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民国26年7月7号，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史称“七七事变”，或者“卢沟桥事变”。
那年，我在老家，山西省五台县东儒村上小学二年级。成天听见远处传来炮声，原来那是日本鬼子跟中国军队正在打仗。天空中，时而有日本飞机掠过。
一天下午，下了课，我去离家不远的田里捡拾农夫漏掉的玉蜀黍，忽然听见一个同学说：“张仁虎（我的小名），你爸爸回来了。”当时，家严在太原阎锡山手下的山西实物准备库洪洞县分库当经理，不常在东儒村出现。我立刻把捡成一大堆的玉蜀黍丢在田里，跑步回家。
没过三、五天，我爸爸带着我到学校，收拾了东西，其中有一个小箱子，大概三尺宽一尺多高，是我的书桌，放在炕上使用的。我想家严一定是告诉学校，我得休学了。
后来没多久，我姑姑的儿子，我叫他官顺哥，他们一家从别的村子搬来我家。我们一家大小则坐着“驾窝子”（前后两人抬着，上有草席覆盖，有点像结婚时候的花轿）离开家，到了五台县城内我大姨妈家小住数日，接着又向太原市出发。当时我家养着一条五台山买来的狗。它好像看着我依依不舍！
在太原，我们住在一个木材行，是我父亲朋友开的。初次看见电灯，觉得很好玩，很奇怪，也觉得很亮，很喜欢；从前在老家东儒村，我嫂嫂、姐姐天天做饭，在木材行，每餐都是木材行厨房送来，所以嫂嫂、姐姐也非常高兴。
没多久，我们要坐火车向南去洪洞县。在火车上，一直等，车不开，听说怕日寇飞机轰炸。大约等到近中午，火车开动了。可是，离开太原车站不久，又停了。靠近出口的人，大家都跑下车，躲在高粱地里头。天上的飞机，开枪扫射，格格格的声音很怕人。我在高粱地里，听见还在车厢里头的家母说：“唉！二小子，也不知在哪儿！”（二小子是我的乳名）。我想我妈妈一定想跟我“死”在一起，所以，我又反身进入车厢。妈妈看见我，立刻让我躲在座位下面，上面又挡了一件行李。机关枪一直格格格响个不停。我惊疑不定想着，子弹会穿过行李，射入我的背部。大约过了不久，飞机走了，火车又开动，一直到了洪洞县城。
后来听说，那次日机是炸太原东站，我们坐的火车是在太原西站。
实物准备库职员不多，有一位佣人名叫鸣凤，是一个机灵小伙子，每餐都送饭给我们全家吃，有时还带我玩，教我怎么打电话。
后来，冬天来了。日寇有继续南下的企图，家严对此忧心忡忡，开始收拾细软，预备逃亡到洪洞乡下躲避。他白天上班，晚上在家与家母一起忙碌。有一天，夜里很晚了，佣人鸣凤前来敲门，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家父说：“城门大开，警察都向城外跑呢！”
家父立刻吩咐家人，快穿鞋袜，我们要离开像是一栋“豪宅”的准备库，去鸣凤家暂时躲避。一位职员姚先生也一起奔逃，他来我家帮忙。大家手里提着小箱、小包向外飞跑。家母小时缠过脚，由我扶着。街上人山人海，。姚先生年轻力壮，走在最前方，家严一直大声喊叫：“姚先生，慢一点！”后来我才知道，姚先生手上的黑色皮包，里面都是我家的钱，公款，私款，法币，山西钱！
我们离开准备库，为何要去鸣凤家呢？他家是一户民宅，家父觉得目标较小，逃兵、日本鬼子比较不会去抢劫！
鸣凤把他父亲叫醒，老先生把我们安排睡在客厅。大家都很累了。似睡非睡，矇眬中，一声炮响，纸糊的窗子，振动中可见红光。家母对家父说：“你们男人走；我们女人死在这里。”但是家父没有同意，他说：“要死，全家死在一起！”
正在交谈中，又一声炮响，家父催着大家说：“快！快！”离开鸣凤家，街上人挤人，静悄悄，没人说话，只管向城门走去。几声炮响，振动人心。我扶着母亲，拥挤着出了城门。
一路上。父亲一直大声喊叫：“姚先生，慢一点，等我们啊！”那炮声似乎远了一点，大马路上不太拥挤了。最后到了目的地──城外，父亲的一个朋友家。
