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最不受欢迎的四十五个独裁者
权力将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必定腐败。——艾顿爵士（Lord Acton）
透过几个例子，我们将独裁者首先归为一种将在二○二五年被灭绝的，带来灾难的物种。然而，为达到此目的，我们必须沿着分类学这一纵深的观察，了解物种内部的划分，直至这四十五个独裁者本人（请见图8.1）。
据我所知，这一章节是对全世界独裁者进行特性解析的第一次尝试。但是它不应该是最后一次。正如美国联邦调查局系统公布的十大通缉要犯名单，我们必须每年公布被通缉——或是最不受欢迎的——独裁者及其照片。我们每年都应该更新这些独裁者的最新罪行，而这些揭示他们弱点的证据可用来将他们送上法庭。这将有利于削弱这些歹徒的力量。一旦我们了解了他们，就可以开始研究如何将他们击败。这些独裁者经常用所谓的政权制度、系统、文化，或传统的理由做掩护。人们一般只报导那个国家如何如何，而实际问题却出在极个别的犯罪分子身上。
我们首先将独裁者分为如下六类：
●个人主义独裁者：海珊（Saddam Hussein），被证实是二十世纪杀人最多的独裁者之一，仅次于史达林、希特勒和毛泽东。他是个人主义独裁者这一类的代表性例子——主要从权力中获取个人的“伟大”的一个暴君。
●君主独裁者：七十八岁的沙乌地阿拉伯加冕王子阿都拉．萨得（Abdullah ibn Abdul Aziz Al Saud）就是一个例子。自从他兄弟法赫德（King Fahd）一九九五年中风以后，他有力的控制着这个国家。这种兄弟间的承传权力使得多位老病的统治者相继地统治国家。使得他们无法面对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中成堆的问题，包括本土的和输出的回教极端主义问题。
●军事独裁者：这一类的例子是苏丹的巴席尔将军（Gen,Omar Al-Bashir of Sudan）。他们分裂自己的人民，在人民中挑起战争，用妇女、儿童进行奴隶交易以牟取暴利。
●共产主义独裁者：一个正在消失，但颇具毒性的物种。现在可以在古巴、中国、北韩和一些其他亚洲国家中找到。
●统治党独裁者：一个统治党独裁者将他的所谓的“合法性”基于他自己领导的统治党。例如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严重腐败的“国家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这个党控制了国会中80％的席位。尽管埃及有十四个政党，但是所有这些政党都从国家获得财政资助，并且随时都会被取缔。
●神权独裁者：随着阿富汗的木拉．奥马尔（Mullah Omar）被废黜，最后一个神权独裁者是伊朗的阿亚托拉．卡门内（Ayatollah Ali Khamenei）。他的反动、残忍，以及拒绝尊重民选政府官员的做法，导致广泛的不满情绪与学生反政府行动的卷土重来。他的末日屈指可数了。
总结全部，共有二十个个人主义独裁者、七个君主独裁者、五个军事独裁者、五个共产主义独裁者、七个统治党独裁者和一个神权独裁者。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十分清楚他们的统治不具合法性。在他们的国家里，严禁对独裁者个人的批评。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内部安全，尤其是个人安全。他们惧怕自己的人民甚于任何外来的敌人。他们从上到下的腐败和极端奢侈的生活方式，早已疏远了他们贫穷而急需补偿的民众。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永远保有个人权力。民族主义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只是被他们当做烟幕来夸张地利用；公正的裁判本来自国家，但也是领导者一人可决定，而现在他们也越来越老了，其中一些人恐怕不会看到二○二五年的到来。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至少是防止他们的接班人仍是独裁者——保证一个类似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主的接班人。在很多情况下，独裁者越早向民主让步，对那个国家的人民越有利，不仅是对于本地，还包括全世界的繁荣和自由。
