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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評征文】浮生瑣憶 (12)

巴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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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22日訊】5 自留地之爭

兩千六百多年前,在中國北方平原上,演出過一幕驚心動魄的活劇。

一群亡命的貴族重冑,在黃土平原上仆仆奔馳。他們雖然仗劍駕車,但看得出來,一個個衣冠不整,疲憊不堪,饑腸轆轆,難以繼續趕路。他們餓狼一般的眼睛,四處搜索,只見荒涼的田壟間,麥苗稀疏,顆粒難覓,哪裡去找可以填飽肚子的東西!這時,他們發現一個衣衫襤縷的農夫,在田間正低頭彎腰除草,動作遲緩無力。流亡者中一個衣著華麗的年輕人,走下車來,用盡可能客氣的口吻向農夫請求:『請你給我們弄些吃的東西吧!我們幾天沒吃過飯,都快走不動了,你無論如何得幫幫忙才好。』半天才直起腰來的農夫,看了看這一群路過的客人,嘆了一口氣,又彎腰從腳下捧起一大塊泥土,送到年輕人面前,無可奈何的說:『沒有別的了,只有這個給你吧!』

年輕人突然變色,怒氣沖沖地轉身從車上取了馬鞭,對著農夫就打。忽然旁邊閃出一個上了年紀的人,極力勸阻:『公子息怒。這是土地,上蒼賜予的無價之寶,不正是公子的好徵兆麼!』年輕人沉吟片刻,丟下鞭子,跪倒在地,叩頭感謝上蒼,然後鄭重地捧起那塊泥土,放到車上。一行人又驅車策馬,揚長而去,車隊過處,捲起漫天黃土……

這是史書《左傳》裡記載的,有關春秋時代晉國公子重耳亡命途中的故事。我沒有受過嚴格的史學訓練,無法考證這個歷史故事的真實性,也沒有必要作這樣的考證。我只憑自己的經歷,從這個歷史故事中得到某些啟示:土地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後各種財富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財富。誰控制了土地所有權,誰就擁有財富和權力。古代的帝王貴族是這樣,現代革命政權的領導集團也是這樣,只是採取的政策不盡相同罷了。

清朝政府被推翻,封建專制制度尚未全部剷除,共和制度又未建立,填補這個歷史空隙的,不是西方傳來的『民主與科學』,而是本土固有的傳統怪物——群雄割據,軍閥混戰。『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它們的農民運動領袖毛澤東的真理。憑著這個真理,就佔山為王,就擁兵自重,就『逐鹿中原』,最後打敗了自己的『老師』——群雄中最強大的蔣介石集團,並取而代之,建立起一個更強大也更殘暴的軍閥政權。

毛澤東標榜自己開創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比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多了一道『人民共和』的誘人油彩。實行的卻是一套完全悖離國情的『 社會主義革命路線』。尤其在『土地政策』上,通過『農業合作化運動』,在不到六年的時間裡,完全剝奪了全國農民的土地所有權,美其名為『土地集體所有制』。

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把農業搞垮,使農村凋蔽,令農民墜入深淵。但是,人民公社的慘敗,並沒有使毛澤東從『階級鬥爭萬能論』的迷誤中清醒過來,反而老羞成怒,不惜大耍權術,縱橫捭闔,發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軍閥集團內外的所有政敵逐個打倒。在農村,又將『自留地』之爭,無限上綱,把已經喪失了土地所有權的農民,逼上了絕路。

毛澤東去世,鄧小平復出,雖然解散人民公社,但『公社雖死魂猶在』。鄧小平以保持『晚節』為重,不肯拋棄毛時代的僵屍,農民土地所有權無從著手解決,至今仍然是困擾『三農』(農業、農村、農民)最根本的後遺症。八十年代初,中共元老之一的葉劍英元帥,曾經寫下『忽憶劉亭長,蒼涼唱大風』的詩句,固然是毛澤東晚年孤獨心境的寫照,況之當年已八十高齡的鄧小平,恐也相去不遠。現在,可以來細說一下『自留地之爭』的來龍去脈了。

