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于人性的普遍堕落

书摘:袁红冰小说体自传《文殇》(十)

袁红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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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出生三个月之后,王锦娜就带着她回到袁红冰的岳母家。由于紧张地从事民主运动,袁红冰平常都住在联创中心,每隔半个月才赶到位于市区南缘的岳母家,看望女儿和妻子一次。

到九四年初,快要两岁的女儿已经长成为一位小美人。她像大眼睛的小雌鹿一样活泼好动,经常爬上沙发高高的靠背,体验危险的情趣。她的性格中有着酷似袁红冰的放纵不羁的俊美,她忘情地笑起来,仿佛是金色的阳光在满山满野的黄叶上灿烂地闪耀;她哭起来,声音尖利得似乎能在晶蓝冰峰上划出嫣红的伤痕,而泪水则像银色的激流从面颊上涌过。她喜欢抢着喝啤酒,一次,她趁袁红冰不备,一口气喝下半杯啤酒,然后,她面容上弥漫起野樱桃花似的红晕,眼睛里盈盈波动起绚丽的惊喜,注视着急速旋转起来的景物。她也有安静的时刻,有时,她会长久地伫立在小姨的梳妆镜前,慢慢转动美丽的头颅,从各个角度沉迷地欣赏自己如花的容颜,并露出金雾一样迷濛的微笑;有时,她会安静地坐在床上,把各种花饰插满柔发;有时,她会从高楼上默默地注视天际缭绕的蓝雾,而紫黑色草莓般的眸子上覆盖着妖娆的沉思。最令袁红冰惊诧的是,小女儿经常表现出流浪汉似的野性的潇洒——她会因为发怒而像雌豹般露出雪白、尖利的牙齿撕咬自己的手臂;她常常满不在乎地把鼻涕随手抹在任何地方;她喜欢甩掉鞋子在地板上奔跑。最让袁红冰欣慰的是,他从小女儿聪慧的眼睛里看到了高傲的气质,每逢她不知为什么偶尔忧郁的时刻,从她秀丽的眼角飘出的向人斜睨的目光中,有一种华美的蔑视之意,有一种高贵之美的尊严。

那天,袁红冰身披凛冽的寒意,来到岳母家中时,夜色已经很浓了。小女儿躺在床上,正要入睡。袁红冰俯下身躯在小女儿俊俏的红唇上,端正地轻吻了一下,然后,重新抬起面容。这时,他发现,小女儿向他凝神注视的黑宝石般的眼睛里,似乎凝结着对坚硬父爱的渴望,凝结着过分严肃的疑问:“爸爸,为什么你不经常来看望我呵!”

寒霜似的泪影冻结在袁红冰青铜色的眼睛上,他在床边坐下,一面抚摸着小女儿的柔发,一面用峻峭的低音,唱起了苍凉、悲怆的“嘎达梅林之歌”,为女儿催眠——他只能用这反抗暴政的蒙古英雄之歌,来面对女儿眼睛里的那个严肃的疑问。那歌声的旋律犹如徐缓地起伏在银灰色草梢上的、殷红的荒野之风,而深紫色的落日正在岩石裸露的地平线上倾听那歌声。

袁红冰的目光像灰蓝色的雪片飘落在小女儿的面容上,可是,他却感觉到,王锦娜一直在注视着他的侧影——她那凋残的墨菊般的眼睛,仿佛从苍白的雾中,以一种凄凉的美感,向他凝注。

许久以来,原本就不善言谈的王锦娜,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然而,袁红冰能够从那沉默中,触摸到残破的晚霞一样令人伤感、令人惆怅的深情。王锦娜无法使袁红冰行进在陡峭、艰险的峰脊上的脚步停下来,也不能挽留住袁红冰那逐渐离她而去,走向黑牢的身影,她就只有在沉默的痛苦和哀愁中,无言地注视了——用憔悴火焰般的目光注视。

那天夜里,在王锦娜忧郁的沉默中,袁红冰突然清晰地记起了青少年时代的一次经历。
那时,袁红冰的足步还蹒跚在知识青年流浪汉的命运中。一年的初秋,他走进了内蒙古高原西端的巴丹吉林大沙漠。据说,巴丹吉林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沙漠,袁红冰要在这荒凉的最高处,在这荒凉之极中,寻找刚烈的生命哲理。