个人主义独裁专政
不管这些独裁者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世界上众多的独裁政权在表层以下，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没有真正的意识形态和缺乏民主政府机关彼此之间的相互制衡的环境下，他们以特权和威胁不断的积累和维持自己的权力，通常还包括财富。他们大量侵蚀自然资源和国家税收，用以中饱私囊，犒赏跟随他们的军队领袖、商人、顾问和地方官员。他们为自己的支持者安排工作，发放津贴。在这种社会里，若想在经济领域里取得成功，必须和当权者保持双方获利的关系。
基于他们所面临的政治挑战不同，个人主义独裁者通常借助于恐怖和高压政治来压制他的反对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使用安全部门骚扰、折磨、有时杀害持不同政见者。稍轻微一点的，一些强者会容许独立言论的报纸、民间组织、甚至反对党。但是他们会用欺骗手段操控选举、胁迫立法机构、以及使用各种其他手段，确保这些团体不会强大起来。在个人主义独裁者可以任意干涉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情况下，在这种社会里的生命经常会变得残忍和不可理喻。
萨达姆．海珊（伊拉克）Saddam Hussein,Iraq
尽管海珊在二○○三年春天被美军赶下台，我们仍然决定在此书中为他留一席之地。他可能还活着，将对他的人民、邻国和世界造成威胁。一九九一波湾战争当海珊被打得落花流水之后，很多人以为他会被伊拉克人从权位上赶走，但是他却卷土重来了。在伊拉克确实曾经有过起义，但是都被他用极端残忍的方式镇压了。我们把他写在书中的另一个原因是，海珊是世界上四处肆虐的独裁者中令人记忆犹新并为众人所熟知的一个。（编注：海珊于二○○五年被美军所俘，伊拉克特别法庭在二○○五年七月十七日正式起诉海珊，指控他在一九八二年巴格达北方四十公里的杜杰尔村一批居民行刺未遂后下令军队攻击该村，当场枪决十五人，另有大约一千五百人在未被指控任何罪名的情况下遭到监禁，最后还有一百四十三人在象征性的审判后遭到处决。海珊于十月十九日受审。）
自从一九七九年海珊正式上任以来，他启动了两场战争，杀戮了无数政治异议人士，企图消灭伊拉克的库德族（Kurdish population），并且对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Shiite）回教徒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近年来，他修建了浩大的纪念碑及宫殿，而伊拉克人却在联合国的经济制裁中遭受着前所未有的人类危机。算上这一切，海珊导致的伤亡人数已近百万。此外，他一直在威胁着周边国家，寻找制造具有大面积杀伤力的武器，并且鼓励他的儿子们继承他的恐怖统治。他对巴勒斯坦自杀式炸弹攻击者进行奖赏，对国际恐怖分子给予赞助。
一些对海珊有过认真研究的人指出，他既不疯狂也非无理智之人。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政治心理系的博斯特博士（Dr.Jerrold M.Post）认为，他确实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但并非不可预料。他极端野心勃勃，十分过敏偏执，良心全无，格外强暴，只对他自己忠诚。但同时他又是一个精明的战术家，他经过周密的考虑才会做出决定。博斯特博士认为，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证他自己的权力和至高无上的尊严。
