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兹别克
乌兹别克是典型的五个中亚个人独裁国家中的一国，被前苏维埃时代共产党员卡里莫夫紧紧地操控。卡里莫夫在布里兹涅夫后期设法用浮夸的棉花产量的数字来欺骗苏联体系，又巧妙地度过了苏联的解体。卡里莫夫总统在二○○○年选举里作弊，恶名昭彰，以致连“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都不肯去监控投票，但他仍是那个封建国家的国王，如同另外四个原苏联中亚国家的独裁者一样。
早在九一一成为反恐战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前，卡里莫夫就在利用乌兹别克的战略位置和人口相对较多的优势。乌兹别克独立后，卡里莫夫一直竭力抵抗莫斯科的影响，与其多灾多难的邻国截然不同（塔吉克一直在打内战，哈萨克有众多的斯拉夫人口）。在卡里莫夫的统治下，乌兹别克亲近美国，热心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和平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站在一起反对俄国试图对“近邻”的控制。
由“人权观察”和其他组织所做的工作显示，卡里莫夫政权的镇压措施是众所周知的。在该地区信奉传统的回教被卡里莫夫视为威胁，如同任何一个潜在的与他们争夺权力的团体一样，所以乌兹别克按照苏联的模式由国家统一管理宗教，民间团体经常受骚扰，酷刑也时有所闻。在这样的环境下，卡里莫夫把不满的人民推向“乌兹别克回教运动”（IMU，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之类的怀抱。这个运动于九○年代末在盖达组织和神学士的支援下，成为很活跃的游击队。在九一一袭击之前，看上去卡里莫夫和乌兹别克回教徒好像陷入了互相残杀的陷阱里，破坏了居民既受压抑却又平静的生活。
卡里莫夫是美国反对神学士和盖达组织战争的主要受益者。与阿富汗接壤的乌兹别克边界成为美国空中和地面部队极重要的集结区，也是经由铁尔梅兹（Termez）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运输点——这一目标几乎没有实现。在美国对阿富汗的神学士和盖达组织空袭中“乌兹别克回教徒运动”损失极大，其成员和其他伊斯兰武装分子是神学士政权的左右手。我们不清楚有多少组织结构幸存，人们认为“乌兹别克回教运动”的军事领袖纳曼甘尼（Juma Namangani）已经死亡了。我们清楚的是“乌兹别克的回教运动”造成的威胁已经大大减少。虽然这种威胁是真实的但被卡里莫夫夸大了，且利用为镇压反对派的借口。
美国对卡里莫夫政权的影响是极大的。现在“乌兹别克回教运动”造成的威胁已经被击退了。美国没有理由不尽快推进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进展。如果不尽快这样做，美国就冒着史埃及成为美国附庸的风险，从而损害其在中亚的声誉和利益，正如在埃及的穆巴拉克无原则的附庸关系一样，在埃及引起了激烈的回应。对民权和宗教自由的压迫早已导致了一场回教徒的叛乱，否则它也不会形成一股势力，除非这种不满情绪能在公共领域得到疏导，否则这种威胁还会重新出现。
在神学士政权统治下的阿富汗，对邻国乌兹别克的人民而言是一种真正的威胁。现在虽然面临着困难，阿富汗在国际社会明确并扩大的承诺下，正一步步走向民主。这个事实对周边的国家都有重大的意义，正如伊拉克的情况一样，在阿富汗周边所有独裁统治的邻国——伊朗、巴基斯坦、土库曼、乌兹别克、塔吉克，甚至中国都害怕一个与美国有着密切联系的民主的阿富汗。伊朗宗教界和巴基斯坦对逐步稳定的阿富汗民主进程感到担忧，担心会给其国内的年轻人和不满现状的公众树立学习与期待的榜样。因此这个努力务必成功，因为其影响至关重大，不仅限于阿富汗一国。
乌兹别克目前的形势相当于民主发展的第一和第二阶段，有迅速推进的可能。民间社会已出现了勇敢的人物，包括敢说话的反对派人物，和一群敢为被当局指控的政治嫌疑犯担任辩护律师的人。二○○二年三月，在去美国访问的前夕，卡里莫夫终于允许十年来努力不懈的唯一人权团体注册了。然而，媒体的形势仍很凄凉，也没有任何层级的民主自治。
民主世界透过“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发出了正面的资讯拒绝监督二○○二年一月延长卡里莫夫统治的公民投票。华盛顿公开批评了该次公民投票，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性声明。然而考虑到对这个国家与日俱增的注重，特别是在安全领域里，在反对神学士和盖达组织的战争后，有许多混杂的资讯，使得狡猾的卡里莫夫认为他能逃避有关其专制统治的严苛批评。在公民投票耍诈后，西方施加多层面的压力，使民主世界的批评看起来较有深度和意义。但是如果不能坚持下去，这样的声明不但失去价值还会使那些受压制的人怀疑民主国家人士对他们声称的价值的承诺。