甚麼是自留地?有必要作點簡要的說明。

農業合作化高潮期的一九五六年,各地黨委爭先恐後脅迫農民加入農業高級合作社,那是 因為,毛主席嚴厲地批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農業部部長鄧子恢是『小腳女人』,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上,犯了嚴重的『右傾』錯誤。這還涉及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等中央要員,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上犯了『反冒進』的錯誤。毛主席在廣西南寧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責了周恩來等人的錯誤,並強令各級黨委必須加快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腳步。因此,農業高級合作社,這種農民從未聽說過的社會主義新鮮事物,一夜之間就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了。

高級合作社和初級合作社最大的差別,就是『土地折股入社』。農民加入高級社,必須按高級社的『章程』,把自己所有的耕地折價入股。本來,耕地有肥有瘦,有遠有近,有旱有澇,折價各不相同,但為了『互助合作,共同勞動致富』,不能過份計較,只按面積訂價。將來收成,以一定比例,按股分紅。但有個不大不小的難題,就是耕地都入社,歸『集體所有』了,日常生活必需的瓜、豆、蔬、果,如何解決?于是,又訂出一條『章程』:按各戶人口多少,在村頭寨口,規劃出少量耕地,留給各家各戶自己種植一些必需的農作物,自種自收。這些少量留給各家各戶自種自收的耕地,就叫做自留地。

農民成了高級社社員,『高級』受到上級黨委表揚,自然比『初級』光彩多了。但是,由高級社的幹部(社主任或生產隊長)排工、帶領,一起下地勞動,一起收工,與城裡的工人上下班差不多,總有些不習慣,不方便。從前一家人在自己的耕地上勞動,自由自在;現在一村子人,吵吵鬧鬧在大田集體勞動,你看著我,我看著你,口水多,幹活少。內急了,連找個地方方便一下都很不方便。而且,勞動記工分,非常繁瑣,又不能立即兌現。耕種自留地就不同了,收成好壞,直接影響自己的日常生活。因此,人在大田參加集體勞動,心裡卻記掛著自留地。

農民參加集體勞動,出工不出力,幾乎把全副心思,都放在自留地上,這就與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背道而馳。各級黨委未必能深刻了解問題的實質和危機,都在為農民『缺少集體化勞動的興趣和積極性』而束手無策。大概只有毛主席,從列寧主義那裡搬來了一套哲學,才把中國農民定性為『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是資產階級『汪洋大海般的社會基礎』。從這時開始,毛主席再也不提自己從前最為得意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更不會再提甚麼『一切權利歸農會』。他現在耿耿於懷的是,絕大多數的黨的領導同志,渾渾噩噩,根本不知道『社會主義革命』為何物,更不了解『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必須把農民的私有土地權,通過『集體化』道路,『改造』成集體土地所有制。

因此,兩年後的一九五八年,又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用極其強大的政治宣傳,和各級黨委強硬的手段,強制推行『人民公社化』。

按照人民公社的『章程』,原來高級社『土地入股分紅』的條款被取消了,土地全部歸公社所有。公社的組織,是在黨委領導下,黨政軍(民兵)一體化,擁有絕對權力,統管包括土地、勞力、農具、生產、分配、治安、教育、衛生、繳納各種稅收等要務。農民失去土地所有權,也失去種植自主權,連自留地,也當作『資本主義尾巴』被割掉了。這時,農民真正成為農村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毛主席宏偉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計劃,大功告成。

人算不如天算。不說別的,就拿吃飯來說,這件人類生活第一需要的大事,歷來都是以一家一戶為單位進行的。這不是哪一位偉大發明家的專利,而是人類在千萬年發展歷史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家庭,包含著男女、長幼、婚姻、鄰里、宗教、宗族、親戚、朋友等極其豐富的內容和關係,並與不同的天時、地利相結合,形成各俱特色的鄉土文化。由同一地區的許多家庭組成的社會,又逐漸形成本地區的風俗習慣,這就是人類生活最初的社會生態環境。和自然生態環境一樣,社會生態環境也是不可以隨便改變的。毛主席異想天開,大辦公共食堂,大搞吃飯不要錢運動,把各家各戶的鍋灶都毀了。俗話說,天下最缺德的兩件事:一是挖人家祖墳,一是砸人家飯碗。農民是最苦的弱勢群體,即使在水深火熱的饑餓線上掙扎,也只能發出『社會主義是這樣,共產主義想就知』的嘆息。

