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宪政民主是消除权力腐败的需要
不仅如此，还有权力腐败和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当今我国社会的腐败程度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超越先人的，而且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据说世界上颇具权威性的“透明度国际协会”，每年都要公布全球各国腐败情况年度排名。在1996年该协会公布的排名表上，腐败现象严重的前5名国家依次是：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肯雅、孟加拉和中国。1999年，该组织第一次就行贿现象委托著名的盖洛普公司做了调查。盖洛普公司征询了14个国家的近800名企业高级主管，对19个主要出口国家进行了。结果中国名列榜首。
另一个国际组织“政治经济风险咨询机构”于2000年3月发表了亚洲地区腐败情况年度报告，报告中指出：中国位居腐败严重国家之列。按照该调查报告的评分，0代表没有腐败，最腐败的国家或地区指数为10。中国的腐败指数为9．11，超过上年9．0的水平；台湾为6．89；香港为2．49；亚洲最少腐败的国家新加坡为0．71。该报告还指出：亚洲最腐败的国家是印尼，但印尼今年（2000年）的腐败情形稍有改善。而中国今年的腐败情况却更趋恶化。据中国官方正式披露：1998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涉及40162人；立案侦查的县处级官员1714人，厅局级官员103人，部级官员3人。同期，中纪委查处的地（厅）级以上党政官员304人，各级执法机关查处的县（处）级党政官员3970人。
1999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近4万件，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100多人。而据中纪委公布的资料，1999年因贪污腐败等各类案件受到查处的县（处）级干部为4092人，地（厅）级干部327人，省（部）级干部17人。（2000年2月28日《中国合作新报》第4版）据浙江省纪委宣教室披露的数字：1994—1999年间，浙江省纪检监察部门共查处党员干部3968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817人，地厅级干部67人。（2000年6月16日《光明日报》）谁都知道，受到查处的贪官污吏只是实际人数中的很小一部分，可以说只是冰山之一角。老百姓所感受到的实际的贪污腐败状况已达到十分严重和非常普遍的程度。权力腐败日趋严重，造成社会不公正现象普遍存在，人民的利益频繁受到侵害，执政党的统治基础也为之动摇，政治危机愈积愈深。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呢？我们在检察机关对贪污受贿的腐败官员的起诉书中屡屡看到这样的内容：“不受制约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
山东省泰安市前市委书记胡建学说过一句话，就是一个实际的例证。他的原话是：“官做到我们这一级，就没人能监督了。”可见，如果不在建设市场经济体系的同时，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建设宪政民主，对权力给予必要的制约；那么，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扼制腐败现象的滋长，还会使人民和国家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甚至使改革取得的成果付之东流。
象每米造价高达1.3万元的“烂泥工程”——浙江省钱塘江防洪堤（该堤护卫着杭州市区和杭嘉湖平原一千多万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修建工程，在修建过程中，建造单位竟然层层扒皮、偷工减料、甚至往里面灌注烂泥，造成的特大隐患至今仍未排除；1998年8月7日江西省九江长堤决口，造成上亿元的经济损失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被朱镕基怒斥为“王八蛋工程”、“ 豆腐渣工程”）；1999年1月4日发生的重庆市綦江县“虹桥”垮塌案件致使40个无辜生命死亡、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难道还不足以证明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吗？这样的腐败工程、腐败案件近年发生的还少吗？（注：在本书写作期间又不断传来垮桥塌路沉船的消息，如1999年4 月17日早上7时30分，四川省通江县王家湾彭坎岩公路大桥再次垮塌，20多位民工坠入40多米的峡谷，6死11伤。
1999年9月6日凌晨2点，投资3．5亿元的京珠高速路靠椅山隧洞工程发生重大崩塌事故，22 人被困在崩塌的隧洞中，9人死亡。1999年11月24日，山东烟大汽车轮渡公司“大舜”号客货混装船在牟平姜格庄附近海域搁浅沉船，290多名乘客、船员丧生。2000年6月22日，四川省合江县一艘名为“榕建号”的小型客轮在当地长江出川口的剑口倾覆，130人丧生。．．．．．．）还要多少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令执政者幡然醒悟呢？所以，完全有必要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同时，制定和实行“民主兴国”战略，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配套进行。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动员起广大民众参与改革、振兴中华，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现象，才能建立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否则，即使实行了市场经济，也只能是腐败的市场经济；即使实现了“现代化”，也只能是畸型的现代化；这样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决不是人民所希望、所需要的，不要也罢！
实行宪政民主是保证人民做国家主人的需要
民主理论告诉我们，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主权的来源。我国现行宪法的总纲中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政治理论中，通行的观点是：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但是在我们国家的现实生活中，却常常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本该是公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却成了人民的主人，作威作福，人民反倒成了公仆，遭受欺压，主权被颠倒，人权被缩减（为生存权）。这种现象的存在说明，仅有法理上的规定是不够的，要想使人民的主人地位得以落实，还必须建立制度性的保障。这种制度性的保障就是宪政民主政制，因为宪政民主政制正是着眼于控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增进公共福利的一种制度安排，它通过民主、法治、限政等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制度，来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以实现。
