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0日讯】军管代表进入光孝寺大院初期，首要的任务是撮合院里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叫做 ‘一碗水端平’。我本能地知道，如果将一碗水摆在水平线上，大概可以保持平衡，但如果用手端，定力再好，恐怕也很难端平。我心里明白，这种自欺欺人的口号太多了，不必太过认真。
有一天，一位姓张的军代表到光孝寺大院‘视察’，在大殿前的石平台上，与在场的许多人打招呼，或点头，或握手，一张笑脸，十分热情亲切。我见原来是老熟人，正待上前与他打招呼，他却突然一转身走开了。我立即意识到，大难即将临头。
张大代表这时身着崭新的绿军装。自从两年前毛、林、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原来解放军的军衔就被取消了，从元帅到士兵，一律是‘一颗红星（帽徽），两面红旗（领章）’，人们无法辨别军人的级别和职别。张大代表是十年前就已认识的朋友，这时不戴军衔，原来的级别和职务，仍然印在我的脑子里。尤其是那张长长的瓦刀脸，热情亲切的表情，兵油子的谈吐，永远不会淡忘。
那是一九五九年冬，到处饿饭，市场萧条。四川荣誉军人学校一支文艺演出队，以‘身残志不残’的主题，进行一次巡回演出。第一站是北京，第二站是上海，第三站是广州。广州五大系统（即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军区）在陶铸指示下，成立了一个接待办公室，设在爱群大厦三楼。办公室主任是军区后勤部一位少校，主要管接待，尽可能让演出队住得好，吃得好。副主任就是这位姓张的大尉、军区俱乐部主任，主要管演出队的日常活动。我在宣传组，光杆司令，既管演出，又管对外宣传，所以，经常和张大尉研究工作，休息时间，张大尉经常到我房间来聊天。
这支残废军人演出队的所有演出活动，从排练到正式登台，从化装、道具、灯光到司幕，全靠文化部门各艺术团体的支持，人员和专业活动，我都比较熟悉，一个多月的演出，进行得相当顺畅，张大尉与我的合作关系，十分融洽。
聊天的时候，张大尉的‘军中趣闻’，和他浓重的辽宁口音，常引得在场的人大笑不已。他说过连队上党课的笑话：连指导员上党课，开口就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李闯王’，我一听，错了。连忙向指导员解释：李闯王是农民起义的革命领袖，最后起义失败了。指导员点点头，又说：‘李闯王是农民革命领袖，后来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不服从毛主席的领导。’听到这里，大家已经笑得前仰后合。只有我与他两人闲聊时，他才把他自己与妻子离异的事，悄悄告诉我，并向我透露，他正在追求的一位女性，恰恰是我同单位的一位女编辑。
演出队的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观摩苏联火车头足球队对广州足球队的一场比赛。按惯例，球赛在广州唯一的大型的越秀山体育场进行，照例不公开发售门票，有组织地由机关、团体、工厂、学校、部队包座，控制相当严密，不容易出乱子。这一天正好是新年，干阴天气很冷，大家都穿上军棉衣，张大尉领队，乘车来到越秀山一个隐蔽的地道口。下车后张大尉照会了警卫斑，领着大家走入地道。虽然灯火通明，水泥路面平坦，军用吉普车开得进来，但我们鱼贯而入，气氛相当肃穆。走了大约二十分钟，再爬一段梯阶，出口就在体育场主席台的一侧。
我们被安排在主席台左边的座位上。球赛开始前两分钟，一群身着军便服的高级将领，在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兼广州军区政委)陪同下走上主席台来。我一看，见有贺龙、聂荣臻、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等人，十大元帅有一半就在眼前。演出队的残废军人立即自动起立行举手礼，我注意到张大尉也起身行礼，只是动作稍慢半拍，长长的瓦刀脸，一阵红一阵青，很不自在。元帅们落座后，演出队的军人才坐下来。这时，有一位军官走过来，与张大尉耳语了几句。张大尉立即向大家传达：和平时一样看球赛，一切行动听指挥。后来，张大尉悄悄告诉我，挨了一顿‘克’，差点没闹出乱子。我问为什么，他说，在那种万人场合，集体站起来行举手礼，一下子就暴露了元帅们的行踪，是绝对不允许的。也怪自己，没有事前和大家打招呼，说清楚。
演出队的吃和住，就当时‘经济生活困难’的条件而论，属于‘特殊’待遇。爱群大厦是广州最高级的宾馆，每个房间都有两张卧床，另附客厅和洗手间，从窗口望出去，珠江的景色，尽收眼底。吃的更出乎我意料之外，各大单位轮流请客，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名菜美点，珍肴奇馐，应有尽有。连‘困难’前也不容易见到的广东土特产美食，一一出现在宴席上。我跟着好住好吃，享受了一个多月，想起妻子儿女在家里挨饿，心里真不是滋味。