人民公社的全面失敗,餓死幾千萬人,迫使毛主席不得不發表《告全國貧、下中農書》。堅持公社一體化原則的同時,將公社一級核算制(大拉平),改為『三級』(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核算制(承認差別)。同時,按原有的基礎和標準,發還各家各戶的自留地。但是,土地的『集體所有制』不變。

俗話說,田雞(青蛙)嘴含一口水,不吃不喝也能活過一冬。自留地就像田雞嘴裡一口水,農民有了這口水,就有了活路。加上傳統的農村貿易活動逐步恢復,農貿市場(農民都叫『自由市場』)逐步形成規模,自留地的產品,可以在自由市場上交易。『兩自』(自留地與自由市場)的活動,帶動了整個農村的小商品流通,農民雖不能從小商品流通上獲取大利,起碼可以鬆口氣,或者說,自由地呼吸幾口新鮮空氣。這樣一口水,歷時三年,才慢慢恢復到大饑荒前的生活水平。

農民剛剛緩過一口氣,毛主席的一口氣卻憋得發慌。他在物色好自己的助手之後,立即把林彪捧上神壇,成為自己的『副統帥』,副統帥更將統帥捧為『偉大的舵手』。軍權牢牢掌握在手,又在全黨全國掀起一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次運動依然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但鬥爭的對象則是前所未聞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甚麼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指個別人,還是某些人,或是某一個階層?甚至是某個特定的級別?毛主席拋出這個葫蘆,裡面裝的甚麼藥,無人知道。

運動的重點在農村,叫做『四清運動』。我相當仔細地閱讀了『中央文件』,還是不懂。後來參加省委書記趙紫陽為團長的『四清』工作團,到揭陽縣漁湖公社溪南大隊實地工作了八個月,才弄清楚『四清』和『四不清』的一些問題,但仍然弄不清楚『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甚麼東西。

十年文革,我就是弄不懂『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才會挨批挨鬥,坐監牢,入牛棚,妻離子散,差點丟了性命。以後有機會,再說得詳細一些。現在,還是回到題上來,繼續說說農民如何被割掉『尾巴』的事。

珠江三角洲河道縱橫,良田萬頃,歷來被譽為魚米之鄉。又因南瀕大海,地連香港、澳門,數百年前即已與海外異邦建立了民間血緣關係。華僑每年寄回老家的匯款,超過億元,民間的商業往來,更帶動各行各業的繁榮。土改運動給農業和商業帶來第一個災難性打擊。公社化造成饑荒,數十萬人逃港(生)。而海外華僑為了救援家鄉親人,通過香港輸往內地的食品和物資,成船成車,源源不絕。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許多災民是靠著海外的救濟才活下來的。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僅僅清查『海外關係』,就足以令人人自危。向來對家鄉奉獻特豐的華僑,突然變成『間諜』、『特務』,凡是與華僑有關係的人,都被視為有『裡通外國』的嫌疑。在如此沉重政治壓力之下,『僑匯』被迫中斷,竟達十年之久。比日軍佔領香港和南洋各國,迫使『僑匯』斷絕五年,還要長出一倍。

大門關死了,再來收拾『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就以為可以得心應手。省委領導當然從大處著手,強令改變水稻一年兩造為三造。兩造改三造,要多付出一造的成本、勞力、種子、肥料,加上天時、地利錯亂,嚴重影響水稻的正常生長。因此,雖多種了一造水稻,年畝產量並沒有增加,用農民的話說,『白做了一造』。但是很多人弄不明白,這樣勞民傷財的蠢事,高明的省委領導為甚麼還會樂此不疲?

