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给汪正章教授的一封信
正章难友：
谢谢你赠寄《艺魂》——汪正章学术论文选。虽然身患重症，但我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把这部六十万字的巨著拜读完了，有的文章我读了两遍甚至三遍。我不懂古文，有些地方看不懂，但你是用现代汉语写的，大部分我还是看懂了的。我在和你的几次电话交谈中坦率地畅述了自己的意见。我们认识已经有半个世纪了，而且一起在两个农场“劳动察看”，后来你被“劳动教养”，我则进了监狱。共同的命运成了沟通彼此心灵的桥梁，我为你的成就感到高兴，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是常人难于想像的。最近我又有一个感触：如果不是时代的局限和环境制约（包括上世纪五十年代你在大学中文系所受的那种文艺理论的熏陶），以你的勤奋和才华，你本来应该取得比现在更高的成就。在你的有些论文里，包括“另篇”的诗词（当然不是全部），有时可以见到时代的烙印和教条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子，这就难免使大作有所逊色，而你有不少论文是批判极左文艺思潮的。——这似乎很矛盾。但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命运！
《艺魂》的扉页是“沧州语言文学学会”供稿的《河北沧州首任教授汪正章简介》。这篇简介长达一千字左右，罗列了你历任的行政职务、获奖的优秀论著和包括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在内的多项耀眼的桂冠，可以说名目繁多，几乎是不加选择地一股脑儿端出来了，但却独独漏了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内容，即：你曾长期担任《渤海学刊》主编。在你任主编期间，你每期都寄赠我一本，我是每篇文章都不放过。我个人认为，这本定期出版的综合性学术季刊办得有声有色，发表过一些颇有见地和价值的学术论文，你在沧州这个相对比较闭塞的城市居然办出了具有这样水准的学报，必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应该也是你的一个重要成就，要比“简介”上官方颁发的某些奖项更有意义，但“沧州语言文学学会”却把它漏掉了，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你认为拙作《雪》的结尾部分，即第四章，和主人公的性格没有关系，画蛇添足，建议我把它删掉。虽然你是研究文艺的知名学者和教授，但我不敢苟同你的意见。现在我把自己的想法，也即当初的构思整理出来寄给你，同时把它作为一个附录列入书稿后面供读者参考，也算是对我当初的写作来一次未必是明智的自白吧。
《雪》全文将近5万字，而作为结尾的第四章却只有2千字左右，乍看起来，似乎很不相称。但“人不可貌相”，不能因为篇幅短小而否定其重要性。其实，这个结尾是整篇小说的“压轴戏”，借助那首散文诗表达了主人公宋祖康性格的飞跃发展，他的思想因而也起了质的变化，前面三章虽然有4万多字，实质上都是为这个结尾作的铺垫。
宋祖康作为一个人，既是生物学的，也是社会学的。就前者而言，他牢记母亲的千叮万嘱，含垢忍辱地接受“改造”，希望摘掉“右派”帽子，为自己争得一个最起码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空间，即允许自己活下去。但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就不同了。宋祖康从拒绝在“右派认罪书”上签字的那一刻起，他内心深处始终没有真正地屈服过。从表面上看，他逆来顺受，按上面的要求“改造”自己，但正如结尾那首散文诗所写的：“……哦，我夜晚孤独的伴侣，永恒的游思！你难道忘记了那大海？那黄昏壮丽的落日？……”不，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没有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他的真实的思想活动，“我夜晚孤独的伴侣，永恒的游思”，一有机会就冒出来在他的大脑里盘旋翱翔。在故事发生的那个夜晚，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蹲坐在既冷又脏的猪圈里，一面兢兢业业地干着狗都不愿担任的守护小猪的工作，一面在脑子里描绘着未来社会的蓝图，也就是前面第二章里所写的：“黎明时太阳将从东方升起，穿过层层阴云浓雾的阻拦照耀到他祖国的大地。那时，一切事物都要受到白昼严峻的检验，真的和假的，美的和丑的，善的和恶的，各自显露出原来真实的面目，虚伪的面纱在金色的霞光照耀下羞得无地自容，再也不能蒙蔽人们的眼睛了。那时百花争艳斗丽，群鸟飞翔欢唱，人与人都是兄弟和姐妹，彼此开诚相见，促膝相谈，而不是相互猜疑、警戒和提防，你揪我，我斗你。”——这就是宋祖康所向往所追求的和谐社会。尽管周围是漆黑的夜，但宋祖康信心十足：“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可抗拒，纵然有活神仙下凡也休想阻止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啊！”然而，宋祖康毕竟是哺乳纲灵长目人科的一个动物，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多么短促和渺小：“我也许今夜就要冻死在这儿，等不到明天了。多么遗憾啊！我现在为什么要活着呢？这么痛苦、这么耻辱地活着，如果等不到黎明……”