进入沙漠的第二天,袁红冰便置身于漫天的黑风暴中。在他眼前狰狞尖啸、疯狂飞旋的沙尘,时而像荒凉墓地的夜色一样黑暗;时而又变成裹尸布般灰白,时而又渗出血锈似的枯红色。

为了不被迎面扑来的狂风窒息,袁红冰必须像嘶吼一样艰难地喘息,随着每一声喘息,他干裂的嘴唇上都迸溅出猩红、破碎的血雾。袁红冰觉得,他的血肉都被风暴吹干了,他生命只剩下一副惨白的、干裂的骨架,而飞掠的沙尘在那骨架上磨擦出了刺耳的声响。黑风暴喧嚣了两天两夜还没有停息。尽管风声犹如凶残鬼魂的呼嚎,同飞扬的沙尘一起遮盖了天空和大地,袁红冰的心中却只有一片死寂,仿佛金色长蛇般的雷电也只能无声地消逝在那苍白的死寂中。袁红冰感到,他似乎永远也不能走出这片无边的死寂,他再也无法听到生命的音响了。同时,他发现了孤独和寂寞之间的区别。坚硬的生命可以承受孤独,但是,寂寞——那所有精神的欲望都在苍白中干枯了的寂寞,却可能使猛兽的心绝望地破碎。

将在死寂中变为干尸的预感,像黑色的火焰焚烧着袁红冰的心,他的身体由于绝望的恐惧而战栗起来。就在那一刻,透过尖啸的重重风沙,隐隐传来了悲哀而凄厉的、拖长的哭声。袁红冰狂乱地瞪视着满天沙尘,突然像野蛮人似地猛烈摇动长发凌乱的头颅,发出嘶哑的嗥叫,应合著远处的哭声,向前奔去。

当袁红冰脚步踉跄地摔倒在一座沙丘顶端时,越过面前一丛瑟瑟颤抖的枯黄的苦艾草,他看到,沙丘下面灰黄色的茫茫沙尘中,浮现出一只金毛驼俯伏的身影。哭声就是那金毛驼发出的,从那哀痛的哭声中,可以感到这是一只年轻的母驼。母驼的身旁,倒卧着一只幼驼,灰白的流沙几乎将幼驼的躯体完全掩埋住了。

袁红冰冲下沙丘,扑到那对在黑风暴中离群的母驼和幼驼旁。他发现,那只幼驼的眼睛紧闭着,嘴角的白沫早已干枯了,变成灰色的痕迹,而幼驼干裂鼻孔间发出的微弱呼吸,像干燥的火焰一样灼人。

袁红冰立刻取下一只军用水壶——进入沙漠前,他带了六只水壶,现在,只有一只壶里还有水。他将壶颈插进幼驼的嘴里。等水壶变轻了之后,袁红冰像狂饮烈酒一样,仰起头颅,将张开的双唇,对着壶口,拚命呼吸起来。虽然壶里已经没有一滴水了,可是,他仍然想用壶里潮湿、清冷的气息,抚摸嗓子间那种宛似堵着一块烧红的岩石的感觉。

不知什么时候,黑风暴垂下了它那狂烈扇动的长翅。那只幼驼挣扎了一下,抖落满身流沙,紧紧靠近母驼身旁。袁红冰发现,幼驼善良的、纯澈的眼睛里,映出了一片辽远的蓝天和飘浮在天空中的几团墨绿色柔软的云。年轻的母驼也停止了那令岩石都会为之垂泪的哀痛哭嚎,它伸出浅红色的舌头,深情地为袁红冰舔去憔悴面容上的风尘。那一瞬间,袁红冰逼近地、真切地看到了,年轻母驼的眼睛里,渗出两滴嫣红的泪。

袁红冰在幼驼那映出蓝天的眼睛上亲吻了一下,然后站起来,默默地遥望天际。在他干裂的目光飘落的地方,又弥漫起朦胧的沙尘,那呈现出不祥的紫黑色泽的沙尘,预示着黑风暴将再度崛起。

袁红冰刚刚在流沙中迈出一步,就感觉到自己的长筒靴被什么拖住了。他转回头颅,发现是那只幼驼紧紧咬住了自己的靴筒,而那只年轻的母驼又悲凉地哭嚎起来。

袁红冰艰难地一笑,无声地说:“我的命运就在风暴中。”然后,他硬起心肠,挣脱那只幼驼,向远方走去——将母驼那不停的哭嚎声留在身后,走向从天际涌起的黑风暴。而幼驼的哀鸣宛如母驼的哭嚎声中迸溅起的艳红的悲伤。

