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6日讯】十九、渴望信仰自由
我和那位爬煤车来京的同修一起去一处的一个同修那儿，有二位60多岁的老人好奇的向我提问题，还问我们为什么住在北京不走。我刚要回答，就被同修给一把拽走了，叫我不要讲。我因我缺乏方向感，总是迷路，怕回头找不着她们，只好跟着她走了。可是走着走着，我后悔起来：应该回答他们的问题才对呀！我们到北京干什么来了，好不容易有一次讲话的机会还错过了……。
我懊丧得不行。有的同修以为，我们只是去信访办或国家领导人那里反应情况才有用，因此对一般的民众讲真像不重视。然而，这个时候我却认为这也很主要，如果民众都了解法轮功是怎么回事，那么那些电视媒体欺骗就不起作用了。当时遇到这样的事情，由于自己认识不清楚，导致自己意志不坚定，随着别人似是而非的话左右摇摆。这次的事情使我意识到了坚持自己的正确认识的严肃性。
我就这样心里边走边想。走到前门的时候，碰到很多同修，有同修给我一篇经文。刚刚发生的事情，让我谨小慎微起来，我怕是假的，就说：“师父的书那么多，法都讲给我们了，还看什么呢？”就走了。这个时候，公安部门里专事造谣和煽动的部门已经开始大肆的破坏我们了，一会儿说法轮功学员某月某日某时集体到哪里圆满，一会儿说法轮功学员要去香山集体自杀，这不，一会儿又抛掷出来假经文。
这些特务人员就穿插在我们中间，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清楚得很，之所以一直没有对我们采用大的暴力，是因为我们学员走得真的是很正很正，他们一点点借口都没有，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毫无理由的驱赶、抓人、打人。
在路上碰到一位20多岁的女同修，她是葫芦岛市一个医护单位的护士，她说准备要回去了，但手里的钱已经花光了。我一听急忙从包里拿出200元钱给她，还鼓励她留下来。因为八月份的时候，留在北京的大法弟子就已经很少了，全国各地的同修到北京一看没什么事，也悟不到该怎么做就回去了。
很多同修在家里不动，尤其是北京的，大都稳稳当当的待在家里一动不动。明确知道自己来北京干什么、和明确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下去的同修，人数不多，我们在北京的每天都有同修被抓，但一有机会又逃跑回来，但坚持下来的人毕竟数量有限，所以真希望同修不要离开北京。
当时坚持留在北京的这一批同修，可以说个个都是悟性和吃苦能力都特别强的人，这一批人在开始迫害最恶劣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大法弟子中的中流砥柱，别看就这一批为数相对不多的人，稳稳的镇住了整个局面，使得那个要镇压我们的流氓集团感到意外，使得它们每天除了疯狂的高压宣传，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对付我们。
我和这位小护士同修一同进入天安门的大门，在这里碰到很多大法弟子。在当时，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一见面，只要眼神一对，心灵就能沟通上。我们走到里面，坐在地上，看到众多的游客有的在观看天安门内的河水，有的一群一伙的坐在地上尽情的玩着，没人注意我们，于是打开《转法轮》念了一会儿。
这时，来了一位又高又大的老外，领着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他用英文冲我们说了几句什么，那护士同修用英文回答了他。一看可以用英文沟通，那个老外很高兴的样子。我们拿出《转法轮》，手指书里师父的像给他看，他向我们微笑着离开了。可是不一会他又回来了，他用英文和护士同修对话，可那个同修就会几句简单的英语而已。谁都不知道那个老外说的是什么，我们向他摇头，那个老外失望的走了。
但过一会他又回来了，这回他用中文问：“你们信什么？”我们说信大法、信师父，他说他信天主，这时他满意的微笑着和孩子离开了。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想：为什么国外就有信仰自由，政府不管呢？为什么我们国家的信仰就被剥夺呢？心中不解。
我们走到天安门的围墙边坐下，这时我想起小张来，心想他们都修的那么好，没有观念，走起路来轻飘飘的。走多远一点也不累，而我走一会就累，这让我不免有点儿自卑。想到这里，我站起身来，来到围墙边，看着天安门的河水，想起自己离开家已有一个来月了，不知爱人现在怎么样了，一点音讯也没有……，我不在身边他工作又那么忙每天很晚才回家又没有人照顾他，而我们在这形势越来越紧张，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但是我深深的知道，现在师父有难法轮功含冤我怎么能回去躲在家里不闻不问不管呢！那算是什么人呢！古人说点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这是救命之恩啊！法轮功平反之日，才是我回家之时。伫立河边，望着稳稳的流淌的河水，瞬间竟有岸立舟头、乘风破浪的豪气冲天。
