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4月18日讯】
2.3 五个月请愿
“99年7月20日，当我一听到中国政府要镇压法轮功，我就心如刀绞、泪流满面。中国的公安部99年7月29日甚至发出‘通缉令’，要‘通缉’我们慈悲伟大的恩师，我整个人就像要爆炸似的。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送到悉尼中国总领事馆，想向中国政府讲讲我亲身受益的经历，谈谈法轮功的真相。可是他们连封信也不收转。没有办法，我和杨若蔚（wei）等功友只能天天打着横幅去领事馆门前静坐请愿。因为领事馆位于悉尼的交通要道，这样就能使更多的澳洲人民知道中国镇压法轮功是千古奇冤！一个月、二个月……五个月，我们几位功友克服了重重困难，每个工作日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大使馆上班我们就‘上班’，不管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大家知道，澳洲的阳光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因此也是皮肤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我们脸上、手臂上的皮肤一层一层地晒焦，翘皮之后慢慢往下掉。‘修炼就是要一层一层地去掉人的壳嘛！’功友们乐呵呵地说。”
“领事馆的官员不仅连一封信也不收转，还用各种方式驱赶我们。有一次还以洗车为由往我们身上冲水，恰巧一辆警车路过此处，就进去找领事馆的人。当时还有一个路过那儿的西人女士主动留下电话号码愿意作证。‘今天我亲眼目睹代表一个国家的政府机关这样对待和平请愿的人。这还是在澳洲的国土上，我已领略到在中国那边政府对待法轮功学员会是多么的不公正。’有的警官还留下24小时的联系电话，以便急需时可以给予帮助。”
“我的伏特牌小汽车玻璃窗多次被砸碎，轮胎被扎破，钻上锅钉。还要恐吓、谩骂、甚至以暗杀相威胁。有时汽车轮胎的螺钉被拧松，这样开车会非常危险。加上当时有些大法学员包括学会成员也不理解我们，不断地劝说我们从领事馆门口撤走，更有甚者还指责我们破坏大法。有一次一位学会成员训斥我和杨若蔚：‘全世界就你们两人坐在使馆前，就你们两个人圆满！’面对这一切阻力，我们也在不断地思考，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究竟在不在法上？我想：我们去领事馆只是向中国政府讲真相，只求早日撤销对我们师父的通缉令，还法轮大法的清白，我们并没有任何自己个人的追求和欲望。我们撤走了谁高兴？不是魔高兴吗！对于某些学员的反对，我很痛心。我还是打开《转法轮》想问问师父，映入眼帘的是‘一正压百邪’。（《转法轮》第107或第166页）恩师的点化，使我更加坚定了信心，谁也代表不了师父，我要‘以法为师’，听师父的话，做师父的好弟子，在修炼的路上走好每一步。”
“就如在第一章开头写的，就在那段时间，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经过一个码头走向一艘巨大的轮船，轮船上有一个很大的会场。师父坐在主席台上，前边桌子上放着一本金光闪闪的《转法轮》，比我们的书大一倍。（——普通杂志那么大）会场很空，最边上坐着一些老太太。师父微笑着对我说：‘坐前面，坐中间。’我对师父说：‘我去找人，把位置坐满，好听师父讲。’当有学员再劝我们停止到领事馆门口请愿时，我就告诉他们：‘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爬都要爬到中国领事馆去，要求中国政府撤销对师父的通缉令，还大法清白。’后来，据说我成了悉尼总领事馆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去国内被抓后，国内报刊称我是‘澳洲法轮功骨干分子’。”
“中国有句古语：‘受人滴水之恩，亦当涌泉相报。’何况我受的是救命之恩。三年前我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几乎瘫在床上，那时的我生不如死。当各种方法医治无效，我几乎已经失去了生活的信心时，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继续生活的勇气，使我又恢复了健康，使我的艺术创作又可以继续进行。我在大法中得到了这么多！恩师为我们承受了这么多！当大法被诬蔑，当师父被‘通缉’，当国内学员被无辜镇压，难道我不能为大法说句公道话，难道我不应该为大法做点什么？”