省委書記王首道,自稱是毛主席開辦『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生,當然是熟知農民生活生產情況的農民領袖人物。有一年,他提出一個糧食增產計劃:廣州以西一百公里,加種一造冬小麥。這一計劃下達以後,整個珠江三角洲,就如打翻了一籮大海蟹。

原來,三角洲地勢低,水位高,大多數圍田,比珠江水平面還低。冬天雨水少,珠江水位下降,農田土壤相應含水量少,加上日間蒸發,土壤比較乾燥,種植一些生長期較短的作物是可以的。大面積種冬小麥,百弊而無一利。因為,一到清明前後,春雨紛紛,江河水位逐漸升高,土壤飽含水份,而這時小麥正抽穗灌漿,日照不足加上土壤濕度過大,小麥爛根,可以使一冬辛勞,顆粒無收。農民當然有種植經驗,為了防止小麥爛根,花了大批勞力,在麥田四周深挖排水溝。甚至在麥田中間,埋設了條條瓦筒,作為排水管道。如果春雨來得早,大量的勞力和物資,也無濟於事。而且,冬季休耕,將水稻田翻土曬白,提高地溫,有利於明春早稻禾苗的生長。現在都種上小麥,收成沒有把握,又有害於水稻生產。

為甚麼淨幹些勞民傷財的蠢事?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把農民死死釘在人民公社的社會主義集體勞動上,再也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搞那資本主義的自留地。對農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打擊和限制,從中央到基層,貫徹到底。在手段和花樣上,各地八仙過海,越下級越粗暴、越流氓。有的地方,舉行了『三個屁股扭在一起的經驗交流會』,並公然向全縣推廣這一駭人聽聞的『先進經驗』。所謂『三個屁股』,就是人、牛、豬的屁股,都必須到指定的『公共糞坑』去大小便。

這樣,人畜糞便頂好的農家肥,全部歸公,農民再也沒有肥料可以去種自留地了。農民連大小便都沒有自主權,人格遭受踐踏,已經怒火中燒。餵養豬、牛,還要跟着豬、牛的屁股轉,風雨無阻,冬夏不易,累人煩人不算,豬、牛一天被趕著『如廁』來回好多趟,吃了飼料也不長膘,還會生病。

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一天,一個生產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帶著幾個民兵,親自到各家各戶去檢查,農家屋前屋後自己種植的果樹、蔬菜,都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鋤、鏟並舉,一律割除。上村一位姓朱的貧農,孩子多勞動力少,是生產隊裡最窮困的『超支戶』。他屋後種有三株大芭蕉樹,每年收割下來的芭蕉,全家大小都捨不得吃,拿到自由市場賣了,換些食鹽、火柴幫補家用。就在這一天,支部書記一聲令下,三棵芭蕉都被砍倒,丟棄一旁。姓朱的貧農看著揚長而去的支部書記,怒火升騰,兩眼冒煙。

黨支部書記就是當地的最高領導人,集黨、政、軍(民兵)於一身,舉凡生產、分配,參軍、上學,乃至外出探親訪友,沒有他老人家點頭,甚麼事都辦不了。每天要求他辦事的人不少,免不了請飲請吃,他每日中午也必在茶樓『辦公』。姓朱的貧農當時來到茶樓,走到支部書記背後,抽出一把砍竹子的利刀,大吼一聲『去死啦!』一刀劈了下去,書記的頭顱滾落地上,血濺四周。茶客們驚叫四散,他也趁亂逃出茶樓,不知去向。兩天後,縣和公社的幹部、公安人員,在附近一座小山上的樹林裡,發現這個殺掉支部書記的貧農的屍體,經法醫鑑定,是服農藥自殺的。這一事件在農民之間傳了很久,也議論了很久,中間難免有些添油加醋,同情的取向在殺人的貧農一方,他是被逼上絕路的。

鄧小平復出以後,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改革。政治上,在毛制訂並執行多年的『六項政治標準』基礎上,再加『四項基本原則』。用鄧小平自己的話說,就是『堅持』兩條:『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在農業方面,改『三級核算制』為『包產到戶』,官方定名為『承包聯產責任制』。其實,早在六十年代後期,人民公社名存實亡,農民為求生存,瞞天過海,私下達成默契,逐漸形成『包產到戶』這種勞動生產形式,與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改革』毫不相干,更不是總設計師『設計』出來的。