二十、到外面住，思宁开始成熟起来
一天我在公车上的时候，想起自己在外面的这段时间里，在北京为了为法轮功说一句公道话，吃了这么多的苦。一个来月没洗过一次澡，就连洗脸洗脚用的水，都是用手接着从坏掉的浇花水龙头流出的一滴一滴的水，用半天才积攒的那么一点水糊弄着洗一洗。到公园找个不太干净的河用水洗头。为了能节省钱到厕所接凉水喝，有时去到住家要水，还遭白眼。
一天三顿吃的全都是馒头咸菜，我从小就不喜欢吃馒头，结婚后二十来年从来也不做馒头吃。而现在，天天吃的这个馒头干巴巴的、像棉花团一样没味道，就着咸菜硬往下咽连，连口粥都喝不上。每天都吃这吃得胃里直反胃。来的时候，没想到这上访会这么难，没想到还得吃这么大的苦。但是不管多艰苦，可是苦归苦，我们的同修们，照样也没有一个因为苦而回家的，都在北京坚持着，等待着，坚持着。这么大的冤案没人管，怎么能行！
有一位外地来的男同修很有钱，他原本住的是大宾馆，吃的是大饭店，后来，和我们这些在外面住的同修相处交谈后，他感到外面的同修每天都那么苦自己却还在享福，于是，他从大宾馆退了房，到外面住了，并且把手里所有的钱分发给了那些没钱的大法弟子。某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同修没钱吃饭了，为了能够留在北京证实大法，在天安门广场拾矿泉水瓶卖钱维持生活。
一天许多弟子在西单商场门前会面、切磋的时候，突然冲过来一辆警车，公安跳下来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往车上抓人。有的同修及时走开了，有的同修仓促间被抓，一个装着大法书的兜子被丢在了那里，这时，有一个公安拎起了兜子，问：“这是谁的兜子？”在当时那种急迫威胁的关头，谁都不敢上前去，大家都只是看着……。
突然，思宁大步走了过去，冲拎着兜子的公安说：“这包是我的！” 把兜子接过来就背走了。过后，许多同修都钦佩她，说：“思宁真了不起！我们当时谁都没有这么大胆量。”重庆研究生同修说：当时看到公安拎着包在那儿问，思宁把自己的兜子往我手里一塞，说你给我拿着，我去把那个兜子拿回来。
我在复兴门长椅上休息，这时来了几个同修我们一起交谈，有的同修说“我们不能在对信访办寄托什么希望了，现在快来一个月了信访办确从来不接待我们，每天都抓去上访的同修，这样下去没有结果”。我想是啊！信访办的工作人员从来都不接待我们，接待我们的就是公安和警车。还有的同修说“如果再这样等下去还不如去天安门广场去炼功呢？”我说去炼功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又一个同修说“我们去信访办面临的就是被抓一句话都说不上。
如果在天安门广场去炼功最起码还能起到我证实法轮功是清白的，让民众了解我们法轮功有冤无处伸，我们没有一个炼功环境，我们需要信仰自由不应该抓捕我们”。还有一个同修说“我们去信访办在那里被抓没人看见，那里属于密秘抓人，谁都不知道。而在天安门广场这个每天国内国外那么多游客的热闹地方，公安抓我们就会被广大民众看见，而公安就没办法再密秘抓捕我们”。大家都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晚上我去了小丁的家中，问他对这事的看法，他也觉得那些同修说的有道理，自从7月22日来到北京，有多少学员去了北京永定门一号胡同里的信访办去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还师父的清白，可是都有去无回。有的同修半路逃了出来说信访办根本就不接待我们，那里有很多公安把守，警车在一旁停着，一听说是法轮功一句话不让说就往警车里拽，他们剥夺了我们做为一个公民的权力，我们正常上访何罪之有。
看来我们真是无处伸冤。信访部门抓了无数的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在京的学员都感到去信访办上访等于自投罗网，一点作用也没有，接待我们的不是工作人员而是公安警察，警察已经把信访办给劫持了，既然信访办不接待我们，那就以炼功的方式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让民众知道法轮大法好。是信访部门把我们推向天安门广场。从此而引发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打横幅，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
二十一、走上天安门