接待结束后，军区礼堂如有一些重大演出，像海政歌剧团演出大型歌剧《红珊瑚》，我给张大尉一个电话，他就给我留下两张票，并亲自在礼堂门口等我，客客气气送我进场。他这位军区俱乐部主任，管礼堂之外，还管军人摄影社，权力不大，交往颇广。后来听说他追求的那位女编辑，和另一位比较年轻的军官结婚，他懊丧了一阵子，又终于找到一个对象，结婚了。
现在是军管时期，张大尉到光孝寺大院来‘支左’，没有军衔，按三年晋昇一级算来，不是大校，也应该是上校了。在大殿前连个招呼都不打，我当然不能不介意，也不能太介意，人间冷暖，我也有些感受了。张大尉在大院里转了一圈，在大门外乘坐军用吉普走了，也不再露面了。
大院里来了位年纪较轻的军代表，也姓张，也是东北人，后来才知道，这位张代表是部队艺术团体的政治协理员，充其量是个上尉军官。不过，既然他的上级派他来当军代表，他就是大院里最高领导人，一切由他说了算。
最让张代表伤脑筋的是，大院里对立（甚至势不两立）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虽说两派都自称是拥护毛主席的造反派，又互指对方是‘保守派’甚至‘保皇派’，两年多来的‘大辩论’，无时无地不是引用‘毛语录’，以暴力语言攻击对方，而暴力语言互相攻击的结果，往往伴随暴力行动，有时演出‘全武行’，以头破血流告终。这就是全国性的‘武斗’越斗越凶，而且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两年来全国各地两大派的争斗，已让毛、林、周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们焦头烂额，最后不得不以‘军管’名义，用正规军的暴力，来控制局势。
在全院大会上，张代表总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来称呼大家，讲话中尽量避免‘造反派’、‘保守派’、‘保皇派’一类带挑动性的词汇，连‘走资派’也很少提及，翻来覆去的几句话，就是林彪副主席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号召大家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团结起来，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暗中思忖：三年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交通瘫痪，全面内战，死伤无数，走资派呢？好像连影子都见不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一天，张代表搞了个‘忆苦会’，要大一起吃一顿‘忆苦餐’。不知道张代表从哪里拉来一卡车野菜，叫伙房熬了两大锅野菜汤，然后在大殿前榕树下广场上，由预先培养的三个年轻人，清一色贫农的子弟，当着大家的面诉苦，控诉地主、国民党、旧社会的罪恶，诉说农民受欺压、受剥削的苦。张代表极力鼓动，‘忠不忠，见行动’，说吃野菜，就等于向毛主席表‘忠心’，野菜越吃得多越忠心，他自己带头，吃了三大碗。后来才听说，张代表夜里闹肚子，拉得全身发软，到医院急诊、补液，第二天才免强爬起来上班。
这种‘忆苦思甜’的把戏，从‘土地改革运动’到‘四清运动’，十几年间，我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开头，培养贫雇农起来诉苦，无非是没饭吃，没衣穿，没钱医病，死了连副棺材都没有，说到苦处，一把鼻涕一把泪，当场加以引导，说是造成农民吃苦受罪的，就是地主、国民党、帝国主义和旧社会。当时的确能激发起农民的‘血泪仇，阶级恨’，于是，‘有仇报仇，有恨雪恨’，两年间就杀掉一百多万人。记得当时一位大学教授，下乡参加土改，一时无法适应农村生活环境，身体有病，情绪波动，口占一阕《虞美人》，词曰：诉苦扎根何时了，眼泪流多少。头疼鼻塞又伤风，往事不堪回首迷濛中。地主阶级今犹在，只是地位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后来整队，这位教授挨了好一顿批判，连斗带打，衬衣领子都扯破了。‘四清’运动开始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连续进行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依然演用‘诉苦’教育方式，就闹了不少笑话。被培养出来‘诉苦’的青年妇女，对‘旧社会’已经毫无印象，经历最深最痛苦的是大跃进后的三年大饥荒，说到全家挨饿，水肿，甚至死人，无不痛哭失声。这正合著民间一句俗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万万没想到，这位从事政治工作的张代表，在大群知识分子面前，也演出一幕‘搬石头砸脚’的闹剧。