已经临近清明了，竟然又下起了雪！这场雪对宋祖康的心灵是巨大的震撼，迫使他从过去消极地希望不要下雪、害怕下雪的“恐雪症”转而面对冷峻严酷的现实。“模糊的、但强大的意识的洪流自天而降。”他在潜意识里完成了前面提到的那首散文诗，记述了自己的思想轨迹：“……它希冀着在时间的河流里窥视一次自己的身影。然而，什么也没有看见。”也就是说，他回顾了当“右派”后的“改造”生涯，明白自己的生命是白白地浪费掉了，这和小说开头部分遥相呼应：“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这个冬天在他的记忆里不会留下什么痕迹，就如同以往那些个冬天一样：天天干活，日日如此，过去就过去了，脑子里是一块空白。”但宋祖康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知道自己的生存意义，面对着眼面前飘忽的又一场雪，他猛然醒悟过来了，于是在心里发出了呐喊：“喂，朋友！为什么徒然跪在灼烫的沙漠里无谓地期待？忏悔的眼泪换不来一滴活命的水。起来！起来！你听，晚潮正在击打着岩石，雄壮的大海在咆哮。是时候了！是时候了！让我们登上方舟，乘着这澎湃的怒潮，化作一缕青烟东去，东去……”——由于最后这场雪的催化，宋祖康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现在宁愿站着死而不要跪着生。他不再“无谓地期待”了，而是要有所行动。他满怀豪情地要登上拯救人类的“方舟”，愿意让他自己“化作一缕青烟东去，东去……”
宋祖康作好了自我牺牲的思想准备，他今后的命运将会如何呢？小说结尾的最后一句话作出了象征性暗示：“在沉重的暮色笼罩下，又一个本来可以为人类服务的灯泡，永远失去了它热情的光辉。”
以上是我在将近四十年以前写作《雪》的部分构思。因为写了《雪》和《命运》，我被逮捕和判刑，因此，不能再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两篇小说了，不管写好写坏，它们都应该送进“文革历史博物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更何况法院刑事档案室还保存着小说打字稿等着和我秋后算账呢！所以，除了修正个别明显的错别字，并加上必要的注解以帮助后人理解，我不作任何加工和修改。这也是我不能接受你的建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不止一个人问过我：在《命运》最后一章里出现的那位身披袈裟的法师，是否有影射毛泽东之意？坦率地说，我只是为了强调这场考试实质上是一次宗教审判，因为故事的背景是中国而不是中世纪的欧洲，所以主考人是法师而不是神父。中国也有神父，但信佛的人远远超过了天主教徒。我当时落笔的时候，思想上并没有把那位法师和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不过，既然我在后来的“注”里阐明了写作意图，联系到当时人人手执一本“红宝书”的那种宗教狂热，毛泽东的话就是“最高指示”，《语录本》成了《圣经》，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小说往往留有空间让读者去想像和发挥，不必考虑作者的初衷。因为，小说是文学作品，读者自然有权利根据人物形像去自由发挥和再创造。
我想再唠叨几句。这场宗教审判出现在张恒直的梦中，象征着他的已经被注定了的命运。而押送他去受审的是江涛，江涛“穿着国民党青年军的军装，手里还握着一支手枪”。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的登峰造极，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据我看，最初冒着极大风险起来“造反”的，是对当时现存制度不满的那些人，也就是在政治上被认为“右”的人。毛泽东巧妙地“化敌为友”，用他们充当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马前卒，这就是江涛这个人物的象征性意义。兔死狗烹。例如，北京“红卫兵”的“八大领袖”，包括曾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在内，在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历史使命”以后，无一例外地被“隔离审查”并打入大牢。但上海的“造反英雄”王洪文却是例外。王洪文也是对当时现实不满的人，曾被工厂下放到崇明农村务农，他自己也承认：“给我一个科长当当，我就不会去造反了。”但毛泽东对他情有独钟。可能是因为出身、经历、特别是文化背景的缘由吧，他曾一度被毛泽东钦定为“接班人”。——这应该是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去研究的课题了，不是我这个升斗小民说得清楚的。
请代向你爱人平心问好并祝你健康长寿！兆太2007年立春前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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