“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那母驼的哭嚎和幼驼的哀鸣为什么还像不肯消散的流云,在我生命中飘荡……是的,当我走上苦役犯的命运之路,王锦娜也会如同那只年轻的母驼,向我渐渐消失在灰暗云雾中的背影,悲惨地哭嚎。噢,还有我容颜如花的小女儿,尘世的风暴刮起时,再也没有坚硬的父爱为她遮挡漫天的沙石;再也不会有深红色的父爱,用银色的水浇灌她干涸的心灵……。”一道道思绪如同烧红的利刃刺进袁红冰的心,尖锐而炽烈的心的疼痛使他下意识地发出一声短促的、嘶哑的呻吟。袁红冰深深地垂下了头颅,仿佛在悲怆的负罪感中,请求苍天和大地的宽恕。

骤然,袁红冰垂落的目光像受伤的鹰翅颤抖起来。他发现,小女儿已经入睡了,可是,一只小手却仍然以痉挛的情态,死死地握着他的衣襟,握得那样紧,连淡红花瓣似的指甲都变成苍白了──小女儿的手好像要抓住一片动荡的狂风,而袁红冰又一次想起了那只曾依恋地咬住他靴筒的幼驼。

袁红冰动作僵硬地、冷酷地掰开女儿紧握住他衣襟的手指,慢慢抬起了消瘦、憔悴的面容。可是,他面对的,却是王锦娜的眼睛,那双美丽的大眼睛里只有一片茫然的绝望。在那一刻,袁红冰感到,美丽和绝望重叠在一起,乃是最令人心灵震撼的。

“我随时有可能被捕,至少将在劳改营中度过十年。但是,我不能退缩,因为,我创造了英雄人格哲学。如果退缩了,我就会变成一个卑鄙的客厅英雄,我就不配被你爱。”袁红冰直视着王锦娜的眼睛,语调险峻地说:“把女儿养大,等我重新回到你身边——无论如何要生活在希望中。告诉女儿,《自由在落日中》是我留给她的遗产。”

王锦娜失去血色的嘴唇间飘出一缕憔悴秋风般的声音:“可是,十多年之后,我们已经老了……。”

“不,只要我们的心年轻,晚秋也自有她的美色。”袁红冰这样说,想用深沉、艳丽的语调,抹去王锦娜眼睛里的绝望。

王锦娜沉默了,她将面容俯在袁红冰陡峭的胸膛上,好像要听清、要记住那猛兽之心急速跳荡的韵律。忽然,王锦娜压抑着的、惨痛的呜咽揉碎了沉默,可是,却没有泪水奔涌。袁红冰默默地抚摸着妻子震颤的肩头,就像抚摸能将岩石都烫得抽搐起来的、干裂的痛苦。

