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第一章 即兴表演 (1)

《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
伊森‧葛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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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妻子坚持的话,我真的没心思去参加这个被称为“即兴表演”的现代艺术展。我们俩骑上自行车,妻子说,艺术馆座落在紫禁城正西一个不显眼的庭院里。我们并排骑着车,我很认真地问她“你觉得我们过得开心吗?”她给了我一个肯定的回答,眼神里带着微笑,春天的空气里似乎充满了两个外国人在一种陌生的文化中获得的满足感。

那天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事实上,我们这里的生活并非那么令人陶醉。正如我以前所说的,我在一九九八年的耶诞节来到北京,来此的目的是拍一部电视纪录片,描述美国的小企业如何在东方尝试他们的资本积累之旅。当我在美国商界为这部片子寻求赞助时,很多人表示喜欢我的创意,但愿意提供赞助的人少得可怜。没办法,为了避免自认失败而离开北京,我这个唯一的西方雇员不得不在一个二流的独立电视节目制作公司挣扎着,做些自己感觉良好的脱口秀节目,以换取微薄的中国工资。很快,我们结识了新朋友,发现了美味的餐馆,找到了掷飞盘的伙伴,走遍了北京的每一个角落,习惯了在异乡的生活。与此同时,我的妻子则继续从事极具亚洲特点的学术研究:混杂在一群文革期间穷途潦倒,至今看起来依旧有些寒酸的学者中间,查阅发霉的史料,对历代清朝皇帝逐一进行研究。

就在艺术展的前一天,我被任命为新的电视节目的制片人,节目内容是关于一个中国人试图打入美国市场的故事。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是,北京电视台--一个庞大的国营电视网路集团就该节目与我们公司签订了合约。不出意外的话,我们的观众将猛增一亿多!甚至达到一点五亿!如果上海方面也与我们签订合约,观众的人数将会更多。然而事实上,我在节目中只能参与一些关于离婚、环境污染和其他“非敏感”的内容,以免触动反应过敏的传媒审查机构。尽管如此,我已开始崭露头角,与一群有才华的制作人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工作。而我的妻子,也在有条不紊地经营着她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她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诸如获邀参加在邓小平生前最喜欢的饭店举行的豪华宴会;与领导们相互间的信任与日俱增;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一天比一天频繁。此外,她所研究的高雅艺术已经成为新中国得以合法存在的基石,它勾起了广大平民对象征中华帝国的权力、文明和威权的无限缅怀和向往。

中国现代艺术本提不起我们的兴趣,但请帖还是不断地发来。礼貌使人感到温暖,甚至能发展成为一种近乎真实友谊的东西。我现在就被那种来自他人的温暖包围着!我们拒绝了所有的邀请,而参加这次活动完全是一时兴起。当我们把自行车停靠在紫禁城边上的艺术馆时,我脑子里就是这样的一些想法。

不出所料,殷切迎接我们的是相貌柔美的年轻女子。在这些场合的女子总是穿着一袭黑色紧身衣裤,仿佛是成熟的、国际性的文化潮流的象征,脸上带着一成不变的羞涩和期待的笑容,一遍遍地对每一位来宾说“请您签名。”

我们从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拿起红酒,迅速地浏览一遍展出的作品:一组巨大的精心摆设的照片,照片里是一名纤瘦的中国男子和一名穿着黑色靴子和小透明雨衣的金发女郎;数根立在大块生肉里不断跳动的电动阴茎;一件由灰绿色塑胶制成的皇袍;充斥着飞鸟、金鱼和蟋蟀的中国各色国家建筑的塑胶模型。宾客不断地涌进来,其中一半的人留着中国艺术家所特有的波西米亚头,另一半则是外国人、穿着黑色紧身衣和留着短发的白人女孩,以及套着格子条纹衬衫的白人和他们瘦得皮包骨的中国女友。每一个人都在兴奋地交谈着,为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周六下午能来到位于新中国最中心的地方而感到高兴。

我看见了一个刚认识不久的熟人,他是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沃尔斯堡的中国艺术品经纪人,总是乐呵呵的。他隔着小花园向我招手,于是我走到一个画有精美中国图案的天篷下站到他身边。他对着我微笑,我也对着他微笑,经过一番简短的交谈后,我迫不及待地向他提起我的新的电视节目。

他开始点头表示赞赏,非常好,非常好,北京电视台,对吗?“你听新闻了吗?”他问。

我摇摇头。

“我在刚才来的路上听说,昨天晚上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一枚炸弹击中。我猜只是遭受了一点小小的损失,但是中国方面却说有十八人在事件中受伤。麻烦来了。”

我感到很吃惊,上帝,又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但同时我也觉得很欣慰,至少没有死人,这是最主要的!过去几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仿佛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当我与中国同事吃午饭时,他们偶尔会在我面前谴责对科索沃的空袭。但是他们看到的只是国家控制的电视台在反复地播放所谓的“北约暴行”:被炸毁的建筑物。而大批流离失所的难民却被故意掩盖。我常会这样问他们:“你们知道发生在科索沃这块土地上的战争持续多久了吗?是为什么而战吗?你们总是不断地提起鸦片战争,但那是有经济因素的。难道你们认为美国试图从科索沃赚取经济利益吗?”一个戴着托洛茨基式眼镜,在电视制作公司里负责财务部门运作的女孩,在说了一句大意是“美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国家”后便愤然离开了餐桌。但总的来说,我的同事是一群有思想和讨人喜欢的人,他们能在基于对事件理解的程度上,允许我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是一种对等的尊敬。

没有人死亡,这是我首次听到中国使馆被炸时得到的最重要资讯。有可能是煤气炉泄漏而引起的爆炸。不管怎么样,没有死人,我不停地对自己说着。就在这时候,一个瘦小的,近乎赤裸的中国男人把自己装在一个塑胶泡里,浑身涂成绿色,塑胶泡插着一条软管,并开始往里面灌水,周围的相机对着他不停地拍照。然而,艺术展的节奏似乎慢了下来,时间在慢慢凝固。有关人员伤亡的消息正在传开。死人了。一开始是一死二十三伤,后来又说死亡人数是两名。此次艺术展发起者之一李振华正快速穿过人群去接一个紧急电话,他对我点头示意,脸上带着一种扭曲的微笑。最后,一位相识的南斯拉夫记者非常确切地告诉我(他看了CNN的报导):三枚导弹击中了大使馆,导致三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来自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女记者。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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