交流后，于是我们决定第二天去天安门广场观察一下，第三日(20日)去炼功。8日19日一早，心里有所感应，于是把所有的随身物品包括身份证和钱，都留在小丁家中，只拿了二百元和一个装有大法书和经文和几件现穿衣服上路。我们一早6点多钟就乘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大法弟子，这时有同修低声告诉我“一会公安翻包叫我赶快走”。于是我起身走到广场附近的地下通道时，被一个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又无理的公安劫住去路强行搜查，被翻出一本手抄的《洪吟》，问我炼几年了，我回答3年了，就这样被关押到前门收容所和精神病人关在一起，同时还有我平时经常见面的其它20多名同修被关押。
事后我明白了，原来是公安便衣在天安门广场里抓人“不方便”，怕“影响不好”，于是就让公安离开天安门广场再抓我们。“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我想起了这一句电影里日军常说的台词。我还想起了一个黑帮电影，一个黑帮头子在杀人的时候，在屋子里用豪华音响播放着震耳欲聋的美妙音乐，外面路过的人，还以为在什么舞会，而此时，屋子里早已是血肉横飞。整个对法轮功弟子惨无人道的镇压，完全被悄悄的掩盖起来了，而对场这邪恶至极镇压的掩盖，是从镇压的最初就开始的，其遮盖之严密，连黑帮都望尘莫及。
一个三十多岁的北京女学员，恶警把她每天几次拽出去毒打，已经浑身伤痕累累，而且每次送回来都有新的伤痕。为什么要打她？并不是因为她触犯了任何法律法规，因为她甚至连任何过错都没有。那为什么要打她？理由是：一、因为她拒绝报姓名和住址；二、因为她有权利不报，而现在就是要剥夺她的任何权利；三、因为她的拒绝使得政府株连九族的进一步迫害政策无法实施。
或许是我们这些法轮功弟子太坚强了，使得打人的公安身体吃不消，或许是我们的公安太虚弱了，连一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都应付不了。于是，公安虽然感到恼羞成怒，还是撇下自己头顶的国徽和面子，到街头雇了一帮专业青皮流氓来打人。我亲眼看他们把我们一个三十来岁的郑州的男同修拽出去毒打。
不但就这样非法关押我们，还两天一宿不给我们任何吃的。晚上，我们被省里驻京办事处的公安接走，在警车上我想我们没犯法，不该被非法关押，应该走！我小声问一位身旁的女同修：“你跑不跑？”她说：“跑！”当时我正好觉得有点晕车，一听她这么说，立刻向公安喊：“我晕车！想吐！能不能把窗子打开？”公安一听，怕我吐了弄脏他们的车子，就赶紧同意开窗子。车继续开。
突然司机大嚎道：“跑了一个！”让公安清点人数，发现真少了一人。公安急眼了，停车跳下去就要追人。此时，正是下班时间，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很多，早已不见跳车同修的人影。我们其余人被押到辽宁省驻北京办事处附近的一间小平房里。等到我下车时，公安叫住我，恶狠狠的侮辱我一顿，气急败坏的问我：“看见她什么时候跑走的？你是真晕车还假晕车？”我说：“你看我晕得脸苍白，光顾上闭着眼睛难受了，别人啥时候跑的我咋知道啊！”他一看我的确是晕车了，可是又不甘心又没办法，气得直翻白眼儿，他死命踢了我一脚，并且吼骂叫我滚。
奇怪得很，我们下车之后，公安非要逼迫我们把鞋子都脱了，我还想他们怎么会对鞋子这么有兴趣？等他们把我们的鞋子都抢走之后，就打开小平房的门赶我们进去，我们都被关进了这个平房里。进屋之后，一看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大概有30多人，他们都在阴暗潮湿的水泥地上坐着，听说有的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星期了，一问都是我们法轮功学员。这时进来一个公安说要提审我们，连我们犯了什么罪都没告诉我们呢，就直接跳到了“提审”这一步，真是一步到位的法制建设。这个公安一会儿叫我们出去一个，挨个问。
轮到我。他问我：“干什么的？”我还来得及开口，他就自己边写边说：“护法。”我一听乐了，说：“对！”从这件事我明白了，尽管很多人开始真的不了解法轮功，可是只要和我们学员稍微一接触，他们很快就心里边雪亮的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只有个别的才会昧着良心的跟着镇压法轮功。
公安问大家：“你们谁是辅导员？”大家都说：“我是！”后来大家坐在地上交谈。我发现这些人当中都是得法很晚的，就我自己时间比较长。真的是进门不分先后都是弟子啊，不管得法早的还是晚的，一旦大法遭难，大家都一样的齐刷刷挺身而出。形势越危急，越能显露出真金的光芒在闪烁。
这时有人要上厕所，公安就命令分批排着队一起去。一个女同修从门后站起来说也要去。但是公安死活不准，理由是她曾经借助上厕所的机会跑过。公安这样私自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是违法、是职务犯罪，跑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同修一听，都一起谴责那个公安不应该这样无理对待那位女士，有同修上前同公安讲道理，最后公安不得不让她去。从中我明确了，面对这种无理的关押和刁难，不配合是对的，配合他们是错误的。