(节自《文殇》第四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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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早在九一年秋季,在一次自由记者高瑜女士举办的聚餐会上,袁红冰认识了人民大学教师蒋培昆、丁子霖夫妇。他们十九岁的儿子就死于“六.四”之夜。蒋培昆是美学教授,他长发飘垂,面容消瘦,颇具高傲的艺术气质,由于丧子之痛而覆盖在蒋培昆面容上的青铜色风尘般苍凉的情调,感动了袁红冰。但是,使袁红冰心灵震撼的,却是丁子霖女士眼睛里的悲愁。丁子霖身体消瘦,面色像一片干裂的黄叶,即使在同人面对面地谈话时,她的眼睛也好像在注视着极其遥远的地方——越过重重荒凉的时间,在注视八九年六月四日那个被烈火烧焦的夜空;那个被迸溅的血染成暗紫色的夜空;那个被横飞的枪弹划出道道伤痕的夜空;那个被惨痛、凄厉的呼嗥撕碎的夜空;那个在坦克车的履带下战栗的夜空,好像,她的心已经永远失落在八九“六.四”之夜,她的灵魂也早已埋葬在那个残破的夜空中了。
  •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四日清晨,袁红冰习惯地打开短波收音机,从国外的广播中获取真实的信息。突然,台湾广播电台播发的一条消息,使袁红冰的心绪变得严峻了。那条消息的大致内容是:北京的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将于今天召开一次思想讨论会。
  • 六月三日晚八时,袁红冰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个男播音员正在以庄严、神圣得近乎虚伪的声音,宣读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全体市民,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工作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事先没有任何预兆,骤起的狂风便卷裹着枯黄的沙尘,从内蒙古高原越过燕山山脉群峰,迅速漫过北京城,天地之间立刻变成一片喧嚣的昏暗。尖利的风声仿佛是青铜色的悲啸,而形态狰狞的、黑紫色的雷暴云如同惨痛的命运,在呼嗥的风声中疯狂地翻滚奔腾。苍白的雷电撕裂了低垂的云层,横扫的急雨宛似被雷声震碎的苍穹在痛哭。
  • 一九八七年夏至八八年春期间,袁红冰和陈坡同一批部长、省长级官员建立了程度不同的私人关系。站在这种关系之上,他们已经可以接近地注视共产党官僚集团权力的冰峰之巅了。但是,接近的注视并不等于踏上了峰巅,也不足以实现他们试图在政治危机发生时,直接摇撼集权政治核心的设想。不过,八八年桃花盛放时节,情况有了转机。
  • 寒假结束之前,袁红冰准备离开呼和浩特市的最后一天,他是同柴治国在无言地狂饮烈酒中度过的。深夜,柴治国把袁红冰送出自己的家门。空中低垂着铅灰色的浓郁阴云,硕大的雪片静静地漫天飘飞,那灰白的雪片落入路灯朦胧的淡紫色光线中后,便呈现出暗红色,仿佛是无数凋残的血迹纷纷飘落。
  • 一九七六年八月中旬,在离开九个月之后,袁红冰又重返呼和浩特市。他的新的工作单位是内蒙古汽车修配厂。这是一个有一千多名工人的大厂。由于厂长同袁红冰的父亲有很深的私人情谊,袁红冰被分配到机修车间,当维修工——这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工种。袁红冰所在的工段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对政治毫无兴趣,关注的只是提级升职,以及如何在工作中偷懒一类的琐事。工段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尽管处于炎热的夏季,他头上总戴着一顶黑色的皮革帽子。不久,别的工人就偷偷地告诉袁红冰,这是因为工段长不仅秃顶,而且头皮上布满了脓疮病后留下的疤痕。这个工段长并没有表现出马克思理论所断言的、工人阶级天然拥有的高尚情操,相反,他最浓厚的情趣,就是在伤感的沉思的微笑中,自言自语地说出诸如“大姑娘撅屁股——漂亮的肉蛋蛋”之类淫秽的话,然后,便色眯眯地窃笑一下。似乎他的胡子虽然灰白了,可是,性欲却仍旧像年轻的公驴一样旺盛,这使袁红冰有些作呕的感觉。
  • 严冬还没有过去,天空中却已经飘拂起浅绿色的令人想起春风的云缕。一天下午,袁红冰为构思小说,在村外的林边漫步。远处,从灰黑色的冻结的原野上,走来几个裹着灰白色的破旧羊皮衣的农民。尽管袁红冰已经习惯了看到农民们佝偻的身姿,可是,他却感到,这几个农民的身体显得格外弯曲、僵硬,好像就要被风吹断的衰朽榆树的枯枝。等那几个步履迟钝而沉重的农民走近之后,袁红冰认出他们都是这个村庄里的蒙古人。那位曾要他讲故事的生产小队的队长走在最前面。袁红冰同这些农民早已十分熟悉了,可是今天,那位小队长只冷漠、阴沉地向他瞥视了一眼,就又垂下面容,像完全陌生的人一样,默默地走过去。袁红冰困惑地望着这几个农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位远远落在后面的、叫海棠的少女走到袁红冰面前,停住了。她茫然地睁大空洞的眼睛,用苍白的声音对袁红冰说:“我们上午就让叫到公社去了。军代表说我们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限我们两天之内坦白交代。要不,就专政我们……我该怎么办?什么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 我的心灵是内蒙古高原上一缕永不停息的风。掠过寂静的大漠,掠过无边的戈壁,掠过风蚀的群峰,掠过辽阔的草原,动荡的心灵呵,只带着风的神韵四处漂泊,唯有落日是心灵永远的追求,因为:我总相信,落日之后会有超越罪恶人世的意境。
  • “红色恐怖”这颗从毛泽东的权力私欲和共产党专制政治理论中垂落下来的巨大血滴,很快就在中国政治的台布上扩展开来,染红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许多人在红卫兵惨绝人寰的酷刑下死去,更多的人在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下,走上了绝望的断崖。人性在肮脏的血污中受到践踏,而兽性则披上了共产主义的金色长袍,在太阳上作魔鬼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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