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是文坛“新人”，以投稿报刊杂志的作品发表，被读者所认识，有了书的出版，就像一张履历表，让我信心加倍的往前迈进。
“正文书局”在1972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母亲的画像”，两年后，接着出版我的第一本散文“萱草集”，可以说，日后能成为作家，处女作的出版是最直接的支撑。
于是我面见了出版社的发行人黄开礼，从此与他结了友谊之缘。
后来“正文书局”多次转型，出版类型庞杂而多广，从文史哲到教科书、工具书、电脑、字词典等。
那个年代的出版事业，除了印书生产外，大都志在“门市经营”，黄先生也不例外。他是第一代学徒出身的台湾人，师从大陆沦陷来台的上海商人。由于当时省籍观念对立，台湾人要在外省帮里讨生活，倍受宰制与艰辛。
虽说“学徒”，其实并无老师教导，一切都要自己察言观色，身兼打杂小弟与东家奴仆的身份，漫漫等待“出脱”的一天。
黄开礼在这种环境下苦熬成婆，从苦力少年成长为入行伙计，为东家奉献二十年的风华岁月，才请辞自觅新领地。
“正文书局”就是他创业的第一块招牌，往后的二十年，随着台湾政局的稳定、经济起飞、他的事业也在一片荣景的社会中风起云涌。
日治时代台北商业心脏的街道是现今称为“衡阳路”的“荣町通”，而直通总督府的“本町通”也就是光复后打造成书街的“重庆南路”。1915年，在这两条街道的十字交叉口，有一栋规模宏伟的“新高堂书店”。
这家由日本商人所经营的三层楼书店，除了独家进口日本内地的书籍、杂志外，更配合总督府的图书思想审查，垄断了公小学校的教科书之贩售。
战后，这个地标迅速被接收改成“东方出版社”，以出版儿童读物与字典为重点，协助政府推行去日本化的“国语”政策。除此之外，可以说二战前后，台湾的出版业一片沙漠。接着，大陆沦陷，上海人以地利之便，看准了这块处女地，来台大量进口或翻印大陆的出版品。
这期间，最早在重庆南路下桩布局的“国华书店”，后来扩大营业，更名为“大中国图书公司”，是五十、六十年代学子心中书店的第一名。然而，没有人知道百废待兴的当时，这条已然成形的“书街”，正是上海帮发迹的天下。
所谓“帮”，就是一种封闭生态，当时上海帮绝对不雇用“外省人”，尤其歧视台湾本地人，可是就是这么“天意”，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黄开礼来到“国华书店”，从此苦力为生、与书为伴，突破了“上海帮”占据书街的铁律，在历史洪流中缔造了血泪传奇。
大环境牵引着个人命运的起落，回顾黄开礼先生的人生或事业，都是单凭己力对抗强势、孤军作战的“孤狼”型。他个性孤傲不群、行事特立独断，这种“强人”是来自童年“一无所有”的人格养成。
他自嘲，从小追求“活下去”，是为了试炼自我能耐。他奋斗不懈、日以继夜，追求着“不败”，但经历了这一切后，才发觉凡事再怎么成功，若漠视“一朵小花”的价值，也是枉然。这使他选择在事业颠峰期了然隐退，学习放下一切的幸福。
每个人都是一本小说。黄开礼的故事横跨20年代至今21世纪，超过了八十年岁月。其中，除了强烈的励志性外，更多的是让我们重温战后的台湾景况，在那个物质与精神都匮乏的时代，人是怎样存活的……
从小学徒到大老板，他的奋斗人生，记录了台湾社会文化史的抽样与缩影。
从“文坛新人”到“资深作家”的我，无论作品有多少，都永远感念“正文书局”出版的两本处女作，有此机会因代笔的缘故，让我走进旧时代的丛林，摸索背景与发端，把“小个人”融入“大社会”鸟瞰，格外能在历史长河中感受“人生故事”的价值；“有故事可说”，是“求同”的科技时代最难能可贵的，愿与大家分享这老灵魂的传奇。◇#
——节录自《书街旧事》〈心岱 序〉 /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杨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