他对库德族（Kurds）发动的战争被“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和其他监督组织视为种族灭绝屠杀。仅仅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到九月间的一场称为“安复”的军事行动（Anfal operation）中，据保守估计就有六万人被杀戮。据“人权观察”组织指出，在一九八三到一九九三年之间，被伊拉克武装力量杀害的库德人已“达到六位元数字”。伊拉克对他的邻国构成长期的威胁，一九八○年，伊拉克进攻伊朗，引发了历时八年的战争，据统计有近一百万人丧生，受伤的人数更多，并且产生了几百万的难民。一九九○年伊拉克入侵邻国科威特导致了波斯湾战争，使得二万五千名伊拉克人丧生。伊拉克政府还蹂躏和谋杀多位宗教领袖，尤其是什叶派教徒。在伊拉克南部，军队企图席卷一小群什叶派教徒游击队，为此他们攻击村庄，把房屋夷为平地，排干了阿曼拉（Amara）和哈马（Hammar）沼泽地，这一切彻底毁灭了具有六千年历史的阿拉伯沼泽地本土文化（Marsh Arabs）。
卡南．马克亚（Kanan Makiya）在《恐怖共和国：现代伊拉克的政治》（Republic of Fear: The Politics of Modern Iraq）一书中描述了海珊复杂的、网状交叠且具有互相竞争性的安全组织。政府内政部门的大幅成长，使得他的员警和民兵的数量超过了军队。海珊之所以能够保持他的权力，是因他雇用大量的平民成为他的治安组织，因此很多人变成了他的合作伙伴。任何被认为是存在的威胁都被迅速地、果决地消灭掉。城市居民经常被绑架、关入监狱、遭受折磨以及被杀害，只因为被指控侮辱了总统。当政府官员找不着嫌疑犯时，他们就把其亲属拘为人质。为了榨出供词，他们会威胁并伤害当事人的亲属。
海珊没有任何军事背景（他在军校录取考试中失败），和军队只有微弱的联系。为了避免军队威胁到他的权力，海珊不停地更换和处决军中领袖。
伊拉克这个海珊生长的国家，很久以来一直忍受着政治和社会的暴力。这个国家目睹了种族、部落、宗教和阶级之间的争斗；当地居民之间的敌对；外国的介入；以及流血政变和未遂的政变。
海珊一九三七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由叔父养大，并在早期受教于一位政治盟师卡拉拉（Kairallah）。卡拉拉在一九四一年起义反抗英国，由于煽动民族情绪的罪名而被关了五年，后来成为巴格达市（Baghdad）的市长。显而易见，卡拉拉在年轻的海珊的心中埋下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仇外、憎恨犹太人以及蔑视西方帝国主义的种子。确实，卡拉拉写的一篇题为“三种上帝不应造的东西：波斯人、犹太人和苍蝇”的文章后来在海珊政府时期被再次发表。
埃及的纳瑟（Gamal Abdel Nasser）革命深深地影响了海珊，他在中学生时代参加了“巴什党”（Ba’ath Party；复兴党）。巴什主义倡导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完全脱离殖民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并经由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它把阿拉伯世界描绘成正在被一九四八年出现的以色列民族所压迫。巴什主义为海珊提供了一个证实他对阿拉伯事业的忠诚和展示他所具有的暴力能力的机会。他在党中地位迅速上升，并参与了一九五九年那场对伊拉克总统库瑟姆（Abdel Karim Qassem）的暗杀未遂。
在六○年代初期巴什主义者统治的短暂时期内，据说海珊在一个拘留中心担任审讯员和酷吏。当党内爆发了意识形态分裂斗争时，海珊与巴什主义创始人阿富拉哥（Michel Aflaq）及领袖巴克（Ahmad Hassan al-Bakr）结成同盟，据说他还提议暗杀党内的左派人士。在一九六八年，巴什党再次夺权，总统是巴克（Bakr）。然而，从一开始，海珊就被视为政府幕后的强硬人士。他建立了内部治安机器和政权的宣传机器。他并开始铲除在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巴什党在一九六八年开始的统治，以大规模密告、样板审讯和处决“间谍”著称。 在伊拉克─叙利亚联盟的议题上与巴克的争吵之后，海珊于一九七九年说服巴克下台。海珊的就职典礼在米勒（Judith Miller）和梅若易（Laurie Mylroie）所撰的《海珊与波斯湾危机》（Saddam Hussein and the Crisis in the Gulf）一书中被描述为“血的洗礼”。这个新上任的领袖召开了一个由一千个高级党员参加的会议。首先，一个什叶派党的秘书念了一份伪造的关于叛乱的自白书。海珊随后宣布了一份“叛乱者”名单，包括工会首领和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老党员被迫执行对高达五百位所谓的政治反对者进行处决，从此开始了一场由政府发起的屠杀和刺杀。