農民在吃了幾年『承包』的定心丸之後,到一九八四年,農業經濟改革和國營經濟改革一樣,都處於連連虧損的困境。國營經濟搞而不活,是因為『堅持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爛攤子般的生產環境得不到改善。農業的情況更加嚴重,土地所有權仍然『堅持集體所有』,生產環境日益惡化,人口繼續膨脹,到八十年代末,已經超過一億的農村人口,無『農』可『務』。國營企業大批工人失業(早期叫『富餘人員』,後來叫『下崗』),農村人口大批無業(早期叫『洗腳上田』,後來叫『盲流』),工農兩業,是國民經濟兩大支柱,現在已變成兩大不穩定因素,是鄧小平無法甩掉的兩個燙手山芋。

鄧小平和他的前任毛澤東一樣迷信『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改造』也好,『改革』也罷,都註定以徹底失敗告終。唯一能『苟延殘喘』的,是『對外開放』這一項權宜之計。廣東是『對外開放』最早的地區,能夠順利接受資本主義『輸血』,從最初接受港商的『三來一補』,到接受外資搞『合資』甚至『獨資』,繼而爭先恐後引進外資,到台商爭先恐後登陸,都和廣東人『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根深蒂固有密切關係。

在外資潮水般湧來的時候,廣東幹部,包括『兩腿泥巴』的農村黨支部書記,突然發現,從前產值極低的土地,一夜之間變成取之不盡的巨大財富。從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五年,僅僅將農耕地轉移成商業用地一項,就有高達四千多億元人民幣的收入。其中到底有多少人民幣,落入貪官私囊,恐怕是無法清查的了。

廣州近郊、遠郊,相繼發生多起政府無償徵地,村民憤然抗議示威的嚴重事件。規模最大的一次,有三千多村民包圍了縣(市)政府,並與數百名鎮暴警察發生衝突,警察施放了十多枚催淚彈,毆打並拘捕『帶頭鬧事』的村民,事態暫告平息,根本問題(即土地所有權)遠未觸及。

從表面看,是中共鄉村黨支部 書記或基層政府負責人,把他們在職權上管轄的農用耕地,轉讓給企業或賣給港商、台商作商業開發用地,交易額少則數十萬,多則數百萬數千萬元人民幣。村民的傳統耕地被徵用、轉賣,事前既不徵求村民的同意,事後又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補償,許多官員從中貪污舞弊,更是激起村民憤怒抗爭的原因。但從本質上考察,卻不難發現,中國大陸傳統農民,在為自己土地所有權被非法剝奪,而謀求奪回這一基本權利作最後的鬥爭。

只要中共不肯『讓權讓利』 ,這種涉及基本人權的抗爭,永遠不會止息。

4/21/03(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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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八月,多事之秋

    歷史會記住這個時刻。

    一九五八年八月,是中國現代史上、也許還是世界現代史上的『多事之秋』。中國第一個農村人民公社,在黃帝的故里河南誕生了。在嶺南,第一個人民公社急急忙忙投胎,選擇在紫氣橫來、水稻衛星升空的連縣。說來湊巧,我的女兒也在連縣一家醫院裡呱呱墜地了。八月二十三日,中國的萬門火炮,對準自己的國土家園金門,輪番轟擊。同時向世界宣稱﹕萬炮轟擊美帝頭子艾森豪威爾!

