口，断绝粮食配给，由两个共干“陪同”来到务农的乡村。
我们也知道了，当初领先报名的人，都是共干安排的戏。他们都不用下乡，名目是：革命需要。
不久，无数广东的青年纷纷逃到港、澳。
来到加拿大后，我才有幸体会到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可贵。年未满十八岁的少年儿童，均受政府特别保护。仁政与暴政之不同，有如天壤之别。(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