在与卡里莫夫打交道时，民主人士应该让他明白，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关注并不是认可他的政府，然而，我们发现这样做是不合法的。合理的姿态应该包括与民间社会的合作，包括民运人士，和准备下次选举的官方选举机构。民主人士应该尽力让统治政权宣布在三年内选举新的总统和议会。他们应随后建立一个可行、自由、公平民主的选举制度。这种制度不能像上一次公民投票那样仅是一种形式。就卡里莫夫对人民镇压的程度而言，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然而，具有同样专制历史的国家也实现了民主的过渡。
首先能够做到的是改变乌兹别克国际和国内形象。“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塔什干的机构颇适合担任此重任。但到目前为止，观察家认为他们在乌兹别克没有实力，所以他们主张的政治透明度和责任制根本得不到回应。美国和英国大使馆常常略过“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而擅自发表更强硬的主张。尽管如此，他们的努力仍有助“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确定方向并增强实力。目前需要有一个资深的政治家，如前总理一般等级的官员愿意加入，来领导“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在塔什干的行动。这个领导人要与驻塔什干的民主国家外交代表合作，去改变“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徒具形式的现状，进而实现“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旨在推动民主的组织目的。“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应更勇于对乌兹别克及四个中亚专制制度及仍属于“不自由”的白俄罗斯（所有“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成员），推动追求多年的民主并定下达成时间。
公开外交是推动民主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塔什干的民主国家团体至少应该一个月召开一次会议来协调策略及交换资讯。这些民主国家的大使应该熟悉打开封闭社会并愿意出入公开场合，而不仅仅满足于外交上的呆板操作。有些新兴民主国家的外交使团里便有很多曾参与公民反抗活动的主要人物。像斯洛伐克的驻美大使布托拉（Martin Butora），应该适合这样的角色。他曾参与过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及后来推翻共产党独裁总理米凯尔（Vladimir Meciar）的活动，很适任此项任务。其他如公开接见反对派人士，参加对那些政治人物的审判，为民间社团领导人与执政当局举行招待会，这些都能为乌兹别克打开更大的公众空间。在可能的情况下，应给予独立的报纸和其他媒体独家采访外交人员、要员和军事首脑的机会。许多职业外交官会避免触怒所在国政府的活动，他们应被那些敢于尝试的人代替，这些人不准备参加下次的竞选，而是履行他们现在的任务。民主国家的大使应该拥有一笔资金可以帮助当地的民主和民权的参与者，不用等着通过国家资金预算程式，而能抓住时机做些事情。民主人士应集中资源为记者和非政府官员设立法律防卫资金等等，以确保他们能在别人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时保卫自己。必要时驻塔什干的大使馆（和那些驻在布哈拉Bukhara和撒马尔罕Samarkand的领事馆）应做为避难所来保护那些遭统治集团盯住的政治目标。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能被交到当地政权的手里。
全世界的民主政府，特别是“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的成员应该向卡里莫夫施加压力，促其政府遵守独立以来签订的国际条约和盟约。就像我们在七○年代和八○年代看到的中欧一样，这种承诺（尽管这种承诺常常是形式上的）也能够成为那些勇敢的个人和团体手中有力的武器，促使政府缩小承诺和实践的距离。许多民权组织都没有登记的权力，所以实际上是非法的，从而容易被迫害。国际上的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能影响他们立法。另外，我们应该劝导塔什干邀请联合国的一些特殊机构，例如防止酷刑的特殊报告起草委员会，也应该邀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向塔什干派地区代表，这是卡里莫夫一直不情愿做的事。这些结构在乌兹别克的存在，本身就能在此区域让人们知道，自九一一以来，伴随着西方国家对此事的关注，也增加了对民主和保护基本人权的重视。