  • 3 瘋狂的夏天

    夏收夏種,是農村最繁忙的季節。繁忙,意味著甚麼,並不是一開始就能夠弄明白的。我的想象力只局限於上草村,每一個勞動力平均要負擔十二畝水稻的收割和插秧,附加犁耙田及施肥。將近一半的田間勞動,要靠每個勞動力的肩膀(挑擔運輸)才能完成。所以,比平時要多出力,多出汗,甚至加倍的出力出汗,是可以預料的。

  • 2 桃花源裡可耕田

    上草村只是農業社的一個生產隊。我們在這個生產隊落戶,有點像後來的『知青上山下鄉』。我們帶著自己的戶口和糧食定額到這裡來,和社員一樣參加勞動,一樣參加評工記分,一樣領取工分票。不同的一點是我們的身份是國家幹部,工資關係轉到縣委組織部,按當地的級別工資標準,每人比原來的工資額都少了一級。


  •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摘自毛澤東詩《七律.送瘟神》

  • 小 引

    一九五六年初冬,南嶺蔥蘢。

    我在深山裡跋涉了七個小時,還不見有一戶人家。這時,西山日落,彤雲滿天,回首來時山路,蒼茫無際。

    正進退兩難,忽見樹林深處閃出一條人影。等這人走近了,才看清他的模樣。只見他一身粗布黑頭巾,黑短褂,黑褲衩,頭插一根野雞翎,腰插一把開山刀,腳踏一雙十耳草鞋。他肩上扛著一株枯乾的大松樹,走起路來虎虎生風。

    我讓在路邊,向他打聽我要去的那個瑤排。他兩道目光閃電一般在我臉上一掃,揚手朝前方一指,腳步如飛,轉眼間消失在濃重的暮靄裡。

  • 特務長楊標真冤                      
      
    我永遠無法忘記﹐那一年秋天的一個下午﹐在我眼前出現一幅如此不可思議的情景﹕兩條細麻繩﹐死死拴住特務長楊標兩個大拇指﹐通過小滑輪用力一拉﹐楊標本能地踮起腳跟﹐就在腳尖離地的一刻﹐他滿臉通紅﹐大汗淋漓﹐殺豬一般地嘶叫起來……。
  • 在國內公開出版物中,有一篇《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是毛澤東早年從事「打土豪,分田地」鬥爭的紀實文字。五十年代出版過一部長篇小說《暴風驟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東北土改運動的某些真實面貌。還有作家丁玲寫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部獲史達林文藝獎的小說,內容和藝術風格都跳不出《暴風驟雨》的格局。此外,再沒有片言隻字,提及「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場翻天覆地、生靈塗炭的土改災難。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週年紀念,海外某些早已脫離「共產體制」的知識人,偶爾提到當年的土改,仍然不加思索,原封不動沿用當年的套話:甚麼「土地回家」,「農民翻身做主人」?本文所記述的,僅限個人所見所聞所思。冒昧刊出,就教各方高人。
  • 陶鑄治粵,從一九五一年春開始,至一九六六年竄升為中共中央第四把手,可謂官運亨通,風光了得。不料三年後,即被打成「叛徒」、「保皇黨」,死於非命。
  • 鯉 湖 鎮 一 役

    一陣激烈的槍聲,震得寒星搖搖欲墜。

    鯉湖鎮周圍十幾里數十個村寨、近二十萬民眾,都從睡夢中驚醒,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膽子大一點的人,輕輕開門走出來,黑夜裡互相輕聲打聽,又都茫無頭緒。小北風颳得很緊,不明來歷的槍戰,一陣緊似一陣,似乎還夾雜著一兩聲沉悶的手榴彈爆炸聲,更平添幾多不安和恐懼。有的縮頭躡足,返身入屋,閉門不出。有的披上一件舊棉襖,摸索著走出村口,試圖辨別槍聲的方位,希望得到一點甚麼消息。

  • 我上小學的第一課,就是學唱國歌。老師把簡譜和歌詞用粉筆抄寫在黑板上,字體端正美觀,便有一種引吭高歌的慾望;老師拿教杖指著,逐字逐句地教,我和小同學們跟著逐字逐句地唱:「哆哆─咪咪─嗦嗦─咪唻─」,居然很快就朗朗上口,心裡一高興,課堂上高聲唱,下課獨自哼唱,放學回家路上,更是忘情高唱。不出一星期,在全校紀念週會上,我已能吞吐自如。加上我的童音比較清亮圓潤,贏得老師同學讚許的目光,心裡未免有些翹翹然。凡上音樂課,我特別起勁,特別投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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