没有这样一整套制度作保障，人民的主人地位就会变成空洞的口号，来源于人民的主权就会变成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威权。有人说：共产党就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样说，也是把一种说词当成了实际。道理很简单，代表不是自封的，更不可以强加于人。你要当代表，就得由人民来选择，选择的办法就是民主选举。如果在公正的民主选举中，人民投票支持你，你才能取得代表的资格。如果人民并没有投票选举你，甚至连投票的权利和机会都失去了，侈谈“代表”何以服人呢？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宣称代表人民，而是应该通过政治改革还权于民，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角和最终决定者。而要做到这一点，实行宪政民主是必要的条件。
实行宪政民主是国家和平统一的需要
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中国事实上的分裂，大陆与台湾分属不同的政治实体。这种局面自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愿看到的。有些持极端见解的人士主张发动战争，以武力统一国家。笔者认为此议决不可行。第一，海峡两岸生活的都是中国人，天下哪有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道理？第二，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除非遇到外敌入侵的情况，断无主动开启战端之理。第三，海峡两岸的人民均渴望和平发展、安居乐业，战争不仅会中断两岸的和平发展进程，而且会对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破坏，因而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是不可原谅的罪行。第四，发动战争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的行为，必将受到全世界人民和主持正义的力量的谴责与惩罚，使好战者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所以，要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只能采取和平的方式，走和平统一的道路。要实现和平统一，最大的阻碍并非来自台湾的独立势力，因为坚定的台独主张者即使在台湾也是少数派；而是来自大陆，一方面是由于大陆与台湾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但是这种差距正在缩小；因此更为重要的是大陆未实行宪政民主，在政治方面与台湾存在着根本的制度差异。绝大多数台湾人不认同大陆的政治制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只要大陆一天不实行宪政民主，两岸的和平统一就不会找到实质性的解决办法。真正的爱国者、赞成祖国和平统一的人士，不应不切实际地期望台湾方面屈服，而应致力于在大陆推进宪政民主。只有在大陆建立宪政民主政制，才可能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实行宪政民主是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需要
中国很快就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面对即将入世的挑战和“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必须加快解决体制问题和制度创新的步伐，使我们国家尽快融入国际主流社会。在《中国合作新报》和上海经济发展研究所举办的“2000年中国经济形势预测暨‘新经济’理论研讨会”上，一些学者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著名政治学学者刘军甯认为，经济现象背后的体制问题应该更受关注。以资讯时代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需要给人更多的自由，需要给人更多的创造性。如果一个体制不能适应传统的工业经济，它就更不能适应“新经济”。在中国，我们感觉在传统工业上我们落后了，是不是可以在“新经济”时代上找回来？不是这样的，新经济意味着要给人更多的自由，比传统的经济形态的体制给人的自由更多。
如果新的经济形态下的体制不能满足这一点的话，那么“新经济”是不可能成功的。对于新经济来说，有三个方面的自由：资讯更自由的流动，人更自由的流动，知识更自由的流动。三个加在一起构成资本更自由的流动，资本流动的越快，增值的速度就越快。在中国，以传统方式发展工业化至今为止并不成功，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制度成本。中国为什么制度成本这么高？问题的症结在于，不是中国人太笨，想不出好办法拿出来解决国家的问题，而是好办法拿出来不能被采纳。换句话说，决策部门考虑的核心问题不是政策的合理性，而是决策部门的利益。比如你要办网路公司，就会发现，资讯产业部要求，所有网路公司必须用公用介面。我们一方面说要发展新经济，要科教兴国，另一方面却让资讯尽可能慢的流动。一方面旧体制由于部门利益驱动造成了高成本，另一方面还要设置一些体制的障碍，让这些资讯、这些知识、这些人更慢的流动。
中国要面对“新经济”，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科学院的学者康晓光认为，“新经济”时代的很多产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人的创造性，而人的创造性与一个制度提供给他的自由空间是相关的。所以说一种制度给人带来多大的自由，一种文化对人的创造性提供多少概率，这是“新经济”十分重要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要想把改革开放搞好，并且要抓住这样一个机会，调整经济结构，形成新的发展点、增长点，实现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就是对人的创造性的解放，通过改革开放的一系列制度创新，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什么样的概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今后10—20年，中国社会领域应该发生深刻的变革。也就是说在政治、社会、经济这三大领域里，社会领域的改革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离不开一个发育正常的市民社会（笔者认为提“公民社会”更为恰当；下同。
在本书第八章“培育公民社会”中将详加论述）的支撑，而真正的民主社会如果脱离了市民社会也不会有效地运转，所以社会领域的改革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育所必须的一个制度性支撑。同时，加入WTO意味着我们要按照国际主流社会共同制定的自由贸易规则办事，要改变我国现行的各种与之不相符合的规章制度、包括法律，要加快实现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否则的话，就必然会在经济全球化与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要想避免这种不利局面，只有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在建设市场经济的同时建设宪政民主。 (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