海珊的近亲也无法幸免于他的恐怖统治。他的两个女婿，是一对兄弟，于一九九五年叛逃约旦，怂恿使馆人员窃取近几百万美元，并可能有推翻海珊统治的潜在威胁。在海珊保证赦免和旅程安全以交换被窃美元的下落的情况下，这对兄弟于一九九六年回到伊拉克。他们的叔父，一位曾在几年前指挥过对库德人进行化学武器攻击的海珊政权中的高级成员，伙同海珊的两个儿子乌得（Uday）和库瑟（Qusay Hussein），袭击了两兄弟的房子，杀害了他们及他们的直系亲属。
乌得和库瑟也有其残暴无度的名声。关于乌得的残忍有大量的故事，包括他曾经棒毙海珊的一个仆人，枪毙一个拒绝他的女人，以及在一次争吵中开枪打死自己的叔父。一九九六年在一次暗杀未遂后，乌得成为半残废。从此他控制媒体，监控多被用来服务他父亲的暴利黑市走私物品、食物和药品的所谓贸易。他还是国家足球队的负责人，据说那里会对输比赛的队员进行虐待。弟弟库瑟则负责军事、情报及安全系统，并负责每年一度的屠杀犯人。他被公认是海珊的接班人。
早先，海珊的统治并非完全建立在恐怖统治上。七○年代早期，他开始试图在伊拉克人中提高自己的声望。他在一九七二年把伊拉克的石油公司国有化，并把收入用在庞大的经济开发项目，国家开始看到生活标准、教育、文化和保健的改进。政府允许忠于巴什党的贸易协会开始运作，并且投入社会安全福利和土地改革计划。此外，海珊支援私人地位法，这是一项在中东地区相对而言属于比较进步的法规，与它的邻国伊朗和沙乌地阿拉伯相比，它为伊拉克妇女提供更多的保护。他对伊拉克平民所关心的事情的理解，使得他一直可以保持他的垄断事业。
最开始他曾经用石油收入为这个国家换来了某种程度上的现代化，他逐渐开始利用不受联合国制裁的石油来交换食品，开始在自己人民忍受饥渴的时候大发横财。据报导至少有一百二十五万伊拉克人死亡，据“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UNICEF）统计，在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九年的死亡率迅速上升的时期，大约有五十万五岁以下的儿童丧生。“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组织”（UN Human Development Index）对世界上一百七十四个国家，利用包括教育、健康保健、物质财富等社会指数衡量生活品质，一九九○年伊拉克名第五十五位，而在二○○○年，伊拉克下降到一百二十六位，而且是在北部由库德族人领导下的地区，用石油交换食品显着提升生活标准的情况下所总和出的数字。
同时，观察家估计海珊个人所有的不冻结外国资产高达六千万美元。他为纪念自己所建造的包括宫殿、雕像、公园和清真寺等花去了不为人知的高额金钱。巴格达市以胜利拱门自夸，这个复杂的建筑是一个伊拉克国家的形状，中间是总统的住宅，周围是成打的纪念建筑和喷水池。在重建古代城市巴比伦（Babylon）时，采用的砖头上均刻有对海珊的颂词。但是大概最令人吃惊的是“战争的母亲”（Mother of all Battles）清真寺，以第一次波湾战争取名，这幢清真寺建有以飞掠的导弹为模型的高耸尖塔，大幅阿拉伯世界地图的水石浮雕，以及一本六百零五页据说是用海珊的血抄写的《可兰经》。这个清真寺建筑被认为是海珊宣称其宗教合法性的一种可笑企图。另有一个更为巨大的清真寺已接近完工，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同时另一个总统宫殿——现有成打的总统宫殿中最大的一个——据伦敦《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描述“有海珊忧愁面容的四个半身塑像在上方凝视着城市的肮脏与贫穷”。
