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记(27)

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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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7日讯】1942年11月25日

我军越来越深地楔入德军后方。但愿那些法西斯分子都呆在”口袋”里不动!

公报报道了直接保卫斯大林格勒的2军所起的显著作用。华西里.崔可夫是该军指挥员。
前不久,崔可夫达是驻重庆的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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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们经常一遍遍地阅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章《论到1930年12月22日为止的中国军事和政治形势》。这个文件是我从莫斯科带来的。

历史在我们面前重演。并不是大家都这么想的,还有很多争论。

近来,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极其危急的形势。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估计,中共党内出现的这种偏向,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还没有先例。事情是这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追随其领导人李立三,采取了一种与共产国际总路线根本不同的立场。

李立三认为,只有当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成功时,中国革命才能胜利。从这个前提出发,他要求,为了尽快地实现社会主义,苏联应立即对日宣战,蒙古应立即调兵打中国,而且苏联应该在西伯利亚武装几十万中国工人,也派他们去打中国。同时,李立三号召全国所有城市都举行起义。为此,取消了中国的工会、共青团和党组织,而成立了准备进行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

不顾1930年8月红军在长沙失败,仍然命令红军进攻长沙、汉口和南昌。

共产国际发表了一些决议,谴责这种挑衅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政策。李立三提出抗议,声称红军占领汉口之后,他就要换一种口气来跟共产国际说话了。

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定,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于当年十月召开。

虽然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知道共产国际的这些决定而且称李立三为疯子,但是一回到中国,他们就不仅不坚持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且立即赞同李立三的观点,还解释说他们原先对李立三政策的批评,与共产国际的观点在许多细节上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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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玛丽亚怎样过惯了贫困生活,我总还是放不下心来。她人地生疏,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自己的肺结核病还刚好。但愿她有足够的力量渡过这种种难关。

逢年过节,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只有两句话:”家人安然无恙,他们向你致以良好的祝福。”
话是这么说,情况究竟怎样呢—我们在延安的人谁都不知道。

1942年11月29日

我无意中在李克农处看到了一份《秘密会社工作须知》,用毛笔写得工工整整。

参加秘密会社的,既有富裕的城市居民,又有贫苦农民。他们形成一个秘密会社网,一直伸展到国外,华侨也有入会的。

康生利用这些组织搞恐怖活动、搞分裂和间谍活动。秘密会社有严格的纪律,违者几乎都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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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是与刘少奇同时来到延安的,那是在1942年,而不是1941年,像以前听说的那样。
他在延安过着不露面的生活,往往在夜间召开秘密会议,进行审讯。他的警卫员的人数之多,仅次于毛泽东。

他生成是个典型的封建官老爷。有一次他儿子顶撞了他,他就把儿子赶出家门,从此不再过问。

李克农,中等个儿,很敦实,是个优秀的骑手。尤任认识他女儿。

我同李克农见了几面之后,便产生了不安之感,这种人是什么残酷勾当都干得出来的。
康生在其部属的帮助下,监视党和军队所有重要的领导人,而且充分利用服务人员当他的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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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已是冰天雪地。我家里不知怎么样了?

我知道西伯利亚的冬天是什么滋味。在1921年那个饥饿的夏季,我们吃草、吃豆饼和菜根。我的身体越来越消瘦,最后就成皮包骨了。我们想办法来到了西伯利亚。我父亲把我送到巴耶沃村一个富农家当雇工。

我的主人不让我进屋。我跟牲口睡在一起,钻在干草堆里取暖。快冻僵了,我只好起来紧靠在母牛身旁。牲口踩过我多少次啊。

我从头到脚都长满了疖子。我挨着冻。嗓子嘶哑,咳嗽折磨着我。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暖和不了。但我不敢离开,一离开就会饿死。(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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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下了另外一份文件,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交给我,帮助我正确认识延安形势的。文件的内容是:

  • 军队从延安得不到一分钱,也得不到什么给养。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光和肖克除控制军队和地盘外,都有自己的兵工厂,而且自己发行货币。每个司令员都自己向农民收税,没有统一的税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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