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上） 故土
一
七月下旬，酷暑难当。
一天清晨，我的一条腿上贴着一大块胶布，一只胳膊吊在绷带里，从上海乘船渡江北，于当天傍晚到达南通的天生港。第二天一大早，又从天生港乘坐长途公共汽车，颠簸了一整天，于当晚踏上了生我养我的故土——苏北阜宁县城南约30里外的沟墩镇。
这是一个依傍串场河，坐落在著名的范公（仲淹）堤（南）通（赣）榆公路上的小镇。抗战前，全镇拥有数千人口，拥有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还有几家装有电灯的碾米厂。抗战开始，尤其在日寇侵占了上海、南京之后，兵荒马乱，迭遭涂炭，全镇一蹶不振。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天，我的父亲戴石屏因急性黄疽症不治离世。当时我正在淮阴列席华中解放区宣传教育会议，未能回家见他最后一面，虽然相距只有一百几十里地。
不久，蒋介石全面撕毁国共停战协定，苏北解放区首当其冲地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犯。随着连水城的失守，新四军主力北撤山东，苏北城镇几乎全部陷入敌手，沟墩镇也成了敌人的一个据点。
当年冬天，我也背着一支三八式马枪和两个手榴弹，临时参加了一支小部队，经常在沟墩四处打游击。
一天，我们这支小部队接连打了三次仗，迂回奔波了数十里，当夜又在沟墩镇南头敌人岗楼以南1000多米的地带，悄悄地由西而东，越过了范公堤，渡过了 串场河，刚刚跑到几里地外的一个小林子铺了些稻草躺了下来，在村西100多步外担任警戒的哨兵就响起了枪声：大约三倍于我们的一个营的敌军已尾随而至！他 们有迫击炮，机关枪更比我们的多得多。我们只得利用一条条一尺来高的小田埂仓促应战，交替后撤，好几位同志牺牲了。
1947年5月，为配合山东主力部队，在山东沂蒙山区的孟良崮围歼蒋介石的“王牌的王牌”七十四师，苏北敌后的解放军也纷纷出击，出击的目 标之一，就是我的家乡沟墩镇。硝烟未尽，我随军来到了自家门前，只见草屋四周弹坑挨着弹坑，泥巴粘合的碎砖墙上更是弹痕累累。进门一看，全家老少都泪水涟 涟。
原来在双方激战时，我方炮兵打来的一阵阵迫击炮弹中，有一颗正好击中了我家的屋顶，直落在全家人都蜷缩其下的一张大床前。幸亏这炮弹没有爆炸，一家人才侥幸余生。
睹此苦境，我只能对我的母亲和兄嫂以言相慰一番，便依依告别。
其后，我又跟随部队参加了盐城战役、盐（城）南战役、海安一掘港（今叫如东县）战役以及大大小小很多次战斗。在盐城战役中经历了白刃战场面，在盐南战役中因为彻夜站在冰水中而冻伤了一只脚。其间迂回转战，几次途经沟墩附近，我均未能踏进家门。
1948年新年过后，我随军离开苏北，参加收复大运河以西苏皖交界的江淮失地，才碰巧路过家门。但我只能站在半掩着的柴门边，与家人急匆匆地 说了几句话。母亲和二嫂赶忙把元宵煮下锅，叫我等一等；几个三四岁到八九岁的小侄儿侄女，也纷纷围了上来拽住我的灰大衣下摆，不让我走。
“自从你出去打鬼子，你就没吃过家里的汤圆了！”母亲说，“再说，再过半个来月，就是你的20岁生日了１。你小时候每逢过生日，妈都给你煮个大鸡蛋，你还记得吗？这一回，留你也留不住，就吃家里的几个汤圆再去吧！”
本人生于1928年黄历正月21日，当年的阳历2月12日。
“不能，妈！”我说，“不然，我就要掉队了！”
我的三哥戴育霖——他是继承父业的中医大夫——忙问我：“那你何时才能再回家？”
“打败了蒋介石，一定回来住几天。”说罢，我说服小侄儿侄女们松开了手，就疾步追赶队伍去了。
我一口气跑了半里多地，转身一看，还见我的白发老母带着一家大小，伫立在寒风中向我频频招手。
第二年春天，打过了长江，驻在南京，只因工作脱不开身，我没能兑现“打败了蒋介石，一定回来住几天”的诺言。尔后又去了朝鲜、去了越南，实现对亲人许下的诺言，竟推迟了七年之久！
二
七年了，我们的国家确已发生了许多值得庆幸的变化。我满以为，等候游子归来的故土，也必定已呈现出一派姹紫嫣红。兴旺发达的新姿。但是待我下 了长途汽车，对童年时代十分熟悉的大街小巷匆匆浏览了一遍时，我的心顿时就凉了！房屋零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1947年5月，我们消灭了盘据在这里的国 民党军队时所见到的破碉堡和残銹的铁丝网，有的竟像“珍贵的历史文物”，仍原封未动地摆在河边与桥头。除了抗战初期，被“焦土抗战”的国民党守军焚毁了的 连结南北两条街的高大的“景云桥”，已被一座平坦的木桥代替而外，这个饱经苦难的小镇，与我等不及吃家里一个元宵就匆匆离去时所见到的景象，几乎没有什么 说得过去的改观。中学与师范学校没有恢复，连一家稍稍像样的商店、饭店也没有。