到了晚上，来了一辆大客车拉我们。那个曾经逃跑过的同修都被公安强行给塞到了车座下面。还有几位男同修被强行按在地上。我们仍然不得不光着脚。很奇怪，车出发之后很长时间了就是转不出北京城，不是这条路堵，就是那边路不通。我想：车都出不了北京，那不是让我们跑了之后再回北京来吗？到了夜里，我看坐在我身边的公安睡了，趁机拉开车窗往出看，一看车开得飞快，我当时有点害怕，不敢跳，回头一看公安在瞪眼看着我。
第二天，车子开到锦州的一个大院子里停下了，原来这是一个学校，放假了没人。我们光着脚下车了，公安还是霸占着我们的鞋子不给我们。我们去厕所都要光着脚走了很远的路，而且厕所的地面很肮脏。公安为了达到限制我们人身自由的目地，真是啥手段都敢使。直到后来让我们走的时候才把鞋子还给我们。
二十二、二次被抓，押送途中跑脱
辽宁各地的学员们就在这里分手，都被本市的公安给押走了。我们沈阳市的学员一共4人：3个女学员的都是市内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在小平房里不让上厕所的那个同修，原来她叫高容容在沈阳市鲁美学院当出纳，一男同修是法库县城的，他们都是30多岁正当年的时候。沈阳公安把我们学员押到了市接待站，我们4人被带到接待站一楼的一个套房里，有公安在外面把守。有一个女同修说应该跑，其他女同修一听也想跑，就那个男同修不想跑。这时，来了两个人，一个30多岁，一个60多岁，是这男同修地区的有关部门领导，是来押那个男同修来了。
当时有3个公安监视我们，这时，公安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有人请吃饭。于是那俩40多岁的公安就去吃饭了，剩下一个20多岁的青年公安继续监视我们，我们躺在床上。看同事都不在了，这个小青年也放开了胆子，就对我们说：“你们师父有你们这样的弟子，真了不起！”他们本来都是知道法轮功好，法轮功学员好，可听了他这么说，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人明明知道自己是在犯罪，还是被逼迫得硬着头皮犯罪。唉，就像一首古诗里说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青年公安把椅子放在我们里屋的门口坐在那，觉得这样我们肯定是跑不了的。我们趁机向他弘法。忽然有人喊他去接电话，他起身就匆匆去接电话去了。一看他刚一离开，那个女同修就呼啦一下拉开窗子，纵身从窗口跳了出去。天赐良机。
青年公安接完电话回来，抬眼一看窗户开了，一数屋子里少了一个人，大喊一声有人跑了后，赶紧跳窗追去了。这时从县城来的那个青年和老头也跑了过了，青年对那个老头说：“你在这里看着他们，我也去追。”说完他也从窗户跳了出去，转眼就没影儿了。我和容容进了卫生间，我俩都说想跑，我说：“那就快点！不然就没有机会了！”说完就出了厕所，容容同修也从那个窗户跳了出去。
我没有随她跳，因为窗外是个学校的大操场，一目了然，而且已经有两个人从这里出去追我们。我当时赶紧跑到门口把门锁打开，把门拉开。这时，那个已经傻了眼的老头只顾得上死死盯着那个男同修不敢离开，所以我开门跑到了走廊，我看走廊里有窗子，就跳了出去，然后再把窗子给关好了。
跑了不远，有一个工地在施工，工地旁边有一堵两米多高的墙，墙下正好堆了一堆装水泥的袋子。这时我看到了那个第一个跑出来的同修，我问她：你怎么还在这儿？说着我就跳过了墙，摔倒在地上。我看那个同修还没有过来，又恰好有一辆三轮车路过，我就乘三轮车离开了，后又碰到一辆出租车，于是打车要去火车站。
坐在出租车上，我突然想起来自己随身只剩200块钱了！就赶紧问出租司机：“到火车站要多少钱？”司机说：150块。我一听，心想坐出租就要150。剩下50块钱买火车票都不够用，还是赶紧下来吧！这时我晕车要呕吐，车就停了下来。我下车呕吐完了，太难受一会都不想再坐车了，就问：“现在下车要多少钱？”司机说120块钱。就让车走了。心想这时候去火车站肯定大把的公安，还是不去好。
抬眼一看路两边都是农民的玉米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上没车又没人，心想这个麻烦大了，万一那些公安开车追过来，还不能走道，我就走进了玉米地，走了一会儿感到又闷又热，因为我穿着短袖衫和裙子，每当用两支手拨开玉米秆往前走时，一松手玉米叶子就打在我的脸上胳膊上，露在外面的皮肤被玉米叶子刮了一道一道血痕，使我疼痛难忍。里面虫子很多，而且又闷热不透气，感到呼吸困难，再加上刚才一路上晕车难受，所以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出了玉米地上了马路。还没从玉米地探出身来，就听见马路上一辆警车呼啸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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