“我虽然在人间付出了一些，可是我得到的却是用语言都难以形容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150天来，师父天天为我灌顶。‘如果师父的威德很高，也就是师父的功力很高，他可以给你消业。师父功高可以给你消去很多，师父功低只能消去一点。’（《转法轮》第115页）我看到自己有三座黑乎乎的业力的大山，当我走出来护法时，一下子就消去了半座。在领事馆门口艰难的岁月，天天都有很大的考验。这时我已经读过两百多遍《转法轮》了，这些考验都动不了我的心。所以没隔几天又消去了一座大山。就这样，一座座业力的大山都在我眼前消失了。我流着泪对师父说：‘弟子只做了这么一点点小事，师父您却给予我这么多，为我承受了这么多，我只有抓紧时间学法，同时证实大法，以不辜负恩师为我所做的这一切。’我发誓在修炼的路上，什么关都要闯，什么难都要过，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圆满随师还。我去中国之后，另外几位学员还一直坚守在悉尼领事馆门前，杨若蔚至今已经坐了两年半了。她可能是‘世界第一’——在使领馆前坐得最早又坚持得最久的大法学员。如果我不是后来去中国大陆，现在又有其他工作，我也会和她们在一起，一直坐到中国彻底解决法轮功问题为止。”
2.4 “一进宫”
“中国大陆公检法部门有些专门术语，坐过一次牢叫‘一进宫’，坐过几次牢叫‘几进宫’，我就以此作为小标题。”
“圣诞节快到了，领事馆要放十几天假。一想到大法遭到魔难，师父受到诽谤，成千上万的大陆功友因走出来证实大法而受尽酷刑和折磨，我怎能呆在家里过年过节？我去悉尼领事馆办签证，因为我炼法轮功，领事馆不给我颁发回国签证，就这样，我被剥夺了回国的权力。我曾给中国政府发了无数封信，请求还师父还大法以清白，可是都杳（yao）无音信。除了回国向政府讲清真相外，我别无选择。于是我买了机票，只身一人取道香港，辗转回到上海。尽管我离乡背井十年，在上海我没有来得及回家看望父母兄弟，也没有来得及看望师长亲友，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就又投入到护法的洪流中去。”
“在上海从飞机场去火车站时，出租车司机帮我买议价的火车票，在议价之外他又多收了我的钱，我的手电他了，他吓坏了，其实我并不是有意要电他。不知为什么，我身上经常带电，我电过我的女儿，我女儿也这样，电过其他孩子[——这可能是一种功能]。由于中国到处抓法轮功学员，所以在国内住宿和旅行都很困难。我在上海火车站附近一个小旅店里住了一宿。这小旅店很脏，枕边、床上都是老鼠屎，老鼠到处跑来跑去。我从小什么都不怕，就是怕老鼠，这下好了，什么关都来了。为了大法，只好豁（huo）出去了，就在这老鼠窝里将就着睡吧。半夜里小旅店的老板不怀好意地冲进我的房间，我也不怕他，我想要他走，我还没说话，这家伙真的就乖乖地退出去了。”
“早上九点去火车站，在那里看了一天《转法轮》。下午五点终于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次日上午八点到了北京。在火车站的门口有人问要不要住旅馆，单人间，每天20元，我就去了。其实是个二、三平方米的地下室，没有窗户，到处是厚厚的灰尘，被子又黑又硬，除了一张脏兮兮的小床以外，站人都困难。结果每天要收30元，店主收了钱还要我在发票上签字，证明这房间是当仓库用的。这就是所谓‘单人间’！没有洗澡间，公用厕所脏得无处下脚，臭不可闻。几天几夜的奔波，脚上都走出血泡来了。钱也给人骗了，身上还剩2元钱，这2元钱还要留着去天安门作车费，饭也吃不成了，只好饿着肚子。看着这个鬼‘单人间’，越看越不是滋味，看着看着，越看越发呆，看着看着，泪珠在眼框里打转，委曲之情油然而生。这时我突然看到门背后有一个‘忍’字，毛笔写的，很大，再看下去，‘忍’字变成了漂亮的金色的，我越看越喜欢看。奇怪的是，这“忍”字的点都不是实心的，而是一个个小圆圈。[——这是“天目”看到的]我悟到师父是在点化我，大法学员心要‘空点’，心胸要博大点，要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慈悲的师父又一次点化了我，顿时我记起了自己的誓言，‘我要吃尽世上所有的苦修回去，跟师父回家。’既然‘要吃尽世上所有的苦’，住个不堪入目的房间算什么！我就坐电车去天安门，我不知道天安门在哪里，我先还以为正阳门就是天安门哩！然后我是从正阳门走到天安门去的，我想在那里也许能碰到大法弟子。便衣警察问我：‘你炼不炼法轮功？’他问了三遍，我不答理他，他就走了。我手上没有钱，吃不上饭，饿了一天肚子。那几天我每天去天安门。”