不知道是张代表以为‘诉苦’已经激发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仇恨’，还是‘石头砸脚’令他恼羞成怒，他忽然断定，两派对立久久不能消除，一定是阶级敌人暗中破坏。他公开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揭露暗藏敌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大家听了无动于衷，认为张代表脑子里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也太紧了。两派的争斗由来已久，你张代表才来几天，吃了三碗野菜汤，就知道是‘阶级敌人破坏’？
我倒是有些担心，两年多以前大院里揭露出来的一个案子，如果军代表偏听偏信，不认真调查，真可能酿成人命大案。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大院里第一个受批判的是歌舞团团长梁伦(全国著名舞蹈家、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广东舞协主席)，批判重点是他‘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不料，上级组织部门却暗中抛出梁的所谓‘历史材料’，说梁有‘特务嫌疑’。梁和他的妻子陈韫仪（也是著名舞蹈家）一起被隔离审查，还威胁他们的女儿当面‘检举揭发’。院里少数派造反组织的一个头头，在他们组织的大会上，公开指出梁不仅是‘历史特务’，还是‘现行特务’，并列举了一批舞蹈演员，都是梁秘密发展的‘特务’。
好友陈君把这一消息告诉我，的确让我大吃一惊。我想，梁的历史我不了解，要说这批舞蹈演员，是梁‘秘密发展的特务’，则值得怀疑。既是‘秘密发展’，同样是舞蹈演员的这位造反派头头，怎么知道得如此详细？这批所谓被‘发展的特务’，有男有女，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十几岁的小姑娘，都是歌舞团的主要演员，如果军管会派来的军代表偏听偏信，或者受陶铸（原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影响，对广东干部存有偏见，把梁的案子打成‘特务集团’，后果将不可设想。如果有人受不起冤屈，自杀了，命案谁负责？
光是担心还不行，我在可能的条件下，参与了院里多数派造反组织对梁案的调查。不久，就在上海找到一位病在医院的关键证人。他姓张，抗日时期担任过地下党华南特区委员会委员，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东江抗日游击指挥所政训室主任，他详细说明当年梁伦考入政训室受训和派出工作的情，没有发现梁参加过任何‘敌特组织’。有了张老的这份证明材料，我队梁案的怀疑就打消了。只觉得上级组织部门抛‘历史材料’未免居心不良，而诬陷梁案是‘现行特务’，简直居心险恶，可恶可憎。
尽管如此，张代表进入大院以来的种种举动，还是令人担心。
张代表带着三几个年轻的男女军人，干脆住在大院里，并以‘准军队’的要求，对大院这一大群文艺工作者，实行相当严格的管理。每天早晨七点钟在大操场上集合，进行一项以集体朗读‘毛语录’为中心的‘早敬’仪式，接着，就是张代表相当严厉的‘训话’。有一次，他叫伙房的炊事员提来一只潲水桶，当着大家的面，情绪激动地讲了一堆‘阶级斗争’的老调，又立即卷起袖子，伸手往潲水桶一捞，抓出一个东西来，举在大家面前，大吼一声：‘看！这什么东西？’
大家都吃了一惊，神经绷紧起来，以为张代表抓出个手榴弹。及至定睛一看，却是大半个馒头，突然就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不约而同地发出一片嘘声和笑声。
张代表完全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难堪的场面，下不了台，脸色一阵红一阵青，连嘴唇都变黑了。愣了片刻，恼羞成怒，大声吼叫：‘不要笑！随便浪费粮食，也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在这特定的单位里，扔掉一个馒头，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军管文，枪杆子管笔杆子，还是那句老话：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更何况，兵的背后，还有一尊至高无上的神。
几天后，有人在大殿回廊的矮墙上发现‘打倒军军’几个字，张代表一口咬定，是一条矛头指向解放军的反动标语。立即拍照取证，公开追查。我到现场看过，四个字是用小瓦片在墙上划出来的，高度只及肚脐。许多人和我推断一样，可能是哪个孩子划写的。很快就水落石出。‘打倒军军’四个字是一个小女孩红红写的，她说，军军欺侮我，又不讲理，就打倒他。军军是经常和红红一起玩的小男孩，两个孩子的父亲都是转业军人，大院里担任领导职务的中级干部。明明知道孩子会使用‘打倒’这样的暴力字眼，是因为三年来到处都‘打倒’，给孩子们造成极坏的影响，还是公开作出自我批评，给张代表留了很大面子。
张代表一再判断错误，而又自恃甚高，急于打开局面，于是，又采取更打更严厉的高压手段。
万万没有料到，我会第一个被拿出来开刀。
6/26/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