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建中时，我住板桥，每天搭火车到万华车站，然后走路穿过植物园到学校。
同样搭火车的，如后来被谋杀的陈文成同学，在来往车站和学校间，是我们能够相互交谈的时刻。
那时候是戒严时代，我们只能小声地交谈。有的时侯，从牯岭街旧书摊中，买到一本禁书，如阿Ｑ正传，就让我们谈个不停。有次作文时，不小心地把自己的看法写进去了，结果当时国文老师姚平，在发作文簿时，故意地把我的作文簿子留到最后，并告诉我要读多点书，少写这类的文章。那篇作文成绩“丙”，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姚老师有些惊吓的模样，大概怕我给他惹来麻烦吧！！
高一时的贺校长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让学生能够自由地出入校内，因此，植物园的草地是我们中午偷懒睡觉的好地方。后来换了一位新校长——崔德礼先生，他比较严格，上学时间不准我们自由进出校门，我们不喜欢他，因此背后称他“缺德李”。
高中三年有许多时间在学校附近闲逛，也培养了不少后来的兴趣，如在牯岭街的旧书摊寻宝而迷上收藏字画，在历史博物馆前观看名画家马白水的水彩写生而迷上水彩画作。
毕业四十年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是住在台北市，也常到植物园看荷花（今年植物园没有荷花，据说是有病菌的缘故），也常到建中旁泉州街的林家干面，吃碗福州干面加上蛋包鱼丸汤。记得读建中时，这家面店是在美国新闻处旁骑楼下，如今搬到附近的的店内。原来的店家门牙有缝，如美国影星泰利汤马斯那样，如今由他儿子继承这家店，隐约间还可见他父亲的影子，但他的门牙缝不那么大。
有几次看到报纸上报导，有六十老翁发生意外，想想自己也近六十岁了，也就是将被称为老翁的阶段。人变老有个共同的现象，就是记得四十年前的事，但忘掉四十分钟前老婆交代的事，因此屡次受到“责备”。
几个老翁在一起，也只能和当年建中学生一样偷偷的骂，但当时骂的是威权政府、万年国代，如今骂的是老婆的唠叨。所谓年少志气高谈国事，年老志气小谈家事。
最近，据说有人要举办毕业四十周年同学会，要写一点感言，而且限时交上，因此把自己的作文交上，希望这回作文的成绩比“丙”好一点，不会被拒绝刊载。（高三16班 徐正毅 Oct 3 2008）
后记：很幸运地，此文已为“建中校友”所收录，刊载于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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