再看看镇内外乡亲们所过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颤了！对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他们固然“望洋心叹”，就是对自己血汗浇灌出来的许多东西， 他们似也无权享受——养鸡者吃不上鸡蛋，养猪者吃不上猪肉，种棉花的一年没有几尺布票，种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几小两油。还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 足以蔽体，非不治之症而不得治……
常言道，希望过高，失望愈重。失望之余，必然要想一想：这是为什么？！
八年了！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被全部逐出大陆也已七年了！而千百万的同志们冲锋陷阵时所向往的巨变，为何在我的故土来得这样慢？如果说，“毛主席 是红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的说法是切合实际的，我们的家乡也被照了不少年头了，为什么老是不怎么亮？我虽然没有特意追根究底，但在家刚刚住了下来，就有 来喊冤告状的人们，无意中带着这些答案悄悄地陆续登门了。由此我再深入一了解，家乡旧颜难改的症结所在，就是当地的一些干部不争气。其中尤为不争气的一 个，竟是我小时候的一位同学。
三
1943年秋天，日寇第二次占驻沟墩时，我的这位同学跟日寇当了伙头军。日寇下乡大扫荡，他也跟着“小扫荡”。日寇投降，他潜逃数月才惶然而归。由于他擅长溜须拍马，竟当上了我们的村干部，又混进了党。
从此，他在日寇占领沟墩时的种种胡作非为，立即公开而“合法”地死灰复燃，被人们称做“共产党中的‘二皇’”。
日寇自称“大日本皇军”，中国老百姓就蔑称汉奸走狗与伪军为“二皇”。
土改，他中饱胜利果实；镇压反革命，他与反革命分子合伙做买卖；大军南下渡江修桥铺路，他偷拿修大桥的木料；统购统销，他利用公款和自开的粮 行抢购大批粮食，来春高价出售；粮油供应紧张，街上做大饼油条的小本经营者求他帮忙，他不理，等人家向他送了钱进了贡，他才开出介绍信到县里去要求供应油 粮，并多要了若干袋面粉，分给这些小本经营者替他白出力赚大钱；1956年春天“私营工商业改造”，他“自动”代表本镇工商户到盐城专区去开会，硬向本镇 工商联要了若干“开会费”；业余剧团的经费，抗美援朝老百姓捐献飞机大炮的钱，只要经他的手，他都要来个雁过拔毛；尽管他早已成了家，并有了大帮孩子， 但他那寻花问柳的“雅兴”仍不减当年，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均在他的“寻问”之列。
他还掌握了汽车站和轮船码头，强使一些过路的老百姓必须搭轮船坐汽车。因为卖的车票船票越多，国营公共汽车公司和轮船公司分给他的钱就越多。为此他和他的一个弟弟，曾多次把一些搭乘民船的乘客赶上岸，并把船主打落下水。
1954年，他家盖了三间大堂屋，所有的砖瓦都是从别人家“弄”来的，还白用了许多小工。一个帮他家代耕的农民干了一上午的活，要求吃了午饭再干，他就当众把这位农民打得昏倒在地。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着他的权势，常常挟嫌报复殴打无辜。
他的收入很可观，超过本镇一般工商户许多倍，但他从未认真地报过税。他私自宰了好多头标准猪，也不报一分钱的税。税务所的同志向他催要过好多次，都被他大骂而回……
多年来，镇上的一些党团员和勇敢正直的老百姓，曾不断地为推倒这个新恶霸展开了艰苦的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上面”的许多人，都被这个新恶霸的钞票挡住了眼睛，被他的大鱼大肉糊住了嘴。有人说沟墩区区长吕某吃了这个新恶霸的32只“九斤黄”１。吕区长说：“胡说！只不过是一般的吃喝！”
老母鸡中最高级的一种，黄色的羽毛，每只重达九斤上下。
所以尽管老百姓的控告书多如雪片，“上面”不但根本不理，反把控告者一一出卖给这个新恶霸，任其私设公堂，挨个儿“审讯”。人们又写信到阜宁县委、盐城地委直到江苏省委，一切均如巨石沉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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