二○○二年二月，国务卿鲍威尔告诉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他说：“美国将继续对中亚关注，并继续驻守在那里，这是我们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最近美国军队大规模进入中亚，包括成千上万的军人、航空人员、承包人员和设在乌兹别克及阿富汗的指挥中心，可能成为一个非常有力的契机，从而影响民主的实践，这是那些独裁者不愿意看到的。美国军队进驻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那个地区的其他地方，将成为在中亚最明显的民主世界的代表。美国军队和外交官定下的调子在这个地区和他们的边远地区产生强烈的共鸣。现在不能只与独裁者短期交往，也不可误认安全可以建立在与民主价值完全脱节的基础上，坚持民主原则才是安全的唯一保障。
我们需要表明为什么要参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当地的积极活动，不是对独裁者卡里莫夫的帮助，而是为了相互的利益。我们使用的语言和辞汇尤其应表明民主国家的态度。因此从长远来看，不顾外交惯例方式，赞美与卡里莫夫这种非民主领导人的合作，甚至称之为“战略伙伴”是很危险的。民主国家应谨慎地声明他们是与合法的团体，即乌兹别克人民为伙伴，根本不应该赞扬卡里莫夫，否则美国肯定会与这个高压专制政府纠缠在一起，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扭转政策与态度。
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军事强国，比如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是在自己国家部门之间，比如大使馆、军队和其他的安全部门中协调好相互的工作与关系。在美国方面，这不仅包括在克基安德（Khojand）和堪纳巴地（Khanabad）基地的地上部队，也包括大使、中央情报局局长还有司法部门的代表。此外，这些代表需要与其他民主国家的同事互通情报，步调一致地面对乌兹别克的部队，以及用来镇压人民的“内部政务部队”（MVD，Interior Ministry forces）和秘密情报部门。潜移默化地使他们放弃暴力和不法行为，可以给其向民主体制的转换提供便利。另外，提倡国际部门间的对话也是刻不容缓的。“乌兹别克回教运动”的困境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讨论基础。由于该组织的复苏将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所以讨论这些问题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该组织的社会成员帮助政府镇压宗教和民众自由，对我们的军队也构成威胁。如果公开宣布民主国家相信“乌兹别克回教运动”已被消除，特别是经由当地媒体宣布，将有利于去除卡里莫夫用来镇压人民的魔鬼兵团。像“自由之家”这样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应与美军合作举办一个有关军民合作的强化研讨会，欢迎国际和当地人权组织以及乌兹别克的安全部门参加。这样的集会不仅使乌兹别克的不同部门在民主国家的监督下相互联系，也给美国军队一个机会好好地评估当地对手如何对付人民以保护自己的体制，从而帮助美军调整在乌兹别克和中亚其他地区的策略。
我们也应鼓励美军和其他人士与当地人民接触。当前的“部队保护政策”虽有道理，但它阻碍了部队与当地人民接触的机会，同时符合了像卡里莫夫（或与其类似的沙乌地阿拉伯政府）这样独裁者的利益。如果美国的部队不被看成是侵略者，他们就更能表现出是当地居民的伙伴，敌人就不能称美军为“占领者”。这种基地部署实际上是展示正规及自愿军实力及其所代表的民主力量的大好机会。他们对经济的影响也很重要，有利于广大民众，而非仅局限于那些代表当权者（或当权者所指定）的人。