海珊指责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应对他的国家的人民危机负责。他对西方的蔑视和挑衅，加上国际间对制裁的厌倦，尤其是那些想在伊拉克石油工业中投资的国家，都在帮助提高他在阿拉伯人中的地位。此外，对伊拉克的禁运由于阿拉伯、欧洲和非洲国家渐增的违抗，也正在日趋瓦解中。但最终，他对国际社会的蔑视和对自己人民的残暴，将导致他被军事力量所铲除。
伊赛阿斯．阿夫瓦基（厄利垂亚）Isaias Afwerki, Eritrea
在九○年代一个短暂的时期，非洲东部（Great Lakes）和非洲角（Horn of Africa），在一个狭长的大陆地带上那些急待善良的人来领导的民众，曾经以为他们终于找到了几个好人。在一些国家里，曾做为游击队领袖而证实过他们的勇气的年轻领导人们，决定要清理凌驾于意识形态之上的任用亲信和实用主义的政府体制。一九九八年，美国总统柯林顿在他的非洲之旅赞扬着被他称为“新一代的非洲领袖”，这些人看来正在泰然自若的扭转他们这片充满麻烦的土地的命运。这种希望被扩大虚构着，而这些救赎者却越来越像个独裁者。即使在柯林顿讲话的时候，这些新一代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民主党人。但是柯林顿却误认为厄利垂亚的伊赛阿斯．阿夫瓦基、衣索比亚的梅勒斯．泽那维（Meles Zenawi）、乌干达的穆塞维尼（Yoweri Museveni）、卢安达的卡加米（Paul Kagame）以及刚果的卡比拉（Laurent Kabila），将成为专注于发展经济、改进政府和建立自由贸易的仁慈的领袖。
厄利垂亚的阿夫瓦基总统被证实是这一组新领导人中最具压制性的人。他的政府拒绝举行选举，压制独立民间社会团体的成长，极端地控制新闻自由。
阿夫瓦基试图以他不成熟、贫穷的国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为理由，来限制平民政治权利。在二○○○年四月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中，他说，为到达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立宪、政治多元化以及自由平等的选举制度自然是最好的制度工具”，但是，他接着说，这些方法必须“容许在特殊的国家中考虑他们的主流文化和政治现实而采取适当的节奏和速度去发展。”
做为使厄利垂亚从衣索比亚独立出来的受人欢迎的游击运动领袖，阿夫瓦基取得了权力，并且绝口不提他什么时候会进行总统竞选。二○○一年的国会竞选也被遥遥无期地搁置了。
在拒绝将自己的命运交给选民的同时，阿夫瓦基和他的新一代领导人们，看起来错过了一次建立民主制度和确保在将来不会复辟到一个更加独裁制度的机会。他们不是将他们的合法性建立在广泛的投票选举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他们推翻残暴独裁者和结束大屠杀的功劳上。在他们获得权力之前，这些国家经历了后殖民地非洲的最可怖的时期：卢安达的人种灭绝，艾迪．阿敏（Idi Amin）在乌干达的疯狂统治，非洲角的大饥荒，以及萨伊（Zaire，现在的刚果民主国）的莫布杜．瑟寇（Mobutu Sese Seko）的恐怖统治和国家颠覆。
新一代领导人透过表白，声称他们将会带来一个优秀的政府，对这个由于民间冲突而支离破碎、由于不同的专制暴君而经济崩溃的贫穷国家，许诺一个文明的领导集团。他们其中一些人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很久以前已经卸下了这个意识形态的重担。阿夫瓦基拒绝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者和知识份子的论点，他认为对于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不是资本主义或过去的殖民主义，而是腐败。
在一九九四年卢安达的一场大屠杀中，至少五十万人被杀戮，而华府因未曾干涉而受到广泛的批评，但是美国显然把与这些领袖的可靠联系视为与这个地区更大范围接合的基础。柯林顿政府毫无疑问地将这些普遍亲西方的领袖，看做是对抗苏丹回教基本教义派政权的堡垒。