那时天都快亮了。主人给我们做好了早饭。我父亲跟我哥哥，我姐夫一起又返回城里。
原来，头一天夜里的炮声，是国军炸断铁路，阻止日寇南下。接近中午，父亲，哥哥，姐夫，雇了马车，把已经收拾好的行李运到城外。休息一天，全家逃向一个村庄，叫西原。在那里，我们向一家农民租了房子，住了两年。后来听说日本鬼子，渐渐从洪洞县城向周围村庄发展，我们又搬家到王家村。
在王家村，常常有日寇来袭，“早上来，下午走”。一天当中，村里没人，抓走鸡，拉走猪，任他们抢劫，蹂躏我中华！
一年秋天，农家正忙。有消息说，日本鬼子又要来了。这一次，不是“早上来，下午走”。而是要“住几天”。家父把姚先生提过的黑色皮包，从地底下挖出来，捆在棉被棉衣里头，因为很重，决定用毛驴驮着向深山走去。
天还黑着，全村老幼像赶集一样，离开王家庄。缓缓前进，又爬山，又过水，最后到了一个山顶，很多人在此休息，我们全家也席地而坐。太阳已经升高了，有人开始出汗。“来了，来了。快逃，快逃！”远处传来这样的警告。
大家连跑带滚，躲进杂草里面，空气静得可怕。大家不敢大声呼吸。只见小鸟飞来飞去。
我家的毛驴在一个转弯处大坝的后面，行李放在一棵树下。大约过了一个钟头，有人喊话：“出来吧。鬼子走了！”
我扶着母亲，向行李堆走去。还离着很远，母亲已经号啕大哭！妈妈看见行李都被打开了，满地都是我家的包裹、杂物。姐姐嫂嫂相继走近。（哥哥跟姐夫，去了晋西参加抗日工作，没有在家；妹妹还小，不大懂事，跟在大人后面；家父是早上离家的时候，正喝一碗稀饭，他叫我们先走，自己再追过来会合，结果与大家分散了。）我们七手八脚，把散落在田地里的东西收拾在一起，把毛驴牵到旁边，附近几个当地农夫伸手帮忙我们抬到毛驴背上。正好附近有一户农家，一位老太太叫我们先去她家休息。因为一天几乎没吃东西了，老太太吩咐她儿媳妇为我们做了简单午餐。早上从王家村来的人都返家了。我们正吃着饭，家父也到了。他好像见了母亲立刻问那个“姚先生拿过的黑皮包”是否也被抢了。母亲说了一个“是”字，父亲的脸色变得苍白，几乎昏倒！（过了几个礼拜，他说，那里面的钱，我家可以吃喝一辈子。）天色渐晚，我们垂头丧气，无精打采，赶着毛驴回到王家村。
从那以后，家父开始跟沦陷区的朋友联络，老人家在洪洞县城、太原市里，旧识很多。大概三个月以后，我们全家动身，先把在晋西抗日的哥哥姐夫都叫回来。家父对他们二人晓以大义，告诉他俩人与家人一起回“沦陷区”，或是要再回到晋西参加抗日工作，“自己想好，自己做出决定”。我哥哥是个优柔寡断的人，跟随我们坐着牛车，一直到洪洞县城门口，才说了一句：“我跟大家吧！”姐夫很早决定随家人返回“沦陷区”。
在日寇蹂躏下的洪洞县内，一片荒凉，过城门的时候，得下车给日本卫兵行礼。我们暂时在一位姓郎的伯伯家处住了三天，又坐火车返回太原。我哥哥跟我姐夫，相继找到工作。我被家父送去天平巷小学插班六年级。（我抗战前只读到二年级）小学毕业没考上中学，又返回天平巷小学读了一年。最后考取太原中学。学校课程跟抗战前大致相同，只多了一门“日语”。在第一次上“日语”课上，学了“野原”的发音是NOHARA.
在日本统治下，学生开会很多。常去的集会场地是“海子边”（现在的“迎泽公园”。其中一次是为了“日德意三国同盟”。太原中学跟日本学生也有“友善交流”，如“书法比赛”等。
1945年，民国34年，美国在长崎、广岛投下原子弹，日本投降了。
在晋西的阎锡山，好像很早就知道日本方面的情况。一天傍晚，听说阎锡山要回来了。我跟几个同学在首义门大街“列队欢迎”。等了很久，汽车来了，都是黑色的，一部接一部，大约有十多部，呼啸入城。
太原光复了。学校没有“日语”课了，代替的是“青年会补习英文”。美国的“善后救济总署”给每家每户发放“救济衣服”！
每个人都在等待“和平富强”的中华民国！@
责任编辑：林芳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