乌兹别克没有独立的广播电台，只能依靠外界对大众传播消息。用乌兹别克语及其周边其他语言播放的“自由之声”（Radio Liberty），应充分播放与听众相关的节目。“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那样的邀请听众打电话进来的“叩应节目”（Call-in programs）并不昂贵，但影响很大。独裁政府控制的电视节目通常远远不如其他媒体富有娱乐性和资讯性。因此，阿富汗的开放使得跨区域的，并且适合边界及阿富汗境内乌语观众口味的电视频道得以发展。同时，我们应注意不削弱喀布尔当地政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民看到同胞制作的娱乐和新闻节目会削弱卡里莫夫在国内控制消息的能力。此外，也可迫使卡里莫夫批准在乌兹别克国内成立一个由独立的乌兹别克团体拥有的电视台。电视台应尽可能与外国伙伴合作以保证其独立性。
除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在乌兹别克派驻外交人员和部队的政策方式以外，民主国家还需要积极调动乌兹别克非政府系统的参与。交换教育和专业人员是很有价值的投资。经验证明“福布莱特计划”（编注：Fulbright program，是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教育交换专案之一，目的在于促进美国人民与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交流，每年全球约有四千七百名赴美留学生受惠于此资助计划）是推动民主化进程的无价资产，广泛帮助美国了解世界各地的情况。我们明显地看到对乌兹别克和其中亚邻国的关注提高。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等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在乌兹别克尤其重要。虽然民主国家的影响不断加大，这些组织仍然至关重要。在前苏联提倡法律独立的“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中、东欧法律协会”（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Law Initiative）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除了参与行政与司法体系，他们也参加了在白俄罗斯实行“生活法律”（street law）这样的教育计划，帮助人民认识他们的权利受成文法律的保障。人民在与国家政权冲突时可以运用其权利，这个概念应深深打入乌兹别克政治体系中，几乎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民主概念了。
在更开放的政治方面，德国瑙曼基金会（Naumann Stiftung）和美国国际共和协会（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等政党基金会应该公开与受到打击的反对派“团结运动”（Birlik）和“民主党”（Erk）联系，帮助他们准备选举。使政府接受民主国家希望促成的选举制。
二○○二年十月“自由之家”在塔什干（编注：Tashkent，乌兹别克的首都）的“人权和资源中心”（Human Rights and Resource Center）举办了一个公开的就职典礼。美国、英国和德国大使与会致词，对乌国令人震惊的人权状况给予极大的国际和国内关注，远远超过预期的效果。该中心的存在和盟友的帮助，使得乌兹别克的人权团体能够采用更具策略的方法和更积极的方式。环境问题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公共话题，因为他们毫无疑问具有政治影响。乌兹别克的棉花业需要大量水源，控制水源对国家的生态稳定和人民健康有重大影响。在许多集权体制的国家中，民间的环保组织对政府的腐败与怠忽职守起到监督作用。在乌兹别克讨论这样多方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很明显，当前对棉花业的依赖不是长久之计，其受益者只是贫穷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民主国家应鼓励并提倡国际环境组织参与当地的问题。西方国家应该吸取过去三十年学到的教训，可让在乌兹别克的军事基地对环境影响采取开明的态度，为当地人民着想，如此不但扩大我们与当地的正面关系，还会对比出当地政府不闻不问的态度，使他们受到人民的责备。
单独对其中一项计划尽力并不能使乌兹别克民主化，但是如果我们灵活运用，并有计划、系统地灌输真正的民主概念，就会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重大成效。(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