但是柯林顿的希望在他访问一结束就几乎破灭了。几个月之内，厄利垂亚和衣索比亚发动战争，致使十万人丧生，一百万人流离失所，同时穆塞维尼和卡加米派遣部队援助在刚果边境的叛乱。那里的卡比拉政府已经禁止政党活动和示威，并经常骚扰记者，然而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设法制止蔓延在这片土地上的严重冲突。这场被称做“非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至少有八个国家的军队卷入其中。卡比拉在二○○一年被刺，由他相对来讲缺乏经验的儿子约瑟夫（Joseph）继任。
阿夫瓦基进入成年后的每个时期，几乎都与厄利垂亚近几十年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过程而紧密相联。他出生于一九四五年，在一九六六年加入民族主义者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厄利垂亚人民解放阵线”（EPLF）阵营，与衣索比亚政府战斗，然后投入自封为皇帝的海力．瑟拉斯（Haile Selassie）的阵营。同年，阿夫瓦基在中国接受军事训练并随后成为“厄利垂亚人民解放阵线”（EPLF）阵营的分区将领。他在一九八七年被任命为游击运动总书记，并在一九九三年成为独立后的厄利垂亚总统。
最初，阿夫瓦基对提振民族自信心的号召，在那些长久参与独立战争、在战壕里并肩共同战斗的男人与妇女中引起了共鸣。这个新的国家拒绝大部分的外来援助，政府要求年轻人服兵役，但是与衣索比亚边境战争的结果，使得许多厄利垂亚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应该为自己的生存考虑，而不是为他们的国家殉难。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经济系教授兼华盛顿“自由非洲基金会”（Free Africa Foundation.）主席，阿伊特伊（George B. N. Ayittey）说：“他们从战争中得到什么？什么都没有，他们在为一片贫瘠的土地而战。”他指出，由于冲突导致经济的灾难，在战后，使得阿夫瓦基呼吁厄利垂亚人继续为国家自信心而做出牺牲的呼吁变得十分空洞不实际。二○○○年战争结束时，厄利垂亚须依赖食物援助，并因为购买武器而负债累累。阿伊特伊相信阿夫瓦基面临的威胁不是被大批杀戮的政治异议分子，而可能会被不满的士兵和军队高级将领赶下台。“我不认为他还能坚持多久。”
一九九八年战争开始时，厄利垂亚军队侵入当时在衣索比亚手中的边境小镇巴德米，进行双方争夺，因此引发了非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两个国家打了近两年的战壕战，衣索比亚的士兵时进时退，六百二十英哩长的沙漠边境线在冲突中几乎没有任何移动。
除了这场战争毫无意义外，阿夫瓦基和他的对手衣索比亚的总统梅勒斯．泽那维（Meles Zenawi）是远房表兄弟，他们曾在一九九一年共同推翻衣索比亚前独裁者马瑞维（Mengistu Haile Mariam）。两年后，在一场厄利垂亚未来公民的公投中，因绝大多数支持独立，迫使衣索比亚放弃了对厄利垂亚的控制。
由于越来越多人民反对战争，阿夫瓦基政权在二○○一年九月开始对言论自由进行镇压。在一个月中，政府以违反新闻出版法的理由关闭了八家独立报纸，拘捕十位重要的记者和十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在二○○二年九月指出，他们得知几十个商人、公务员、记者、前解放斗士以及一些试图在政府和反对派中进行调解的老人相继被捕。这些人全未经过起诉或审讯。
即使这些案件能够经过审讯，他们也不太可能是公正的审讯。据美国国务院二○○一全球人权报告指出，厄利垂亚的司法部是“十分薄弱，并随执法者的意愿转移的”。
迄今为止，阿夫瓦基和他的新一代的同僚们的承诺并未实现。他们大多数人只关心维护自己的权力。阿伊特伊甚至认为柯林顿总统对阿夫瓦基的赞扬，可能激励了厄利垂亚领导人向衣索比亚挑战，从而把自己的小国家推向了危险的境地。“这就是他脑子里所想的，”阿伊特伊说：“他的自负超越了他自己的能力，他开始在那个地区四处挑衅，随后所有的事情开始分崩离析。”但这些国家的人民还在期望着实现那个许诺——最终完全从民族冲突、经济混乱和压迫统治中走出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