“有一天终于看到澳大利亚的学员了，他们住在北京最好的饭店！交流情况后，我和一位香港功友12月29日住进了‘哈德门饭店’。早上起床后，楼下坐满了便衣警察，我们知道被盯上了。我有一条用布做的大横幅，十米长，一米宽，红底金字。我把横幅围在身上，外边罩上大衣，显得很臃肿，别人都以为我怀孕了。吃了早餐后，我们结完账就离开了饭店。三、四个便衣警察盯着我们，我们决定分开走。一个便衣警察紧紧地跟着我，一直跟到地铁。我拎着一个旅行箱，想把它寄存到北京火车站。这时一位斜挂横幅的礼仪小姐，把我的旅行箱给骗走了。警察只会抓好人，坏人、骗子这样猖獗他们完全不管。后来北京的一个公安人员在审我们的时候说：‘我们只抓法轮功，杀人放火都不管。’这倒是个大实话。大法的书、大横幅、护照和钱都还在我身上，旅行箱被骗走也好，帮我卸下了一个大包袱，让我轻装上阵，谢谢！‘放下执著轻舟快，人心凡重难过洋。’（《法轮佛法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但这是我以后才悟到的。”
“便衣盯梢怎么办呢？我想我是澳大利亚公民，对，我有护照，我就去澳大利亚大使馆！那天正好碰上放假，我还是勉强走进了大使馆，里边有文官、武官接待。他们了解了情况后，就把我从后门送出去了，这样才终于甩掉了那个便衣特务。我一想到他还在那儿呆呆地等着我，就有点想笑，‘傻瓜，等着吧，永远等着吧！’旅馆也退了，旅行箱也丢了，我也没地方去了。从早上七点出门，到晚上十点，坐了一整天的公共汽车，脚上都走起血泡来了，没法停下来。没有一个熟人，也不知道一个电话号码。这时，突然来了一个骑平板三轮车的‘板儿爷’（——北京‘爷’多，会吹牛的叫‘侃爷’，有钱的叫‘款爷’，踩平板三轮车的叫‘板儿爷’等），问我要不要住旅馆？我说没有身份证，他说没关系，‘板儿爷’就带我住进了一个旅馆。”
“12月31日清早，我随着旅馆的旅游团去看升国旗，又来到天安门广场。大约七点半，我看到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白人学员西蒙一家，我非常高兴，激动地和他们打招呼，和他们只讲了两句话。他们刚走，三个便衣警察就无缘无故地把我拖到警车上去，劈头盖脑地打得我血流满面。他们问我从那里来的，我不说。然后把我抓入公安局受审，一个警察说：‘你是师父的好孩子，是好样的，有的人一看就象个吸毒的。’然后他就打我。打哪，打哪，后来他打得没有力气了。他说，你以为我想打你呀？自从打了法轮功学员，我浑身是病，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痛。一大清早公安局已抓了五、六十个各地来的大法学员，其中有农村妇女和老人，警察罚他们站着，朝他们头上猛打。当他们知道我是从澳大利亚回国的，打我的几个警察就跑掉了。”
“‘脚穿旅游鞋，手提尼龙袋，手拿大哥大，两眼直瞪瞪。’——这是警察给大法学员总结的顺口溜，一抓一个准。所以去天安门要化装，但我的旅行箱也丢了，实际上是不要我化装。我们被送到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处（公安五处），看到我们穿着打扮这样朴素，把钱都花在买飞机票上了，连审我们的警察也掉泪。有一个警察很凶，要抢我的书（——指《转法轮》），我说：‘你打死我可以，你休想动我的书。’他被镇住了，就没敢抢我的书。他们搜身，东搜西搜，竟然没搜到十米长、一米宽的大横幅！他们把我关了一天，然后强行遣送到香港。到了香港，我就把大横幅挂在‘中联办’（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对面，和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学员一起炼功。”(http://www.dajiyuan.com)
相关文章
